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8期
文人爱鱼
作者：陈 雄
自古文人爱吃鱼，因此他们发明了成语“脍炙人口”，这里的“脍”就是指生鱼片或生鱼丝。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了当时制作鱼脍的特技，高手制成的鱼片如薄纱随风起舞，放到现在绝对是上电视的材料。
最早制成脍的鱼的品种，据说是鲤鱼。春秋时代，至少在鲁国这个地方，鱼比较珍贵，所以送鱼十分时尚。孔子喜得贵子，一国之君鲁昭公送给他鲤鱼一尾，孔子不敢怠慢，顺水推舟给儿子起名为“孔鲤”，这还不够，并字“伯鱼”。在古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孔子的意思是还候生个“仲鱼”出来，可惜历史上一直未见“仲鱼”之名，因此大胆推测，孔子只有一个儿子。
到了“亚圣”孟子，他进一步抬高鱼的地位，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将鱼与稀有珍贵的熊掌放在一起，叫人难以取舍，给后人出了一道著名的选择题。
庄子喜欢用鱼来说事，他没粮食了，向河监侯借粮食，河监侯搪塞他，庄子就编了个“涸辙之鱼”的故事揶揄他。《逍遥游》里面，开头就是“北海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笔下的鲲，充满奇幻色彩，大气而洒脱，令其后无数文人向往，如能在纷扰尘世做一尾这样的鱼，虽然还不能达到庄子界定的逍遥之境界，但也是相当有成就感的。
庄子之后，擅长用鱼来说事的当推唐朝诗人孟浩然了。张九龄从宰相之位被贬到荆州为官，欣赏孟浩然的才气，把他请到荆州，给他小官做。从未尝过做官滋味的孟浩然受宠若惊，写下《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以鱼寄意，表达对张丞相的感激之情：“……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就算是他拍张丞相的马屁，也拍得天衣无缝。
只可惜，孟浩然写此诗已经48岁了，而诗人只活了52岁，而且还是死在吃鱼这件事上。那时孟浩然背上生了毒疮，医生叮嘱他不能吃鱼，好友王昌龄一来，孟浩然就把医生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和王昌龄拼了不少酒，又吃了不少鱼，结果毒疮发作，一命呜呼。
孟浩然终其一生，做个小官还感恩戴德，和韩愈真不能比了，韩愈的官做得大，他为自己穿上紫服、垂挂金鱼袋兴奋不已。因为在唐代，在玉带上悬金鱼饰物的只能是三品以上的高官。他在《示儿》一诗中夸耀他家里高朋满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真是“谈笑尽高官，往来无平民”。他的不知“官高卑”，显然有些“此地无银”的矫情，还不如孟浩然来得坦率。
后来韩愈贬至潮州，见到怪里怪气的章鱼时，却被吓了一跳。他写的《南食诗》，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我来卸魑魅，自宜味南烹。”韩愈斗胆拿起筷子，只觉一股腥臊之味迎面扑来，吃得满脸只流冷汗。
章鱼是否好吃，没有定论，倒是河豚，受到文人的普遍向往，不过河豚味虽鲜美，肝脏及卵有剧毒，烹杀处理不当，食后会要人的命。据说，一只河豚肝脏的毒量足以使30多个成年人丧命。于是在生命与美味的取舍之间，文人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食与不食”的态度可以窥见些许个性。
宋朝诗人梅尧臣，是位“爱惜生命派”。在一次酒宴上，有人绘声绘色向范仲淹描述河豚如何味美，如何值得一吃，鼓动得范仲淹垂涎欲滴食指大动。这时候梅尧臣写了一首《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把河豚形容为超级毒药，苦心规劝范仲淹，不要以身试毒，才使他打消吃河豚的念头，这首诗写得入情入理，也为他赢得了“梅河豚”的美名。
苏轼也知道河豚肝脏极毒，他甚至夸张地说其毒可以将树弄枯，但是性格浪漫豪放的他照吃河豚不误，是典型的“拼死吃河豚”派。他认为荔枝的美味惟有河豚可比，还为河豚打出流传千古的“广告语”——“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而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人谨小慎微，此种性格投射到饮食上，就是对河豚“畏而远之”，他曾经记载过吴人丁某食河豚而死的惨剧，并以此告诫世人：“此品决不可食。倘遇它氏宴会馔此，亦必禁谢。”
到了现代，能数出吃河豚的文人有鲁迅。他说，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应该不拘泥。早年他留学日本，曾上过河豚餐馆，他的一首《无题》诗可以为证：“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厄酒食河豚。”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当年吃河豚时的心情并不好。
在文人的观念中，鱼与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哪怕是不好的联想，像周作人不喜欢突着眼睛、有一团肥红身体的金鱼，也会想到用它来形容女人，而且极为传神，说每次看到鱼在水中笨拙地游动时，总会想到中国的新嫁娘，穿一身红袄红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而那些美好的联想，不由让人想到古话：食色性也。专栏作家沈宏非的《写食主义》里，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那天晚上，我们吃了榄角蒸鲮鱼，皆水乡土产。亲切，熟悉，犹如邻家女孩。”由吃鱼想到邻家女孩，也算是“秀色可餐”的另外一种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