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海运为主的元代漕运

公元1234年，我国北方新兴的蒙古族，攻灭了女真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金国，1271年改国号为元，又于1279年灭亡南宋，统一中国。

元朝建都大都，京城的粮食需要量大，同时元朝初年还不断进行对外战争，也需要供应大量的军粮。这些粮食，主要取自江浙地区。根据史料，元朝政府一年的粮食征收额为一千二百零一万石。除去腹里地区（现在的河北等地）的二百二十七万多石以外，各行省共征收粮食九百七十四万石，江浙行省（今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江西的一部分以及浙江、福建两省）即占四百四十九万石。这就是说，江浙行省征收的粮食数额将近全国各行省征收总额的二分之一，占全国总征收粮食数的三分之一强。所以元朝统治者，对于江浙地区粮食的北运（漕粮运输）极为重视。元朝初年，就着力开发运河，并注重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灭宋到至元三十一年（1279至1294年）去世的十五年中，在开发运河方面即有以下几次工程：

至元十六年（1279年）派了五千名军人并征调大批民工，开凿大都至通州的运河。

至元十七年（1280年）调侍卫军三千人，再次开发通州运粮河。

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凿直沽新河。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疏浚神山河、滦河和扬州的运河。

至元二十六年（ 1289年）开会通河，从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安山到临清，与运河相接。会通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建闸三十一处，动用民工三万人。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长一百六十里。这条河东连白河（通州至直沽），南接北运河（直沽至临清段），并接会通河，再南连扬州运河（自三汊河〔今江苏邳县南〕连会通河）和江南运河（镇江至杭州段）。从这时候起，南北大运河从大都到浙江杭州，又恢复全线通航。

在船只制造方面，只就漕运船舶说，也有以下几次大批建造：

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隆兴（今江西南昌）、泉州等地共造大小船只三千艘，其中有一部分投入漕运。

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山东等三省共造船两千艘，投入漕粮运输。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又增加济州（今山东钜野）漕船三千艘，并增加漕丁、漕夫一万二千人。

漕运机构方面，至元年间先后设置南北漕运使司、都漕运司等机构；海运则设海运万户府、海道运粮镇抚司、都海运万户府等。

运河漕运，常因天旱水浅，河道淤塞不通，致使漕船不能如期到达。为了克服河运的困难和補助河运的不足，元朝统治者便对另一条漕运干线——海道，给予更大的重视。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政府命罗璧、朱清、张瑄〔xuān〕等监造海船六十艘，招募漕丁漕夫，开辟海道运输。朱清、张瑄都是海盗出身，曾替元朝从海道运送过宋朝库藏的图书到直沽，对现在上海天津间的海道线路比较熟悉。他们所招募的漕丁漕夫也大都熟悉海运情况。元政府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每人按每户五口计算，发给口粮。这样一来，海道粮运便逐年增加，由至元十九年的四万六千石上升到二十七年的一百五十九万石；到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增加为二百四十六万石；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更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万石。

实行海道运粮后，便利了江南地区粮食的北运；漕船返回时，又将北方的豆、谷和土特产品（梨、枣等）载运到南方，这对当时南北物资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对海上气候的变化还不能有效地掌握，海道线路的情况也不够熟悉，因此，海道运输是十分艰险的。在风、雾和海盗的袭击下，每年都有大量的漕丁漕夫葬身海底，运粮船只大量沉没；粮食损失，平均每年以十多万石计。

特别严重的是，在当时的漕运制度上，曾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运粮过程中，如果因为船只损坏以致损耗了漕粮，损耗由押运官员赔偿；如果船只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时，则可免赔。这样一来，许多押运官员就利用这个规定，每当发现粮船漏水损坏时，宁可置之不问，让它沉没，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样就更造成许多船民的无辜牺牲，并增加了粮船的沉没数量。

为了寻找经济、安全的海运线路，从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年（128—1293年）的十二年内，海道漕运线路一共变更了三次。第三次的线路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至崇明岛的三沙进入深海，北去经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经刘家岛、沙门岛过莱州湾抵达直沽海口。这一条新线路比较以前的线路短些，快些，顺风时十几天就可以到达。

此外，为了克服海道运输的困难，元朝海运机关曾在至大四年（1311年）接受船民苏显的建议，在西暗沙咀设置航标船，竖立标旗，指挥长江入海口的船只进出。延祐元年（1314年）又接受船民袁源的建议，在江阴的夏港、需沟等九处，设置标旗指引行船。延祐四年（1317年）十二月，又在龙山庙前高筑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块砌垒；土堆上从每年四月十五日开始（春季漕运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白天高悬布旛〔fān〕，夜间悬点灯火，以指挥船只行驶。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政府大规模的挖河造船，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各地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进行反抗。这种反抗，即使在元朝统治力量强大的建国初期也没有停止过。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书①向忽必烈报告说：“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兴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生变。”

总的讲来，元代的漕运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到元顺帝时代，南方各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河运断绝，海运也大减。至正二年（1342年）元政府从江南搜括官粮以及贵族和寺观所占有土地的租粮等全部北运，仅有二百六十万石，比过去减少将近一百万石。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漕粮北运更下跌到十一万石。元朝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不得不招降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并封他为运粮万户②，要他监护海道运粮，但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海运便全部断绝了。

漕粮产地的丧失和漕运的断绝，意味着元朝统治生命线的切断。加以当时各省农业衰敝，遍地饥荒，被切断了生命线的元朝统治者更无力维持自己在北方的统治，所以不久就在更扩大的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下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