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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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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哎哎，我咋的了？啊？我又咋的了？你要不愿意听，我走。一会儿就走。”他嘴里这么说，却并不真的起身，只是拿眼睛盯住了她，然后从小哈床下那个盖着一块白布的脸盆里，又取出一个小碗，分出半碗“冰糖藕粉糊糊”，递给小哈。小哈没推辞，慢慢地把它喝了，但仍然没说啥话。宋振和见她保持了沉默，聪明的他当然不会去主动打破这种必要的沉默。他早有感觉，小哈近来显得有些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说不好哪句话哪件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就会狠狠地奚落你一通。有时，甚至是很莫名其妙的。他能理解她的这种“莫名其妙”。随着年龄一年年大起来，跟他之间的这种关系又得不到确认，也不可能得到确认，肯定会使她越来越对现状的一切，感到不耐烦。但他又觉出，小哈似乎也还没有那个意思，马上结束他俩之间的这种往来。有时，他也隐隐地会觉得自己如此牵扯她，确实有些对不住她，但在这只要走出五百米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的小镇上，有时天色迟迟地不黑，风迟迟地不停，路迟迟地走不到尽头，地平线却总是高高隆起在一望无边的大戈壁上……他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真心地来“倾听”自己的某种诉说。“小哈不漂亮……”他无数次地用这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并以此来证明，自己之所以寻找各种理由走进这个保密室，真的是因为小哈她能真心地、最起码也是能比较安静地来倾听他的“倾诉”。况且，是用一种忧郁的困惑的眼神来倾听。这使他感动。他向自己解释：他对她，主要不是生理需求。愿望并不卑劣。正因为如此，他常常把一些不该告诉她的事情，都跟她说了，以示他对她的信任。另一方面，她本身就是个保密员，说些内部的事给她听听，也无妨。
那天，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后，宋振和就在她喝这“糊糊”的时候，详细把我在报告里提到的高福海的情况，全都告诉了她。他说：“我一直认为，搞不好冈古拉，哈拉努里就不会好到哪儿去。现在高福海处于这样一个精神状况，真让我灰心。”
“退伍军人事件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是结束了……”“那干吗还老想着要收拾人家高场长？”
宋振和淡淡地一笑，让小哈取出那份卷宗，又从卷宗里取出我的那份情况报告，用力抖了一下，将它展开，往小哈面前一放：“这是小顾写回来的最新情况报告。你看看吧。退伍军人事件是结束了。但是，他认为，冈古拉问题主要症结还不是在所谓的退伍军人事件上。是高福海。在冈古拉，不少人都认为高福海的神经不正常……”
“胡说咧！”小哈一下站了起来，满脸胀得通红，大声地叫道。但聪明的她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再没跟宋振和往下较劲。又坐了一会儿，她只推说头疼，把宋振和打发走了，然后把那份我写回去的最新情况报告，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马上就给高福海打了那个电话……高福海得知我报上去的情况报告里居然写上了他“神经不正常”，大为震惊。这份材料在上报前，他亲自审阅过。审阅时，报告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等报告送上去了，会添加了这样的内容呢？他在载波电话里问小哈：“看笔迹，加上去的这一段内容，跟其他内容，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小哈答道：“是同一个人写的。”“你看像谁写的？”“小顾呗。”“没搞错？”高福海还特地追问了一声。“绝对错不了。”她断然答道。这样，他大惑不解了。放下电话后，他呆呆地坐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便通知马桂花，赶快去叫我，他想当面对证此事。
其实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那天，高福海安排马桂花带我去“实地考察”退伍军人情况，当晚我就按他的意思写了个情况报告，告诉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冈古拉一切恢复正常。报告写完后，经高福海过目，交专门负责机要交通的“军邮”送出。在交“军邮”时，我玩了个“掉包”花招。也就是说，发走的那个报告稿和呈高福海过目的那个报告稿，不是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必须把朱、李、马、赵等人谋划密告高福海“神经不正常”一事报告给上面。这是不容忽视的最新动态。我在报告中，还表明了我对整个这事态的看法：“只有认真搞清高福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级组织才能为最后决策解决冈古拉问题，找到最坚实的依据。这件事远比当初搞清退伍军人下落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宋振和曾许诺过，关键时刻，他会派人来和我联络。但这个联络员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偏偏没出现。我又不能使用那两部外线电话去向上面报告情况。情急中，才想到了这个“掉包”计。我以为，这样的报告一旦被送到各级领导手中，必然会得绝密级的保护。掉包计是绝对不会穿帮的。没想此报告刚送到哈拉努里，就从宋振和的手指缝中露了出来，还偏偏露给了这位“哈采英同志”；更没想到这位“哈采英同志”还是高福海的铁杆“谍报员”
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
“您准备怎么处置小顾？这小伙子本质上还是不错的……他打这报告，也是他本职之内的工作，没法子的事。您千万别对他太怎么样了。倒是那些在你身边舐着你，溜着你，又背底里向你捅刀子那些货，你得好好收拾一下。”小哈在电话里还特地这么叮嘱了一句。当时她听到高福海在电话里，声音逐渐变得短粗、急促、深重，间隔、沉默的时间也变得越发冗长时，她有些害怕了，甚至有些后悔了。她担心高福海会控制不住地对我施加严厉的报复，反而使刚趋于平静的冈古拉事态，再度恶化……从感情上来说，小哈对我也还是有相当好感的。
只不过她天生不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交往；而且潜意识地，总在渴望从年长异性身上获取她从幼年时就一直渴望而又从未得到过的那种强大的父爱式的“爱”和“保护”。但她并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打完电话，再冷静下来想想，她也觉得高福海这些年有些事确实也做得让人费解。比如，她就曾多次劝说过他，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经常到上边来开开会，在领导跟前露露脸，听听新的工作精神。但连这一点，他也听不进去。其实他并不是不想了解上边工作精神，更不是不懂到上边来参加会议的重要性。他虽然不到上头来开会，但每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不仅要从与会的朱副场长那儿详细打听会议的情况，还一定会“秘密”地打电话给小哈，从她那儿了解会议的更多情况。（每次会议上的领导讲话记录、小组讨论简报，包括会后形成的正式文件和会议纪要，都会归档到由小哈负责的保密室保管。）连一些细节都不会放过，连续问个三五遍还不放心，一个电话能打两三个小时……既然如此，那么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听会呢？她知道，他只是不想见上边的某些人。他对他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意见，有看法，也没什么嘛。现在上下级之间有谁是完全和谐、完全一致、完全协调的？不和谐，不一致，不协调就不能在一块堆儿开个会了？当干部，最起码的素质就得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嘛。但小哈知道，这个高福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有什么，他就要表现在脸上。这个为冈古拉人所特有“臭毛病”正是哈采英最替他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高福海的“不正常”之处，那么，她比谁都早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不正常”。而且一直也为这一点担着心。要知道，冈古拉有两个“基干民兵值班连”，都配备有武器。一个是机炮连，配备了六门能打坦克的三七炮，还配备了六挺老式的马克西姆水冷式重机枪；另一个武装连虽说是一般的步兵连，也都配有步、机枪。这些武器说起来都是二战时期的老家伙，但使用起来威力仍然巨大。比如步兵连配备的那种七点六二口径的苏式步枪，在六七百米开外，仍能射穿解放牌卡车的钢质轮箍。这些武器弹药平时都存放在场部的武器库里，但是，这“场部的武器库”，却直接归高福海管。只要他下令，是完全可以打开这些武器库的大门的……
想到这里，小哈的心常常不禁皱缩到了一块，并且还会怦怦地快速跳动起来。
但是，事实证明，哈采英过虑了。在得知我跟他玩弄“卑劣”的“掉包计”以后，高福海并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暴跳如雷，虽然脑子里也闪过一丝要好好地收拾我一下的念头，但在呆想了一阵以后，他做出的惟一的行动，只是让马桂花把我尽快叫到他家。
等我赶到他家，他已经把晚饭吃完了。马桂花也到了。我俩在高家的过道里相遇。她气喘咻咻地压低了声音问我：“您没在学校吧？我找了好大一圈儿……听说您去我家了？有事吗？
“我忙低声告诉她：”没啥事。就是想去看看你。“她一愣，似乎有些不太相信，我会只为了”看看她“，而特地上她家去找她。而后，她问高福海：”还要我找啥人吗？要没啥事的话，我就回家去了。“高福海没留她。待她走后，高福海也没马上就追问”掉包“的事；一般性地问了问学校的近况，这才婉转地问：”听说，你在那份报告里还夹进了我没看到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一下子我就蒙了，整个人都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脸上却火烧火燎地红胀起来。脑子嗡嗡作响，同时又飞快地旋转起来，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断，寻找各种各样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并且又急速地猜测，到底是上头哪位领导那么不顾大局地向高福海透露了我这份报告的内容，把我推到了”绝境“，猜来猜去，惟独没往哈采英身上猜……我只是想到，这一回，高福海绝对不会放过我了。我所有的关系（组织关系，证明我是个共产党员；行政关系，证明我是行政二十五级干部；户口粮油关系，证明每月我可以从国库里得到二十八市斤的口粮供应；还有工资介绍信，等等等等，）都已经转到了冈古拉。整个人都在他手心里攥着。掐着。卡着。他收拾我的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免了我校长的职，把我放到某个生产连队（甚至都不必宣布免职，就这样不死不活地把我长期”挂“起），放到某个积肥组，起圈，垫圈；或者给我一个爬犁（是人拉爬犁，而不是马拉爬犁），天天去二十公里以外的南山牧场，往回拉羊粪。入夏后，再把我放到某个浇水班。天天上夜班，喂蚊子，在漫灌的大水地里扑腾……他可以不说明任何理由地让我这样干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即便要说明理由，也很简单：”工作需要“，或者再堂皇一点：”革命工作需要。“在那个时候，谁能反对”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且为了狠狠地惩罚我，今后不管谁下令来调我，他都可以不放。让我一辈子这么窝死在冈古拉。只要他愿意这么干，下决心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办得到。
“我……我这个……那个……”我顿时唇干舌燥起来，一时间，含含糊糊地都说不清楚话了，既不知道自己嘟嘟哝哝地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
等最初那一阶段的慌乱和恐惧过去后，我稍稍镇静下自己。心想，不管他怎么处置我，我都要给自己这个行为留一个明确的坦诚的说法。即便不为今天，只为明天也要留下一个说法。
我不想狡辩。狡辩没用。俗话说，越描越黑。我也不用狡辩，因为在我行为的动机里，确实没有掺杂任何自私的打算。我可以昂起头来坦坦荡荡地面对天地。虽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正大光明”，但也可算是“一心为公”。只是，分到冈古拉，自己还没来得及做更多的事，就不幸折翅……而自己还只有二十三四岁……后几十年的人生之路必将百倍千倍地坎坷艰难，一切都可能要从零开始，甚至还要从负数开始……想到这里，鼻子居然酸涩起来，眼眶也有些湿润了。好在那时还没送电。高家大房间的油灯也不怎么明亮。我这些情绪上的波动，并没有让高福海觉察。我赶紧再次镇静下自己，正要开口做一番申述，只见高福海从他那张木圈椅里吃力地站起身，去拉了一下他身后的灯绳。电灯泡居然一下亮了。（后来我才知道，通往高家的输电线是单列的。他家二十四小时都供电）这些灯泡都是超大瓦数的。很有些刺眼。
“你不要跟我解释。我也不想听你的解释。”放下灯绳，他面无表情地说道，然后又慢慢地坐回到圈椅里去。眼睛里也突然闪出一绺很严厉的光束，直逼我而来。然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轻轻叹了口气，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指指那两个灯罩，大概也嫌灯光有些刺眼，让我为他调整一下灯罩的角度，以减少灯光对他的直射。
“我可以处分你的……”他忽然又这么说道。
“是的。”我忙答应。
“我也应该给你一个处分。”
“是……是的……”这一回，我答应得就不那么爽快了。
“但是，现在我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说。”我赶紧应承。
“以你的观察，我……高福海，真有那么不正常？”
“高场长，这不是我的观点。我压根儿就没说过这话。您可以找报告的原文来对证。我只是引用了他们说的话。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上面的领导知道，在冈古拉有这样一种动向值得……值得……”我本来是想说“值得重视”的，但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说成了“值得警惕”。
“我说过了，你别跟我解释！”他大声打断我的话。我马上闭上嘴。然后，他说道：“你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正常不正常？”
我一下有点急了，立马激动地站了起来，答道：“高场长，我真没说过这方面的话。这您得去找朱副场长他们……”
“你别推托。你只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我正常不正常？”
“我……我……我没有这方面的看法……”
“你这样一个人咋会没有看法？你想蒙谁？顾卓群，你要再跟我打马虎眼儿，我立马撤了你的职，以无理取闹判你三年劳教！你看我能不能办到？！”说着，他脸色铁青，一拍圈椅扶手，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这么个聪明人，怎么就转不过弯来？我说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就是你说的，也不用怕成那样儿嘛。原话出自朱副场长李副场长和马立安他们几个人的嘴，我把他们咋样了？没咋样啊。我谁都没处分，处分的是我最信任的韩起科！我这么干，你们还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搞搞清楚，我到底咋样了，我高福海在这儿干了几十年，到头来，真像他们说的那么，变得不正常了？我只想闹清楚这一点。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我得知道我到底落了一个什么结果。你是外来人，又初来乍到，跟冈古拉的谁都还没恩怨磨擦。
你的眼光可能会比较客观，可能说出一些公道话。我没让你一定要偏护我。我只要你跟我说句公道话。说句公道话。明白不？！帮我搞清楚我自己。明白不？！！“说到最后，他几乎喊了起来，甚至都有些声嘶力竭了。
“能……能允许我想一想……想一想再说吗？”我忐忑地，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没马上回答我的请求，只是闭上眼睛，在木圈椅里疲乏地默默地靠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坐直身子，盯住我，用一种十分温厚，甚至都有些无助和无奈的恳切，慢慢对我说道：“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自己……我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几十年了……明白吗……”然后，他焦虑不安地站了起来，拖着疼痛的右腿，在大屋子里，颤颤地走动。走了大半圈，又回到我面前站住，依然用那种温厚、无助和无奈的恳切，对我重复了一声：“我就是想搞清我自己……明白吗……就是想……搞清我自己……”这时，已多日没上高家来过的韩起科，突然冲了进来。
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又一场风波，又一场动荡。他说两个小时后，让我到他屋子里去找他……
他是来向高福海报告，有几十名退伍军人正聚集在朱副场长和李副场长那儿，好像又在酝酿什么新的行动。黑早起雾的时候，小分队队员张建国，孟在军向韩起科报告了这个情况。他才匆匆撇下我，骑马离去核实这个情况。小分队队员并没彻底断绝了跟韩起科的来往。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与韩起科保持着密切来往，一部分人仍根据韩起科的安排，用各种方法暗中“监视”朱、李等人，并且随时把所得的最新情况，报告给韩起科。
韩起科对朱、李、赵等这几位“老同志”一直怀着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
他看不惯他们在高福海面前那种唯唯诺诺的模样。比如，开全场干部大会，高福海上下主席台，朱副场长总要不失时机地上前去搀扶那么一把，以在众人面前表示自己对高场长的恭敬和谦卑。但这位朱副场长的年纪比高福海还要大好几岁，身体又比高福海虚弱得多，这么去搀扶，总让韩起科心里产生一阵阵说不清的酥麻感。而那位李副场长身边却老带着本子和笔，只要高福海张嘴，不管说啥，他都会立马掏出本子来，很虔诚地做记录，搞得高福海自己都浑身不得劲，好几次笑着劝阻他：“你干吗呢，我一张嘴你就往本子上记，想秋后算账呢？”
但实际上，有好几回，韩起科发现这位李副场长在背后跟人一起悄悄地嘲笑高福海做出的某些决定。而那位赵大疤同志，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也是让韩起科真正感到“可怕”的一个人。赵大疤被下放到冈古拉来之前，曾有个非常文气的名字，叫“赵邦翼”。这名字是他曾祖父留下的。曾祖父是清末秀才，志在仕途，国运中衰，无奈经商，一生郁郁不得志。让他最为郁闷的是，考察了家门后续的两代子孙，觉得里头没有一个能代他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临终前，留下这么一个“邦翼”的名字，叮嘱，在重孙一辈中，如有有志者，当以此名冠之，激扬家风。在重孙一辈中，赵大疤最聪明，最能干，眼光最远大，也最有抱负，显得最有曾祖的遗风。这名字因此就落到了赵大疤的头上。大学只上了三年，他就修完了五年的课程，提前留校当了“政治辅导员”。一腔热血，满怀激情，不幸在一九五七年却被定为中右分子。下放劳动。他也是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和锻炼，经过反复申请，才被批准来到冈古拉。动身前，他到派出所要求改名。一是表示从思想上跟封建家庭划清界线，再是表示要永远记住这次所犯的错误在自己心灵上剜出的这一块“伤疤”，同时也表示自己这一辈子要认真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劳动人民靠拢，决心起用这么一个极富劳动人民气息的名字——赵大疤。据赵光说，他父亲原先很怕见血，家里杀鸡宰羊，都不愿靠前站。但自从得知高场长特别喜欢打猎，特别喜欢身边的人陪着他一起去打猎后，就下决心学会了开枪杀生。他原先不喜欢喝酒打牌串门，也学会了喝酒打牌串门。他原先极讨厌上市场跟人讨价还价，但看到在冈古拉，只有搞供销工作才有可能经常上外头去出差，去接触外头的社会，他便下决心学会了进货采购压价哄抬拖欠转账中介回扣等等那一套为过去的他极为痛恨的处世手段，并很快精通了这一套。在小分队成立前，他几乎成了高福海身边完全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事事时时都能给高福海出点子的人，而且能把点子出到高福海心坎儿上的人。韩起科知道，高福海在用人问题上挺难。他也想使用那种历史上既没“污点”，又特别能干肯干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在冈古拉比较少。也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往往派不到冈古拉这样的地方来。为此他苦恼多年。后来他又真切地感到，自身条件越是优越的干部，就越难以把握，难以控制。久而久之，造成了他这样一个习惯，这样一个毛病，这样一个倾向，一个“嗜好”：偏爱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这样的人头上有“辫子”
，好“控制”，也好“收拾”。就像多年来在荒原上流传的一句话说：劳改员比劳教员好管，劳教人员比新生员好管。新生人员比盲流人员好管。盲流人员比支边青年好管。支边青年比知识青年好管。知识青年比转业军人好管。而转业军人中，“头最难剃”的正是那种同时拥有三块“金牌”的人。这三块“金牌”是：贫下中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这一号人最“傲气”……韩起科早就觉出对朱李赵要“小心提防”。但说不出什么特别真切的理由。他曾经多次单独跟高福海汇报过自己的这种感觉。但每次都遭到高福海的严厉斥责和警告。一直到最近终于发生“密告事件”，他才悟出，自己的担心，就是某种无法排除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这几位“老同志”总有一天要“背叛”高场长，背叛冈古拉。他们的心从来也没真正安在了冈古拉这块土地上，也不可能安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更让他忧虑焦心的是，在发生了“向上密告”这样一种严重的事情后，高场长为什么还不能认识到这三个人的“真面目”？他一贯精明强悍能干。现在怎么会迷糊到这等地步了呢？难道他真的有些“不正常”了？韩起科不信。在接到建国和在军的报告，得知朱副场长家里突然又聚集了几十人，在“密谋”什么以后，他觉得最后说服高场长的好机会到了，便摆脱多日来难免的沮丧，立即振作起来，推迟了跟我的谈话，策马赶去朱家，在亲眼看到朱副场长家门前的林带里栓着那么多匹马、存放着那么多辆自行车，还有一些毛驴车后，便赶紧向高家跑来。
“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一定是退伍军人？”高福海在听了韩起科的报告后，想了想，问，“你亲眼看到他们进了朱副场长家的门了？”
“这时候除了退伍军人，还有谁会几十人一起涌到他家去说事？”韩起科急切地答道，“门外林带里栓着十来匹马，扔着不少辆自行车，还有毛驴车什么的。这阵势明摆着哩。”
“自行车？”高福海拧起眉毛问。
“有十来辆哩。”
“新车，还是旧车？”
“大都是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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