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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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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杨文彦和静慧那么快乐，那么齐心合力的去追求共同的目标、永久的幸福，织云无法不感慨万端。想想江啸风，心里更疙疙瘩瘩。他虽然答应了她留下来，但那是很勉强，很不情愿，甚至使他很痛苦的。她看得出，从昨天到今天，他几乎变了一个人，变得萎靡颓丧，完全不像平常那个神采飞扬的江啸风了。留在国外竟会让他这么痛苦么？ 回国真会对他那么重要？真如他自己说的“我这一生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要创作自己的声音”么？是的，他爱国，他的民族意识特别强，他是真的从心里想做这件事。但，留在外国不是一样可以“创作”么？譬如说，就像去年暑假在山上那一阵子，她写词、他谱曲，然后可以寄回去，让国内的人唱。“让中国人唱中国自己的歌”她并不反对，但始终不觉得这个问题有江啸风说得那么严重，严重得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也不觉得为了这个目的就值得他们放弃一切，把自己投进去。甚至怀疑如果真的回去，得到的会是甚么？她不相信国内的人都愿意接受“我们的歌”，就是接受，也未见得就能激发起“民族的自尊自信”。她觉得江啸风的艺术家气味太重了，太理想化了，很多观念和做法都不切实际。 然而，不管他对还是错，放弃回国去创造“我们的歌”，给他的痛苦都是深切的。她为此不安、内疚，简直无法再真正平静下来。那么，索性打消这个留下来的意念，还是两个人一道回国去？跟着这个想法，立刻那么多的现实问题涌到眼前来了，父母的反对、亲友的讪笑、自己的不甘心——为甚么人人都可以留在国外求安定、求发展，就偏偏余织云不能呢？在外面能立住脚的，谁肯回去？回去就代表没办法，而且，还是那句话，费了多大的力量才出来的？怎么能真就那么回去？不能，回去的事绝对不能考虑……火车颠簸着往前奔，房舍、田陇、树林，一样样的轻轻溜过。织云的眼光空茫茫的，似乎甚么也没看见，整个人就陷在极度的迷惘里。以前因为给了江啸风回国的诺言而痛苦不安。现在江啸风已答应了她不回国，她已摆脱了那个桎梏，已得到了所要求的。但她仍然不快乐、不轻松，心上的负担还是那么沉重，沉重得像被甚么在压着、捆着、堵着…… “喂！余织云——”静慧用臂肘撞了织云一下。 “啊？——”织云如梦初醒似的，把眼光从窗外收回来。 “你在想甚么啊？叫了你几声都听不见。”静慧嘟着嘴。 “许是昨晚上睡得不好，头有点昏昏的。”织云支吾的说。 “你看着是精神不好，可别还没到瑞典就先病了。”静慧躭心的研究着织云的气色。 “不会的，你别乱操心。”织云故意不在乎的笑笑。 “是太阳晒的吧？我把窗帘拉下来。”杨文彦站起身拉下黑纱窗帘，坐位里顿时添了点阴凉的意思。 “如果在瑞典三个月，能有半个月出太阳的话，我们就算运气不错了。”静慧说。发现织云在抿着嘴笑，就问：“咦！你笑甚么？” “我笑怎么在欧洲的人一开口就是天气、太阳，好像这是甚么了不得的谈话题材。” “就是那句话，物以稀为贵，这里的阳光太少啊！那里像台湾阳光那么多。”杨文彦说着把架子上的口袋拿下来。“我看该吃东西了，吃饱了才有精神旅行。人家去北欧都坐飞机，咱们坐火车嘁喳卡喳的晃去，可得长功夫啦！”他从口袋里掏出火腿三明治，分给每人一个。 “怎么样，我自制的三明治还不错吧！里面还夹了酸黄瓜呢！”杨文彦自我宣传的扬他手里的三明治，大口的吃着，满意的笑着。 车到汉堡已是晚上十点，走了近十五个小时。几个人早已被颠得头昏脑胀。织警问：“从汉堡还要走很久吗？” “早着呢！小姐，这才走了一半。”静慧说。 从汉堡换了车，走了两个钟头，火车上了渡海的轮船，船上灯光明亮，海上风平浪静，人可以从车上下来。 时间虽然已经是半夜，却挡不住织云要看看“夜中的海”的欲望。杨文彦在甲板上找了个避风的角落，叫织云和静慧坐，他自己倚栏站着，头上的短发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 “杨文彦，你也坐下来嘛！别吹病了，这是半夜啊！”静慧叫。 “我从来不会病的。”杨文彦转过来看看织云又看看静慧，见织云头上包着纱巾，就对静慧道：“你也把头包起来吧！”静慧说：“我不怕冷。”但是也用花绸巾把头包上了。 织云一句话也不说，只贪婪的看着月光下的大海。在月亮的清辉中，清晰的看到一波波的白浪汹涌而来，然后又如潮水般迅速的退去，那样反反复覆的翻滚着，水波时而晦暗，时而闪动着水银似的粼粼幽光。织云在海岛上长大，却从没真正的看过海，她觉得海真美、真大、真辽阔深远，她深深的受着感动，整个思想都被海水洗濯了，只剩下一片空白，如果说她的思想里还有甚么？那便是江啸风，她幻想着如果他在身边，该是多么美好！后来她忽然想起了徐志摩那首名叫“偶然”的小诗，那句：“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使她感到些微的怅惘。但她立刻就把它抛在一边，告诉自己说：这句话一点也用不到江啸风和她的身上。 车到哥本哈根是清晨两点，织云甚么也没看到，得到的印象是：哥本哈根一片黑暗，像座死城。 “还要多久才到啊？”她苦着脸问。 “早呢！马上就要过海到芬兰，然后还要过海才到瑞典。你睡觉吧！要明天中午才到呢！”杨文彦说。 “唔，还要那么久吗？”织云也懒得再问甚么了，颓然的靠在椅子角上，愁眉苦脸的像个小可怜。 车到瑞典那个工业小城的时候，正如杨文彦所说，已是第二天中午了。一天一夜在车里，杨文彦和静慧都靠在椅背上呼呼大睡。只有织云，从来不是个容易睡觉的人，坐在又晃又摇的火车上更无法真正的睡着，只迷迷糊糊的打了几个盹。下车的时候，她面孔白白的，混身冷冷的，像个病人。 食宿的地方倒是比在德国还清洁美观。四个人住一间房，她们的房间除了织云和静慧外，还有两个奥国来的女孩子，也说德语，几个人一下子就熟了，生活倒不寂寞。 她们的工作是替一家驰名世界的冷冻工厂，包装食物。织云分配到包装碗豆的一组，静慧包鱼，两个人不在一处。果然如静慧所说，她们是在“冰库”里工作。织云把白色的工作衣里加了两件毛线衣，腿上穿着厚呢长裤，还觉得总有冷气往身上灌。 这次杨文彦“升级”了，不再做包装的工作。他的新职务是搬运东西，把装好箱子的冷冻食品，用车子推走。静慧干脆就称他为“苦力”。“苦力”虽苦一点，工钱可就差不多高了一倍。因为获得这样的“高薪职位”，杨文彦和静慧每天都满面笑容，心情特别好。静慧几次说：“看样子这次回去，馆子真开成了。” 工钱是两星期结算一次，织云第一次拿到那相当于七百几十块马克的瑞典“古顿”时，真是悲喜交集，为自己赚来的这点辛苦钱非常感慨。做了两星期工，她掉了两磅体重，一直伤风，现在还鼻子不通。她写给江啸风的信上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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