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9期

带着外婆去打工

作者:吴丽梅




  在广州番禺大石镇上,住着一户普通的人家,小伙子叫唐戈隆,四年前从湖南来到广州打工,这个小家庭还有另外一个成员,小唐的外婆,一位83岁的农村老人。这个小伙子和这个小脚老太常手拉着手,在番禺的大街小巷行走,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城市一乡土,形成一道挺有意思的风景。熟悉他们的人知道,小唐从农村到城市里来打工拼搏,已经有十来个年头了,而这十年里,他换了很多的地方,换了很多的工作,他与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惟一不同的一点是,无论到哪里漂泊,他始终带着他的外婆。
  1981年,湖南永州一个贫苦的小山村,春风吹绿了大地。就在这个捕蛇者生活的地方,上演了一幕与蛇有关的悲剧:一位年轻的母亲上山砍柴,不慎被毒蛇咬伤,当年,那个13岁的少年跑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僵硬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他只看到了母亲的眼神。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唐戈隆。
  小唐清楚地记得,母亲去世之前最后的眼神,他说他觉得母亲看了看自己,又下意识地向外婆望了一眼。多年以后,对这一切他已经不敢那么确定,但是,他心里深深地知道,外婆是母亲最放心不下的人。唐戈隆的母亲去世之后,舅舅也因为癌症去世,而外公经不起这沉重的打击,在一年的正月里喝下了农药,小唐的父亲随之再婚,离开了这个家庭,家里只剩下了外婆和唐戈隆,一老一小,一个热热闹闹的家突然沉寂。后来,唐戈隆在父亲工作的小镇上了中学,他就在父亲的小屋和外婆乡下的老屋间奔波。
  唐戈隆说:“放假的时候我就回来,帮我外婆干活,那时候其他人都可以把山里面的水用水管接到家里面来,但是我外婆呢,因为要挖沟装水管,这些事情没有人干,所以要去挑水,那个时候她有70多岁,她每天都要干很多活,还能够上山打柴,种花生,种红薯,种一些辣椒、小菜。”
  一回到故乡,唐戈隆就成了家里的大人。放寒假,他回来帮外婆杀猪,然后在那个温暖的老屋,和外婆一起过年,每次回去外婆也很高兴。“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外婆在一起过。在那寒冷的冬天里,我回去的时候把火烧得很旺很旺,然后我们村里有几个要好的伙伴,就跟我围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说外面的故事,也谈一些村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很甜蜜。每个晚上我们几乎不睡觉,唱山歌、谈一些事情,我外婆也在那火炉边烤火,然后睡一会儿又跟我们烤火,我们唱歌给她听。”
  儿时和外婆在一起的记忆,是苦涩的,但是也是温暖的,很多个夜晚,小唐在外婆的臂弯里进入梦乡,外婆的老屋是他的避风港,这是他惟一能够抓得住的一点点宁静和温暖,他希望这一切能够一直在他的身边。他那时没想过未来,他觉得和外婆这样相互支撑的日子,或许就是永远。
  直到有一天,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突然看到了一束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亮。
  “那是一束来自城里的灯光,因为我妈去世之后,我到我爸那里去,我第一次见到电灯,我感觉到这个世界太美好了,然后我看到火车,看到更多新奇的东西。我回到家里就跟那些伙伴们讲,讲这些的时候,感觉外面的世界确实太大了。故乡的天空经常有飞机飞过,飞得很慢很低,我们常飞奔着去追,小伙伴们的身影,就像飞机下面长长的尾巴,可是最后却只剩下我一个,我体会到了孤独。”
  电灯、火车,以及那飞机飞到的世界,在孩子的心灵和想像里是那般美丽和神奇,深深地吸引着唐戈隆。于是,带着向往,唐戈隆离开了家乡,到永州开始了打工生涯。
  外出打工的小唐,开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奔波,故乡的老屋里,只剩下外婆孤单的身影,每到年节的时候,外婆一定会不厌其烦地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问她的外孙什么时候回来。每到夕阳西下,外婆在村口张望的身影,已经成了村子里一道固有的风景。
  “每一次离开的时候,我记得外婆都要送我,她送出村口还要送,送出来很远,还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知道喊的那些话,尽管在很远的地方已经很不清晰了,但是内容我还是知道的,叫我多写信回家、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她生日的时候我回不回、端午节的时候回不回,送我的时候呢,我不敢回头望,回头一望我就觉得不想再走了。”
  唐戈隆是个挺有抱负的小伙子,从离家乡不远的永州做体力活起步,很快就开始了更让他跃跃欲试的闯荡,凭着不错的文字功底,他在广西北海的报社工作,也去打过小工,后来到北京拉过广告,再后来又到了广州做记者,从最初离家的时候发誓要给外婆挣几个鸡蛋钱,到后来,唐戈隆已经看到了一个他从未奢望过、甚至从未憧憬过的美好前景。
  可是,在这些漂泊闯荡的日子里,小唐心里面始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撕扯着,他说:“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故乡。我这只高高飞起的风筝,离家越来越远,外婆手里的线也越来越长。”城市的很多风景,经常引起他内心的反射,下雨的时候,他会想外婆的房子是不是漏了雨;看到一家人团团圆圆、亲亲热热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内疚,“特别是我到了广州的时候,没有能把外婆接到身边,我就感觉到,街上那些乞丐的背影,在远处看起来,就跟外婆一样。”“她跟别的老人家不一样,别的老人家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嬉笑怒骂,但是我外婆呢,她只能跟老鼠、跟鸡、跟养的那头猪讲话,骂猪骂半个小时,骂老鼠骂半个小时,什么白蚂蚁咬的,黄鼠狼叼的,她骂的都是不重复的话,她这么一骂,她自己也感觉到好像不寂寞了,屋子里就一个人,但是你会听到她不停地在那儿讲。”
  其实,在小唐周围,出外打工的年轻人,离开父母、割舍亲情,已经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为成功的梦想,像他这样的农村孩子,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也没有太多的权利去儿女情长,去感叹唏嘘,对他们来讲,那一切的美好前景似乎就在眼前,要向前冲,而身后的家乡父母,只能成为暂时被模糊掉的背景。当然,更重要的是,家乡的父母亲人们,也愿意他们如此,也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在今天的中国你可以看到,无数个在田间地头,翘首等待儿女消息的老人的身影,也可以读到无数像小唐那样的承载相思的家信。但事实是,一年当中甚至几年当中,他们很少相聚。对小唐来讲,对外婆的这一份思念和担忧,一天又一天,愈发演变成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最终他还是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都颇为吃惊的举动。
  经过多年的漂泊,唐戈隆终于在广州落了脚,这个冬天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惊呆了:“回去一推开家门,我就大声地叫奶奶,外婆听到我的声音,也大声地叫我:‘宝仔,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她走路不利落了,我用一只手,就可以把她提起来了——我不敢相信,原来那么健朗的一个人,一下子这么轻了,然后我就一手抱着,把她放到脚盆里面,我以前那个女朋友就给她洗澡。洗完之后给她做了一碗面条,她一边吃一边说,她有七八天没吃饭了。看着外婆香喷喷地吃饭的样子,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带走。我说我在市里面买了一套房子,让她去帮我看房子。”
  唐戈隆带着外婆来到了大都市广州,为了省钱,他把家安在了番禺,因此,每天他要在路上奔波三个多小时。
  小唐带着外婆四处打工,很快就吸引了人们诧异的目光,每天不管再晚,他都要和外婆喝上几杯酒,把一天的见闻说上一说。有时间的话,也定会拉上老太太上街走走。看他们两个在一起,其实很有意思,外婆年岁大了脾气变得有点怪,刀子嘴豆腐心,平常她总是絮絮叨叨,总是在骂人。小唐说,如果有一天没挨老太太的骂的话,总好像是少了点什么,而他周围的朋友,也都连带着见识了老人的厉害。对此,小唐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觉得外婆是因为心里面恐惧,害怕失去他,所以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排解方式。同时,小唐也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一个字: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