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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强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其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此乃论圣贤出处节义之大，且有说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等语。遂妄听其说，以为士子立身，必先从出处起脚。初不知本朝列圣相承，备极礼乐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与《论语》当时所指，何啻天悬地隔。因先错看此文在胸，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前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
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甚官职。后到雍正五年冬，弥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个总督，其肯尽忠爱民，当今皇帝每每过疑他，防他权重，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那总督畏惧，连召几次不敢进京，皇上见得他守死不肯进京，转疑得深了。继而因这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的人，皇上随遣大臣朱轼亲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同朱轼一齐进京陛见，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说如此，也就如此轻带过，又见他亲身来了，前疑稍释，乃复遣他回陕西去。
那总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皇上乃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方四日，又有个大臣奏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内外阴结党援，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则他目中无君命可知。
乃朱轼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进京，则他与朱轼为心腹又可知。今日回归陕西，朱轼是原保举的人，理应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轼脱身之法，明晓得那总督将来必有变志，所以不保他，期后日皇上责备他不得。于是皇上翻悔无及，前疑愈坚，乃差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赶追那总督，那总督不肯转身，这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随上本章，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日，竟记不得那总督的姓名，他也只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闻得此话，以为那上本的总督，毕竟晓得宫中事情的确，方敢如此直言。后又闻得弥天重犯前次所供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传甚爱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钟琪也，岳钟琪即何立忠所传之陕西总督也。其实当时发狂作悖，因先吃紧吕留良华夷之谬论在胸，复闻得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如此，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举。谁知事事与所闻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个极恶莫大的罪过。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自小听从父亲的训戒用功读书，也粗略地知道朝廷重视人才，所以不肯荒废岁月，虚度人生。平时立志学好四书五经，打算将来躬身实行，报效朝廷。但没奈何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去世又早，况且家里贫困，力量单薄，没有办法和机会出外远游，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走上正道。直到中年，才得知吕留良被文人所尊崇，对他的那些议论之中，也深得有一些与本心相合，就不自觉地爱好上它，荒谬地把它当作修身的旁助了。
他的言论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这是讲圣贤出在何处具有重要意义的正确论述，其中还有说重华人鄙夷人的民族意识大于君臣之义等话。所以就不加思索，妄信其说教，以为名士君子立身处世，必先重民族意识。原先不知道本朝列圣相传而继承，已经是文明盛世，千古未有。与孔子在《论语》里讲的，何至是天地悬殊，不相符合。由于有这种错误认识，又加上当时正值雍正四、五年间，湖广、广东等处有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口过的人们。传说西边有个姓岳的大人，很爱百姓，很得民心，西边的人都很尊敬佩服他。那些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官职。后来到了雍正五年冬天，还是弥天重犯前面几次所供的何立忠，
又传说陕西有个总督，非常尽忠爱民，当今皇帝常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所以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想杀掉他。那位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反而对他疑忌更深了，后来又听说这位总督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推荐的人，皇上就派遣大臣朱轼亲自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只有同朱轼一同进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
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从轻带过疑虑顿释，又见他亲自来了，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是这时候那总督不肯去，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了，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
出京门才四天，朝中有个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暗结私党，里应外合，纵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说明他目中无君。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又可知他同朱轼的确是心腹了。今日回归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之人，照理还应保他，可是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法。他深知那总督将来必有反志，所以不再保他，以防备皇上日后对他责备。于是皇上十分后悔，对那总督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位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那总督，但是那总督不肯转身回京，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有很多不是之处。
这些话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天说这些话时，竟然没有想起来那总督的姓名，他也不过是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听到这些谣言之后，就以为那上本的总督，必然了解朝廷中的情况，所以才敢大胆直言。后来又听到弥天重犯前几次供出的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叫岳钟琪。经过这多方传言，弥天重犯到此时才知道所传的很爱百姓的岳公，就是岳钟琪，岳钟琪就是何立忠所传的陕西总督。
其实当时发狂作乱，因先受了吕留良华夷尊鄙谬论的影响，又听到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就做出了这个鲁莽的举动。谁知事实与所传完全相反，使自己白白地陷入罪恶的泥潭。
【原文】
到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方知皇上之至诚御下，并无一点疑贰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礼又复两极其至。
而岳钟琪之仰体圣心，委身报国，亦无一点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诚，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也无以复加。即此处张熙一事而论，夫论道义到至精至当，不可毫发移易，而其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献诚抒悃于其前。此非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不能到，况其聪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杀者乎！
此所谓君圣臣贤，元首股肱，同称一体；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视子，子之事父之切。且于此有以见得我皇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渊衷至虚至明，处事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觏。此天下之贤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乐为之用，各致其力，各致其身哉。弥天重犯到此，翻思从前以犯悖之举，献议于岳钟琪，实为醉生梦死，冥顽无知，更有何说！但当时虽是弥天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容，所以自行败露至此；其实弥天重犯此举，莫之为而为，觉得有个人在身后催促之使动一样，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说，当时《知几录》上亦略言及此意，难逃圣明洞鉴。所不解者，弥天重犯自反，当身虽为禽兽，其实平日并无半点过恶得罪于天，而祖父以来，历世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弥天重犯的身上，竟犯一个赤族磔尸的大罪。且事发奉拿之会，弥天重犯闻得此信，自料当身固不免于寸磔万剐，而且遗祸于家门，忧愤填心，决计自尽。此时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诛连，然竟不能得死，彼时解此缘故不得。
【译文】
时至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批复的岳钟琪那些奏折，才知道皇上驾御臣下，以至诚的态度处事，一点也不疑心，真是大德感人。而岳钟琪也十分体谅皇上的心情，以献身的精神报效国家其忠心赤诚的态度，也是没有一点可以怀疑的。就拿处理张熙一事来说，不说道义上多么正确，单讲其处理办法，就可以知道忠心为事的程度，每一步都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露声色，不显形迹，而自然赚取人向他吐露真情。这不是那种临事而害怕，好算计而不能成事者所能做到的，况且也体现了他的聪明智慧、神武英贤。这就叫做君明臣贤，元首股肱，同为一体。上下互相信服，君臣同德同心，好像父亲对待儿子，儿子孝顺父亲那样。从此处，也可以看到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心地光明，处事中正，真是千古少有。这样，天底下那些有德有才的人，怎么会不被朝廷所用呢？怎么会不尽忠效命呢？
弥天重犯到这时，反思从前的狂妄之举，竟向岳钟琪献议谋反，真是到了醉生梦死、冥顽无知的程度，实在是没有任何可说的！但当时弥天重犯的举动，今日想来，倒是无为而为，坏事变成了利国利民的好事，成为反面教员而昭示于天下。当时就隐隐觉得，好像有个人在冥冥当中促使自己那样去做。这个感觉今天清醒过来后，才敢这样说。当时《知几录》上也大略有这种意思，结果到底难逃圣明洞鉴。自己所以想不开的只有一点，弥天重犯自身反叛朝廷，本身虽为禽兽，可是平日并没有半点过错、半点罪恶得罪老天爷。
自我祖父以来，累世积善，可以称为三代行善之家。而在弥天重犯的祖父那一代，可以称得上十代积善之家，不知落到弥天重犯身上，竟不知不觉犯下了一个诛灭九族的大罪。而且事情败露的时候，弥天重犯一听到凶信，自己预料会被千刀万剐，而且祸及全家，当时忧愤填胸，决计自尽。真是达到了看到火就想投火，看到水就想投水的地步，只求马上死掉，以免诛连他人，可是想死却死不了，实在无法解释其中原因。
【原文】
到今日想来，若使弥天重犯当时即死，不惟皇上不得洞鉴弥天重犯致罪之由，且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许多奸回造谤，有许多悖义兴讥？且事到今日，以弥天重犯如是之罪，蒙皇恩如是之宽宥，今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悯念弥天重犯等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不得其所。
然若弥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无以显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悖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得蒙宽宥之典。皆因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当妄诋；本朝名正言顺，以天道方之，不可轻议。所以皇天笃佑，故默使弥天重犯之山鄙无知，冒昧上书于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显皇上之大德如天于山陬海，表本朝得统之正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奸党之流谤，何由得知？穷乡陋儒之胸，吕留良之逆说，何由得解？岂不全是个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谓传言之人，弥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皇上宽赦之典，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是造言者，谕旨煌煌，早已体恤及隐，弥天重犯何所顾虑？而敢于隐匿，忍于隐匿，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实实别未有人传说。
【译文】到今天想来，也可能是天意，如果弥天重犯当时就死去，不但皇上不能知道原因，而且更不会了解皇宫之外竟有那么多奸人造谣诽谤朝廷，散发反叛悖论。而且事情发展到今天，像弥天重犯这样的大罪，还能得到皇上如此宽大。近来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的老母幼子，还怜念弥天重犯怕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假如没有弥天重犯这样未有的大罪，也无以显皇上爱护百姓未有的大德。由此看来，坏事变成了好事，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妄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又受到皇上宽宥之恩典。这全部是因为皇上道德圣明，按天理来讲，就是不得妄自诋毁的缘故。
本朝名正言顺，从天道这个角度讲，不可随便地毁誉。所以上天护佑，暗中使弥天重犯这山鄙无知之人，去冒昧上书给皇上同心同德的大臣，来显示皇上大德恩泽于四海之内，天命所归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那些奸党流言诽谤，怎么能够知道。像穷乡陋儒吕留良那些叛逆之说，又怎么能够公开？这不完完全全是老天爷在这里暗中指使吗？至于所谓传言之人，像弥天重犯这样的罪，还受皇上的宽赦恩典，何况他们呢，如果能悔改，也必然从宽处理。况且那些传言的人，未必就是造言之人，皇上的圣旨就如光照四方的旭日一样，早已对这方面体恤备至，弥天重犯会有什么顾虑呢？怎么能再隐瞒，忍心隐瞒，而辜负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呢？除了前几次所供出的人外，确实再没有听到别人传说。
【原文】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译文】
张熙供：重犯愚昧无知，生长在偏僻山区，如井中之蛙。但毕竟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时也知道以读书从学为立身大事，可是竟然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这害处以致于这样大！主要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方面见识太少；处在穷乡僻壤，没有机会得见贤能之士，而得到应有的正确启发或引导。一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知道郴州永兴县曾静的考秀才试卷，曾被评为湖南第一，心里非常仰慕，也就产生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对重犯来讲，只知道研究学问，并不过问人事，当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守穷困，只是每天以古人的文章和故事以及近代的一些文章道德教授弟子。后因地僻乡穷，没有多少书可读，于前年遵照犯师曾静的指派，要重犯到外省去求购五经四书大全以及朱子语录等文集。因为来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到其家的书里有诗稿一本。重犯平时常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的评选时局文章论头批语，道理根据朱熹章句集注，很有名气，堪称近代名儒。因此就认为他的诗也必然很好，遂就向其家人求购带了回来。
犯师曾静看到其中有两首题目叫《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开始觉得怪，后来感到有些疑团，最后就完全相信其说了。认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为天下人所推崇，哪会有什么差错？又因为认识局限于平时不了解本朝的盛世甚至超过商朝、周朝，因这尊华鄙夷的偏见耿介于胸，加上当今皇上的龙德虽超过尧舜，但因是处在偏山僻壤，了解太少。而犯师曾静，一开始错误地理解华夷的区别，而且又误听谣言扇动。由于听了谣言的煽动，所以就昧了良心，无视了君臣的大义。因此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决然修书一封，命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因为身为弟子，应遵师命，所以就误听了师命，没有仔细考虑，就冒然前去。结果到那里，投递了书信之后，岳公开始严厉审讯，重犯因为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讲出姓名和住址”的嘱咐，加上那时抱着无知偏见，误信师说，固执地认为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宁可承受重刑，舍生取义，以致昏厥过去也不改变初衷。
后来岳钟琪见重犯死不肯说出实情，随即不再用刑，称赞重犯是英雄好汉，并且给予礼遇和安慰。对重犯所投之书里的言论事理，十分赞成，并且告诉重犯，他家也有一本《屈温山集》，当中的议论也同重犯所投之书相合。因见重犯坚持不肯告诉犯师姓名，便对天发誓使重犯确信无疑，还谈到他的危险处境以及作难处，甚至垂泪以示其诚意，并举行立下字具的仪式；后来还告诉重犯决定聘请曾静作导师以辅助自己克成大业。特别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命令他的侄子整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家人王大爷相陪伴。这每一步安排都极其周密而且不露一点痕迹。最终使重犯实情毕露，报告给了朝廷。
【原文】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译文】由此看来，固然是上天爱护皇上，冥冥中使事情败露于重犯之手，然而这也说明，若不是岳钟琪知虑周密，就重犯只知保全同犯师曾静的信义而宁拼一死的顽固程度，这件事也不可能轻易暴露出来。这都是由于岳钟琪的忠心赤胆感动了天地，出自他平时就具备济世经邦的谋略，为国除奸的才干，所以顽冥愚昧者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奸诈的坏人自己前去暴露。然而岳钟琪之所以能尽力为国，而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皇上有知人之明，而且用人之当，至诚感化所致。
重犯从前一点不理解其中缘故，直到今天得到皇上的高厚洪恩，也深深地被感化了；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的数十篇奏折，重犯成日跪读深思，从中看到，皇上以至诚对待大臣，以至礼对待大臣，恩德情意十分周密，就如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为千古少有。而且从岳钟琪这方面讲，他的忠诚报国，不避嫌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态度，不仅如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效忠皇上，而且在名臣中也千古罕见。因此回想起来，重犯狂妄地按照师命，冒昧上书之事，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越想越觉得痛悔莫及，愧死无葬身之地。哪里还敢不彻底坦白，哀求皇上宽恕万一呢？重犯违心行事，确实就这个情况。至于传说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之内了，重犯实在别无其他所闻。确实没有一点隐瞒，重犯这样受皇上的恩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答，哪还敢忍心隐瞒，为他人掩盖，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厚之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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