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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手

　　五、六年前，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台探亲，父亲和弟弟妹妹们到机场迎接我，独不见母亲。大妹淑敏向我解释道：“妈妈身体不大好，怕冷，这边风大，所以她没来。”

　　刚踏上阔别十多年的土地，重见家人，老父白发苍苍，弟妹皆长大成人，已使我百感交集，听了这个话感触就更多，心想：“我真是离开太久了，母亲居然已老到这个程度？连风都怕了！”

　　我们一行坐着车子，浩浩荡荡地回到家，一进大门，淑敏就叫道：“妈，你看什么人回来了？”跟着她的话音，我看到母亲双手掩面，嘤嘤地哭泣着向我走来。她身材瘦弱，鬓发全白，果然是老了，比我想象中更老。

　　我扶着母亲的肩膀，说：“妈妈，不要哭……”一边拿开她那两只蒙着脸的手。

　　母亲渐渐地止了哭，任我握着她的双手，同坐在沙发上，高堂老母久别重逢，我本来是要做愉快状的。但当我看到握在掌中的那双手，是那么枯瘦、僵硬、粗糙，手背上青筋暴露，是一双终生辛劳的老人之手时，就无法控制地流下泪来。这双手不单使我看到岁月的无情，为自己的远游异国十几个寒暑而惭愧——人生一共有多少个十几年呢！也使我猛省到母亲是如何地牺牲自我，为儿女家庭奉献了她的一生。而这双手更触及到埋藏在我心中的一个极美的回忆——一份属于我独自享有的秘密。虽然日子不停地向前奔驰，年代已经久远，那些可贵又可爱的往事，却一点也没在我的心中褪色，仍是那么生动，那么美丽。

　　童稚年龄是人生黄金色的起点，新鲜、幼嫩得象从泥土里冒出的新苗，象从蛋壳里刚钻出的小鸡，成长滋润，全靠母亲无尽的爱。这个小生命的全部生活，也就是对母亲的依赖，对母亲的爱。这种爱是天下最赤诚、无私、洁净，最接近神圣崇拜的爱，所以它不衰不老，历久常新。在这样多年月以后，当我想起幼年时看母亲作画的情景，心中仍被感动充满着，仍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神秘的欢愉，眼前仍会出现那幅温馨的图画：北国温柔的太阳光，透过玻璃窗上薄如蝉翼的白色纱帘，洒在一张油亮的黑漆大桌子上，桌上有纸有砚，一个年轻的母亲拿着笔在画，一个小女孩坐在她对面，两手撑着下巴，静静地看。那个小女孩是我，作画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出身官宦之家，又是外祖父最小偏怜的女儿，未出嫁前，是个从未做过闲杂家务的大小姐。她的一双十指尖尖常戴着珠翠宝石戒指的玉手，擅长丹青。画画原是她们家的祖传“娱乐”，母亲虽未正式学过，因自幼随着外祖父涂涂抹抹，也自有一手功夫，画马象马、画虎象虎，特别是画花画鸟，风采神韵尽从笔墨中流露。母亲不但会画画，还会吹洞箫，吹出的曲调悠扬动人，在箫上按来按去的几个指头更好看。可惜的是，我祖上是淳朴农家，对于艺术向无修养，母亲在绘画和音乐上的才能自然也就无人赏识。那时候的女人好说话，母亲又是逆来顺受的性情，她也就不画不吹，在大家庭中做个勤勤恳恳的小媳妇。

　　母亲重新拿起笔涂涂画画，是我三四岁以后的事。那时我们的小家庭在北平，家中的四员大将是父亲、母亲、大妹淑敏和我。虽说我们两姐妹，一个调皮捣蛋，一个刚学走路，轧手轧脚，摔倒了就大声嚷啕，在别人的眼睛里是两个装了一脑袋浆子的糊涂蛋，我们的父母可把我们视为珍宝，当做掌上的两颗明珠，而且有名为证，那时我叫爱珠，大妹淑敏叫禾珠。

　　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幼稚园在那个年头也不象今天这么普遍，全北平一共三五个，据说最近的一个也离我们家好几里路。父母舍不得我去那么远，便在家里由母亲自己教。母亲规定我每天“描红”写大楷、认字、背唐诗。如果功课做得好的话，还有奖励。奖品就是母亲画的画，多半是猫、马、猴子和画眉鸟，我非常珍视这些画，每得一张就挂在我床旁边的墙上，挂得一面墙满满的。

　　上次回来时，父亲听说我想趁机“恶补”一些国画的基本技巧，以能将来利用在我所学的美术设计上，便给我买宣纸、毛笔、颜料、墨和砚台等等，显然对艺术非常看重。可是在三四十年前，他的观念还没这么“进步”，那时他认为绘画是无啥用处的雕虫小技，对母亲的艺术天才也不觉得珍贵，在这一点，母亲自然不免寂寞。也因此，对于我特别欣赏她的画这一点，觉得非常安慰，很喜欢为我作画。但是她哪里知道，我不只是喜欢她的画，我更喜欢看她作画时的神情和那双动作优美的手。

　　母亲作画时，脸上永远绽着一抹怡然的微笑，那笑容给我一种极和平、可依赖的感觉，她的那只握笔的右手，动作熟练，挥洒自如，又长又白的手指上永远有一枚漂亮的戒指做点缀，使那只手看来更美、更细嫩可爱。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未浓妆艳抹过，手指甲上更没涂过蔻丹、她不烫发、不搽粉、不穿高跟鞋，可是别人都说我的母亲美，他们说她美得高雅、清纯、不带烟火气。这种说法，一点也引不起我的惊奇，因为我已经领会在先了，在那么幼小的童稚之年，我就以崇拜与爱慕的心情，欣赏母亲的那份韵致了。每当母亲与我对坐在那张油亮的大桌子前，她作画我静观时，无人会知道那是多么感动我的一刻，多么愉快的一种秘密享受。

　　可惜的是，那段和谐美好的日子，被“七七”事变的炮声惊破了。在日本鬼子的追赶中，我们仓皇南逃，直到四川重庆才定居下来。

　　刚到重庆的头两年，日本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我们日夜不分地忙着逃警报。警报解除后回来，不是见燃烧弹饶得半边天通红，便是见断墙颓壁，遍地瓦砾，往日的安谧完全没有了。后来日本人顾首就顾不了尾，无能力再来轰炸，日子显得稍平稳些。然而战时物资奇缺，生活艰苦，妹妹们又一个个地出生，父亲做官清廉，除了薪金之外，没有一星半毫的“外快”，每月收入只够半个月的开销，另外的半个月生活全靠变卖母亲的各种首饰维持。于是，母亲指头上的翠、钻、宝石，一样样地全变成了肉菜米面，进了我们的肚子，她再也没有闲暇和心情为我画什么。那双生成该拿画笔不该拿锅铲的手，便终日洗、浆、烧、煮、缝补、打扫、伺候孩子。

　　长期的操作，使母亲那双美丽的手渐渐变了形，骨节长大了，指甲磨损了，皮肤粗糙了，手指变粗了，不复再是以前那副纤巧柔美的模样。可是，这时这两只手发挥了另一种神奇的力量，她为我们烧出可口的饭菜，织出式样新颖的毛衣，为我们做制服、补袜子。每当我看着那两只手快速地动作着，虽然不象幼年静观母亲做画那样，沉醉在一种无可言喻的美感里，还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有时我问母亲：“妈，你怎么不画画了呢？”母亲总隐约地轻叹一声，微笑着道：“现在还能谈到画画的事吗？等吧！等你们全长大了，我就可以有功夫画了。”当时我一点也听不出母亲话中的感慨，现在偶尔忆起往事来，才悟出母亲为她的艺术才能被埋没，是多么的遗憾。

　　如今，我们姐弟八人，连最小的弟弟也长大成人了，照说母亲蛮可以在含抬弄孙之余，重提画笔以自娱，我在家信中也曾如此建议过，谁知命运竟无情到连母亲这个最后的机会也剥夺了。眼疾使她双目视线模糊，接近失明，连日常生活也感到不便了，哪里还谈得到提笔作画。

　　母亲是老了，已是一位白发如霜、形容枯衰的老太太。然而，在我的心里，特别是在那份最隐秘的回忆中，她仍是世界上最美的母亲，她那双手，仍是最美丽纤巧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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