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引(2)



  坐第五把交椅,位在林冲之上的关胜,施耐庵似要把他写成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兵马倥偬之际,“点灯看书”(第六十三回),从容不迫,大有儒将之风。可惜施耐庵江郎才尽,不能再写下去了。关胜献围魏救赵之计(第六十二回),甚合于用兵之道。但吴用处处放哨,以侦察敌人的动静。关胜只知直趋梁山,攻其巢穴,而未防吴用之撤兵反攻。吾人于《水浒传》中所看到的,只是他“低低说了一句”,就活捉了张横,再“低低说了一句”,又活捉了阮小七(第六十三回),写来写去,看不出他有过人之才。及听宋江之言,又听阮小七之语,竟然“当晚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看月,寒色满天,霜华遍地,不禁嗟叹不已”(第六十三回),关胜此时已经心动了。及至呼延灼诈降,告以宋江专以忠义为主,素存归顺之心。关胜毫不思索,“请入帐中,置酒相待”,“掀髯饮酒,拍膝嗟叹”。卒为梁山泊所捉,又受宋江甘言所惑,终至说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今日既已心动,愿住部下为一小卒。”(第六十三回)关胜也落草了。《水浒传》一书乃描写北宋末年之事,荒君(徽宗)在位,奸臣(蔡京)当国,外患内乱接踵而来,而朝廷上下毫无振作之意,宋虽不亡于内贼,亦必亡于外寇。最后卢俊义一梦,一百零八条好汉,一齐处斩(第七十回)。善哉严复之言:“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春秋》虽成,乱臣贼子未尝惧也……必逮赵宋,而道学兴,自兹以还,乱臣贼子乃真惧也。然而由是中国之亡也,多亡于外国。何则?非其乱臣贼子故也。”(《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复案)
  现在试谈《红楼梦》吧!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即脍炙人口,虽然时代不同,习俗已变,至今尚有极多读者。读者不但读之而已,且有许多文人学士加以研究。其所以有此身价,并非偶然,盖是书在古典小说之中有三大特质,而非一般小说所能比肩齐声。
  一是古典小说大率是描写历史上的故事或人物,如《三国演义》描写三国时代的历史,《说岳全传》是描写岳飞之精忠报国。不过中间加以许多虚构之事,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其全部虚构的,亦必假托历史上一个事件。例如《封神演义》描写武王伐纣,《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虽然两书内容与历史大大不同,但武王伐纣,唐僧取经并非杜撰。反之,《红楼梦》乃从空描写一个富贵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不假托古人古事。固然有人以为《红楼梦》乃作者曹雪芹之自叙,我们以为任何作者对其所写小说,多少必参以自己的经历,而小说比其自己经历不免过甚其辞,若必以小说之所述就是他的自传,未免太过武断。难怪某一位小说家谓:法国的左拉一定是个交际花,不然,他怎能写出《酒店》和《娜娜》,吾国的吴承恩必是猴子变的,否则写不出一部《西游记》。此言虽谑,亦足以提醒许多考证家的迷梦。但《红楼梦》作者既自言“真事隐去”(甄士隐)、“假语村言”(贾雨村),则是书未必毫无暗示。其暗示为何,余不欲多谈。
  二是古典小说均描写大事,如《东周列国志》是写春秋时代的大事,《三国演义》是写三国的战争及其兴亡。《红楼梦》所写的只是一家琐屑微末之事,如顽童大闹书房(第九回)、丫头互相调弄(第三十七回)、吃螃蟹(第三十八回)、开夜宴(第六十三回)、说骨牌词(第四十回)、刘老老凑趣儿(第四十回),诸如此类均写得极其细腻,吾人读之,不觉厌烦,只觉得津津有味。此非大手笔曷能写到。我所认为奇怪的,吾未见十二金钗之读书,而其推敲诗词,竟是锦心绣口,也许是她们聪明绝顶,也许是作者疏忽之处。但她们所作诗词并非无病而呻,如香草笺之类,而是暗示她们的后运。即非如作者之言:“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的小丑一般。”古典言情小说确实如此。
  三是《红楼梦》虽是言情小说,其他小说写到男女爱情,不问其家世如何,学识如何,无非是佳人才子一见钟情,中间必有一位梅香,代双方暗通信息,而于后花园相会。既而劳燕分飞,最后才子常中状元,衣锦还乡,与佳人缔结良缘,圆满结束。对此,贾母已有批评(第五十四回)。《红楼梦》不落此种陈腐旧套,它虽言情而不诲淫,除了贾琏与多浑虫媳妇通奸,丑态毕露(第二十一回)之外,不见有丝毫淫秽之辞。而且贾府由盛而衰,黛玉夭折,宝玉出家,宝钗守寡,十二金钗无不薄命,其结局即为悲剧。在各种小说之中,悲剧最能感动观众。吾人欣赏一种对象,而承认其有“美”的价值,必能给予吾人以快感。悲剧所给予吾人的,只是苦恼,何以吾人也承认其有“美”的价值而欣赏之?盖吾人心理有一种混合感情,这个混合感情乃结合两种矛盾的感情而成,不是快感,也不是苦感,而是一种新的感情。犹如赤与黄混合起来,而成为橙黄色一样。橙黄色既不是赤,也不是黄,而是另外一种色彩。同样,快与苦的感情混合起来,亦变成一种新的感情。在美学上称之为“快又不快的感情”(Lust-Unlust Gefühl),可以挑拨吾人的审美情绪,而使吾人欣赏不已。人类优游终日,无事可做,往往感觉烦恼。即人类心理不甘寂寞,是要求劳苦的,要求刺激的,要求争斗的。没有劳苦,没有刺激,没有争斗,心理上常觉空虚。所以人类虽怕风波之来临,而又不甘于风平浪静的旅行。企业家不断地扩充生产规模,历史上许多英主不断地开拓领土,这都是出于不甘寂寞之心。在目的未达以前,一方有欠缺的苦恼。同时又有取得的欢乐,两种感情互相混合,便成为一种特别色彩的“快又不快的感情”。快感之中加入不快的感情,则不快的感情不但使快感发生特别的色彩,而又可以增加快感的程度,犹如烘云托月一样,可以表示月亮的光彩。所以“快又不快的感情”移入对象之中,可使对象更呈现了美的价值,这就是悲剧能够引人欣赏的原因。
  悲剧可分两种:一是悲壮,二是悲哀。两者都是主人翁受尽苦恼,然在悲壮,主人翁所表现的是壮烈的牺牲;而在悲哀,主人翁所表现的则为哀伤的毁灭。壮烈与哀伤固然不同,而两者由苦恼,使读者没入于对象之中,同化于对象之内,而与对象同感苦恼,又由同感苦恼,对于主人翁的遭遇更有深刻的印象。
  凡小说之以悲剧结束的,必须主人翁的命运受尽苦恼而至毁灭。倘令主人翁能够克服苦恼,得到胜利,则悲剧无从成立,而吾人观之,也许觉得平淡无味,对于主人翁的遭遇反无深刻的印象。吾人阅读沙氏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就可知道两位青年男女因恋爱而欢乐,因恋爱而苦痛,因恋爱而忧愁,因恋爱而恐怖。这种复杂的情绪反映到吾人心理,吾人亦跟着欢乐,跟着苦痛,跟着忧愁,跟着恐怖。即对象的感情引起我们关心的感情,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心灵上发生感通,这是沙氏文学的成功,也是曹雪芹写作的成功。吾国自古以来,以男女有别为士君子立身处世之道。贾母依吾国传统的礼教,说道:“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又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第九十七回)这种话也许今日青年男女认为顽固,而由两百多年以前的人观之,必认为理所当然。然而此种传统观念却造成木石前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