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1期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

作者:余 玮




  贺敬之,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1924年11月出生于山东峄县(现枣庄市)。1939年在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开始创作。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等职;当选过全国政协常委,系十三届中央委员。
  “贺敬之”这个名字,是与歌曲歌词《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剧《白毛女》,诗《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的一个符号。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件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也每每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而夫人柯岩——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当代文学大家。这对文坛伉俪在相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共同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写就了一段温馨飘香的文坛佳话。
  
  文坛伉俪原本患难知己
  
  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组织大家学习的丁玲是他的领导。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本名冯恺,1929年生于河南郑州,1948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9年5月苏州解放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到北平,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在17岁时就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同窗》,她才华横溢,长相不俗,走到哪里都非常招人喜爱。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当时,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因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1953年10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七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柯岩也不例外,她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 造反派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造反派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
  “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柯岩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旋即不顾造反派的监视和阻挠,手提浆糊桶,领着不满九岁的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了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为“要犯”贺敬之翻案这个行动,在当时可谓是“胆大包天”!柯岩性格刚毅,她与贺敬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对于他的贫苦出身和清白历史了若指掌。站出来贴大字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作斗争,对于柯岩来说,是将自己的安危全然置于不顾了。
  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强正直、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病痛缠身自陶然
  
  1991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67岁了。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1994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1996年9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因为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也对实施手术产生动摇了,认为危险性太大;可是不动手术,对于柯岩来说毫无希望。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足足做了八个小时,一共搭了三根桥,做得很好。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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