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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现在许多公共场合中所表现出来的热烈拥护中国文化的情绪，是在强烈的反映出一种日在蓬勃的民族意识。

　　我们看明了一个人在不得意时的自尊膨胀——高层的自我认定（exaltedidentifications）——再看许多民族意识的发展，多半都是在困苦灾难的时期。犹太民族在逐出埃及后的“选民”意识，我们在备受强敌侵略后之强调“黄帝的子孙”——我们就可以明了民族意识所包涵的强烈的情绪成分，一种苦闷和忧虑的情绪成分。一个人在苦闷的时候，有许多怨恨恼怒的心情，无处直接发泄，一定要找一个代替的目标。所以凡是民族意识的兴起，一定有它当时的实在的或假想的敌人，因之民族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反应性（responsive）的，本体多半是敌对性（poiemic）的，态度往往是挑战性（challenging）的，它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理智性的论辩，实体上完全是一种情绪性的产物，所发挥的更主要的是情绪性的作用。

　　但是过分的民族意识，也可能有不少的害处。因为：

　　过分的情绪冲动，可能要损伤了清醒的理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可使人们失掉了客观的评断：为了强调自己的长处，因而看不见甚或不承认自己的短处；因为发现了人家的短处，遂即忽略了甚至于不承认敌人的长处；这就是我们当年义和团的悲剧之内来。

　　徐先生这种看法极为正确，他自己能免于用“情绪因素”来看中西文化问题自无疑问。美中不足的是，徐先生的“文化观念”中却又掺着一种“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此种好梦之混淆视听比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要大。

　　所谓“世界博物馆馆长”的好梦，就是想拿万花筒式的方法，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坠。尤其那些只在”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头换面，因为“世界博物馆馆长”正需要你们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门的造形！

　　我们试看这位“馆长”的意见，他说：

　　最近几年中，我们又从另外一方面，听到一种对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敬告。这个警告，是来自正在发展的人性学（HumanEtbology）。这些学者，认为人类文化之生成和发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适应。如若每个人的幻想和适应全是一样的，那么美术就要毁灭，科学就要死亡，而人类就要和低级动物相去不远。所以一个科学的社会，一定要设法维持各种行为和反应中最高度的差异性（当然，也不可以达到一个接近混乱和不稳“的程度）。因为有了多原性（heterogeneity），才有进步可言。而单纯的同原性（homogeneity），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同原化的倾向——世界性的广播和电视，一版印行几千万份的杂志和画报——其程度是异常可怕的。所以怎样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样保存人类文化的差异，正是目前人类的一个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尽量创设多数的文化焦点，尽量维持原有的许多文化传统；譬如对于若干老的大学，我们尽量保持它们的作风，以维持人类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文化的论辩》）

　　这真是比于不伦！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个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会产生“适应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保持差异”，而是怎样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为了“保持差异”而不去解决“适应不良”的问题呢？

　　徐道邻为传统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观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认为同原化“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这种“远见”我不好说它是侈论，但至少是一种杞忧。尤其对所谓“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实际的论调。如果一个民族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如果真有只在“科学与工艺上落后的民族”，那么这民族唯一该做的事，乃是尽量“倾向”那些现代化强国的“文化焦点”，在富强竞争中不被远远甩在后面，这才是这民族“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

　　对一个穷光蛋来说，争气的办法是阔起来，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斗斗富。而不是只披一件“科学与工艺”的外衣，挤在金谷园里去点缀、去陪衬、去维持“高度的差异性”！

　　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去点缀世界博物馆，这不是我们穷借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徐先失援引几个洋学者来劝阻人们不要争奇斗富，这是我们不敢领教的高论。所以对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词句所走私进来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觉间（我不敢说是有意的）为传统派做了嫁衣裳。

　　传统派的主力根本是一群毫无新头脑的土“学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西方文化，更不了解西方现代的新学问。徐先生比起这些人士当然高明。但他那点高明，却又正巧用在为传统派张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战术是抬出西洋“许多有地位的人类学者”来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时可用“不敢当”来脱身。

　　在洋书后面做好防御工事后，他便开始用“近年来…‘西洋学者”的看法，向传统派助战。我们看他从旁而来的“仗义执中国的国有文化，在科学和工艺两方面，是远比西洋人落后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弃，本无足怪。幸亏近年来若干事实的发生，使人民明显的认出来，科学和工艺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这是很暧昧的论调了！他又说：

　　中国过去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也曾多次圆满的吸收了消化了外来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证明过它的雄厚的力量的。今天，在科学的发展到了不可一世的日子，科学的潮流席卷了全世界的时候，许多中国人还在那里欣赏他们国有的文化，不轻易的把科学和工艺，看成人类的一切，这一股子的傻劲，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之一种表现吧。（以上皆引自《转变中的文化观念》

　　徐先生似乎不知道过去的事永远过去了！过去中国之所以“曾经多次同化过征服它统治它的异族”．是因为那些异族的文化潜力较差。现在，我们所碰到的西方文化可不同了。

　　时移世变，古老而带静态的农业文化形态，根本不适应这一新的西方文化之冲击所引起的新变动。如果中国旧文化继续能有实效，何以中国会发生这样广泛而又基本的变乱？何以许多人还得靠美援过日子？

　　至于徐先生文中提到的“许多中国人”，当然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在徐先生的标准中，乃是“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

　　在最近几年来，许多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在对于中国国有文化的探讨，重新加以致力。他们之对于中国文化的宣扬，和四干年前东西文化论辩时期之国故论者的立场，大不相同。那时候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对于西洋文化，多半还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而今日的情形，则和当时大不相同。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先生们……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认识。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么？以什么为指涉点（point of reference）？简直令人莫测高深！对学问思想的评价和说应酬话，总须有个分际吧！况且，在连用“高度”榆扬之后，他又提醒“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还有一种“活的中国文化”也是可以宣扬的：

　　许多在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先生们．对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似乎还没有予以适当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实际生活在每一个中国人里面的“活的中国文化”。

　　所谓“活的中国文化”，徐先生“特别举出三种现象”，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一个现象”，此现象是：

　　中国有很多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在行为生活上，却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贞节牌坊式的国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这真教人吃惊了：

　　至于目不识丁的匹妇弱女，以“节妇”或“烈女”，盖“牌坊”，作“列传”，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里从来没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动中的中国文化》）

　　这种最野蛮的民族也玩不出来的可耻把戏，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出于最片面的贞操观念的表现，居然还被徐先生列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现”，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中国人的耻辱。

　　东方人的耻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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