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专题史话
  四、唐宋时代的漕运
 


四、唐宋时代的漕运

 

前面曾经讲过,隋朝对运河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开发整治,使我国中部东部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通过人工河道而连接起来,不但大大便利了水上交通,而且为隋朝以后的漕粮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到继隋统治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漕运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唐时建都长安,漕运干线主要由东往西,就是由扬州经淮河、汴河、黄河、洛水等河系而转往长安的这一段水道。远在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隋朝政府就先后在今河南、陕西等地的卫、洛、陕、华等州,设置黎阳(今河南濬县东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常平(今河南陕县附近)、广通(今陕西华县附近)等仓,储存河北、山西、山东等地运转来的粮食。隋灭陈后,取得了盛产稻米的江浙地区,从此京城长安的粮食,大部由江淮输送,水路运输更趋发达。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统治后,漕运线路基本未变。因为那时对漕粮的运输是采取“接运”的方法,在黄河通汴河之口,设武牢仓(今河南荥〔xíng〕阳县西北),又在巩县东北设洛口仓,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船不入洛水,而分别由各该河系的船只分段接运,所以唐初的漕粮年运输量,仍不过二十万石。如遇水位跌落,船只不能畅通时,则将粮食储入仓内,以待水涨船通时再装船西运。到了唐高宗以后,洛阳以东才改为“直运”,即规定江南漕船于每年二月到扬州集中,四月经由淮河进入汴河,六、七月到达河口(黄河通汴河的进口),这时正逢黄河涨水季节,须等到八、九月黄河水落后,船只才能转入洛水运达洛阳的含嘉仓。这样,一次漕运需时半载。洛阳以西,因有三门峡的险要地形,船只上驶困难,则改用陆运。因此,当时的漕粮年运量仍只有一百万石左右。但是,当时的长安城,却已经是一个拥有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大都市了,关中(指今陕西省)地区又时常发生天灾,农产品是不足供应长安城帝王、官吏和军队的需要的。如何克服粮食供应的困难,曾引起唐朝统治者的极大重视。据说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多次“巡幸”东都洛阳(武则天曾长期居留洛阳),除去另有政治、军事的原因,或者是为了狩猎、游乐外,还包含有东去就食的目的。根据历史记载,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地区遭遇大灾,文武大臣曾建议中宗迁都洛阳。中宗坚持不肯,但大臣们还是一再请求。中宗气愤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意思是说:哪有为了就食而迁都的皇帝啊!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一月,陕郡太守李齐物开凿了三门峡附近的开元新河,运输比较畅通,以后漕运量逐年增长,年运量最高达四百万石。但是这种局面不过维持了十多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由于烽火连年,洛阳一带甚至东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徐州,北到安阳、新乡出现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悲惨景象。国都长安城的宫殿、官署、佛寺和民房也被烧去十分之七八。整个关中地区田地荒芜,十室九空。由于战争的影响,不但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漕粮运输也不能正常进行。即使运到一点,费用也高得惊人,当时曾有一斗钱才运一斗粮的说法。不要说军需民食十分缺乏,就是皇室贵族的粮食供应也很困难。例如唐德宗时,太仓(皇室仓库)的存粮,曾经出现不足十天食用的紧张状况。宰相韩滉〔huàng〕由外地运到粮食三万斛,连唐德宗都感激地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接着出现的是“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战争的摧残,农业生产还是十分萧条的。但在后周时,这种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周世宗对于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比较重视,他曾经征调数万民工疏浚了汴河、蔡河、五丈河等,借此便利漕运。在他的奖励下,农业生产也开始有所恢复,这为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北宋建都开封。从地理位置说,这个都城更接近了当时盛产粮米的地区,并缩短了漕运的路线。北宋政府,根据“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精神,对当时首富地区江浙(相当于现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全省)的水利,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先后建成捍海堰、江南海堰、钱塘江堤等,使江浙地区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宋初还采取了许多奖励农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并且鼓励农民垦荒。宋太宗末年,全国垦田三百一十二万顷;宋真宗末年,全国垦田增至五百二十四万顷。这些都大大有助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宋朝的造船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北方的东京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都设有官办的造船场——船务、船坊;在南方的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广州等地,也都设有这类官营船场。民间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有些船场具有很大的造船能力,如浙江处州(今丽水县)的造船场,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就曾奉命承造船只六百零五艘。当时的大型海船,有的可载客五六百名,载货二千斛,船上设有罗盘针等导航设备,造船事业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便可见一斑了。

农业的发展、水利的开发和造船技术的进步,都为北宋的漕运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宋朝的漕运量很快地超过了唐朝。每年的漕运量,一般都在五六百万石,多时还曾到八百万石。为什么宋朝的漕运量这样大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北方各省的农业生产,在长期的战争中受到严重摧残,由本地取给的粮食数量愈来愈少,而仰赖外地供应的数量愈来愈大。不仅都城开封的粮食需由南方供应,就连南京(今河南商邱)、陈州(今河南淮阳)等地也开始仰赖于漕粮。其次也由于东京等大都城里聚居着的都是些不事生产的统治阶级——皇帝、贵族、文武官吏和军队。在这批人中,不仅皇帝消耗着大量的粮食(光祭祀用酒每年即需糯米八万石);而且宋朝的官僚机构重叠庞大,常有一个官五六人共做的现象,做官必须食俸禄,高级官员每月要支禄米一百石。官吏一多,国家支出的粮食自然就多了。宋朝政府还养着大量军队(宋仁宗时最多曾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军队的给养也大多仰赖漕米。有了以上的客观需要,再加上北宋的漕运线路比唐朝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畅通,滩阻较少,而且不需接运,所以宋朝每年漕运量,成为我国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

宋朝主管漕运的官员,在中央政府内是三司使。三司使,是中央政府主管财政的大员,他的地位仅比宰相(主管行政)和枢密使(主管军事)低一等,号称计相,职权很大。各路(略等于后来的省)都设有转运使掌管漕运,因此转运使又称漕司。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的国都东京被金兵攻破。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后来又将国都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这就是南宋。

南宋控制的疆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国家每年的岁入却与北宋相等,甚至高于北宋。这说明农民的负担比过去加重了。同时,南宋的统治者曾大量扩占官田和公田,土地兼併十分剧烈,使得不少农户失去土地。另一方面,南宋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也曾采取某些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农田建设上,曾多次倡办水利,增加耕地面积。所以南宋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以江浙等地区最为富饶,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而南宋的国都就处在这水利发达、土地肥沃的江浙地区,漕运路程也比北宋短得多。至于湖广、四川等地,当时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这些地区的粮食,就大多运往沿江各军事重镇,供应军队的需要。

南宋的造船业,比北宋时更为发达。当时的造船中心是临安、建康(今江苏南京)和平江(今江苏苏州)三个地方。其它扬州、明州、温州、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赣州等地也都设有造船场,所造的车船有的长达二三十丈。


 




公元755761年,大军阀安禄山、史思明为夺取封建政权发动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