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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你可以等我回来吗?回来之后,我有话要跟你说。”

  回去之后,我要告诉他,我喜欢他。

  “嗯。”他应了一声,彷佛已猜到我要说什么。

  “我要走了。”我说。

  “再见。”

  “谢谢。”

  在从巴黎开往伦敦的夜车上,都是些孤单的旅客,可是我不再孤单。

  在伦敦,我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一个小小的银色的相架,相架可以放三张大小跟邮票一样的照片。相架的左上角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仙女,她是英国一套脍炙人口的卡通片里的主角花仙子。相架上,刻着两句诗,如果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五天之后,回到香港的家里,我正想打电话给文治,良湄的电话却首先打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找了你很多次。”

  “刚刚才到,什么事?”

  “徐文治进了医院。”

  “为什么?”我吓了一跳。

  “他前天采访新闻时,从高台掉下来,跌伤了头。”

  “他现在怎么样?”

  “他昏迷了一整天,昨天才醒来,医生替他做了计算机扫描,幸亏脑部没有受伤。”

  我松了一口气,问良湄:“他住在哪一家医院?”

  我拿着准备送给他的相架,匆匆赶去医院。只是,我从没想过,走进病房时,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床沿,正喂他吃稀粥。

  那一剎,我不知道应该立刻离开还是留下来,但是他身边的女人刚好回头看到了我。

  “你找谁?”女人站起来问我。

  头部包扎着的文治,看到了我,很愕然。

  我结结巴巴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让我来介绍--”文治撑着虚弱的身体说,“这是我的同事周蜻蜓,这是曹雪莉。”

  “你也是报告新闻的吗?”曹雪莉问我。

  “我报告天气。”我说。

  “哦。”她上下打量我,彷佛要从中找出我和文治的关系。

  “请坐。”文治结结巴巴的跟我说。

  “不了,我还有事要办。”我把原本想送给他的相架放在身后,“良湄说你进了医院,所以我来看看,你没什么吧?”

  “没什么了,谢谢你关心。”曹雪莉代替他回答。

  “那就好了,我有事,我先走。”我装着真的有事要去办的样子。

  “再见。”曹雪莉说。

  文治只是巴巴的望着我。

  “谢谢。”我匆匆走出病房。

  出去的时候,方维志刚好进来。

  “蜻蜓--”他叫了我一声。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走廊。

  本来打算要跟文治说的话,已经太迟了,也许,我应该庆幸还没有开口。

  我在医院外面等车,方维志从医院出来。

  “哥哥。”我叫了他一声,我习惯跟良湄一样,叫他哥哥。

  “什么时候回来的?”他问我。

  “今天下午。”

  “在巴黎的比赛怎么样?”

  “我输了。”

  “哦,还有很多机会啊。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我指着我手上那个用礼物盒装着的相架。

  “没用的。”我把相架塞进皮包里。

  “文治的女朋友一直住在旧金山。”

  “是吗?”我装着一点也不关心。

  “他们来往了一段时间,她便移民到那边。”

  “你早就知道了?”我心里怪责他不早点告诉我。在他跟高以雅请吃喜酒的那天晚上,他还取笑文治追求我。

  “曹雪莉好象是一九八四年初加入英文台当记者的,她在史丹福毕业,成绩很棒。几年前移民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以为他们分手了。”

  一九八四年?如果一九八三年的时候,我答应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我就比她早一步认识文治,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念预科的黄毛丫头,怎可能跟念史丹福的她相比?

  “他们看来很好啊。”我说。

  “我也不太清楚。”他苦笑,“文治是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有责任感的男人是很痛苦的。”

  “你是说你还是说他?”

  “两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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