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区域农村教育“结构——功能”特点探析

作者:白中军




  任何事物都是它隶属系统(特别是它直属的“条块”系统)的构成要素,农村教育也不例外。它的存在直接为其所在地方区域系统和代表更高利益的上一级教育系统所规定,它的功能“定位”机制应该是两者意志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的农村教育结构是由传统的农村教育功能“定位”决定的;要进一步探讨区域农村教育结构的成因问题,就必须深入到区域农村教育功能“定位”特点的层面进行分析。
  
  (一)传统定位机制的一统性与游离性
  传统定位机制的国家一统性。传统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育程度总体水平低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本位的松散的村落组织之上,建立起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施控模式,突出强调的是国家意志,以期积贫积弱的中国乡村社会快速步入现代化道路,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价值的合理性;而在乡村社会超前性建立现代正规的基础教育体系,以作为改造农村步入现代化文明的基础工程,则更是“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共同选择;因此,农村教育的定位机制首先体现为国家意志,而非农村社会自身的客观需要。这种定位机制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出在我国的农村基教体系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一样,皆从发达国家直接移植而来,国家没能在移植后加快进行配套的农村社会改革,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使其自身能够产生建立现代化农村基教体系的客观需要;这便使得引进的“农村”教育与乡村土壤缺乏“亲和性”而自我封闭于乡村社会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城市教育的预备阶段而存在,“农村”教育名实不符。
  传统功能定位的现实游离性。由于国家一统性的传统定位机制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功能“异化”成为城市教育输送“半成品”的教育“材料”。农村教育的最大目标变成让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省吃俭用,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社会。因此,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城市无形中对农村进行了其最大财富——人才的掠夺,农村教育在一定意义上不仅对农村社会发展无益(大量回乡务农的中学毕业生,因功能定位偏差使其陷入“学的无用,用的没学”的尴尬境地),而且成了农村发展的沉重负担(缺乏回报而投入沉重,跳出“农家”流失的是人才而回到农村留下的是“无才”,农村教育成了没有回报的纯消费)。这样,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被阉割,成为“游离”于农村社会发展之外的“异类”;农村社会也因其教育的“体外循环”现象,而难以获得发展壮大所必需的教育营养。
  
  (二)传统功能定位的延续性与应然定位机制的未成熟性
  传统功能定位的历史延续性。中国教育“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这使得农民习惯了教育远离自己生活实际的“异化”倾向。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教育逐渐丧失了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对话、互动的功能,农村教育的本体地位日渐消融,独立自主能力不断萎缩。其历史惯性在现实中仍有巨大张力,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至今仍未彻底改变。作为农村教育主体部分的“基教”,由于义务教育的强制性,高等教育大众化导向的强力拉动,仍然保持着它“游离”于农村社会需要之外的特性;改革开放以来崛起的“职教”与“成教”,虽然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但由于传统教育格局的排斥,更由于“基教”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以及相互之间的结构性隔离,使其在办学规模、效益、质量上大受限制,无法变更农村教育的既有格局;也正因此,使得所有的农村教育改革只实现了“农村教育农民办”(农民负债集资办学)这半句话,而“办好农教为农民”则名实不符。
  应然定位机制的未成熟性。区域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建立为现代化农村服务的现代农村教育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未成熟;市场经济刚刚孕育,民主政治与社会中介资源匮乏,权力下放与区域自治还没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还不能根据区域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自己的培养目标的规格层次、类型及数量、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等;具体到临沂市而言,还不能全面地体现沂蒙老区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精神风貌,体现沂蒙人民在“双基”达标中再次表现出来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独特个性。因此,农村“三教”能否真正为“三农”服务还是个问题,区域主导性的应然定位机制还在孕育之中。
  (作者单位:山东临沂师范学院蒙山校区,27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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