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2期
季羡林：长寿的三个要素
作者：余 玮
高龄曰“寿”，体健曰“康”，劳作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正是因“为”而健，因“健”而康，因“康”而寿。人有生理的生命，也有学术的生命，若两个生命都充满生机，则可谓不老。
记者采访他，他说：“你们采访我，就是一个考试。我是考生，准备答辩。你们考吧。” 每每客人造访，他总是亲自迎送到家门口，无论是党政要人，还是庶民百姓，他都这样对待，从不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其德学双馨的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走近季羡林，宛若是走近一座学术文化高峰——近之，愈觉其高。也有人说，季羡林是一部书，读之，愈觉其深……
健康之品质说
一个人的品格，可以决定很多事。有许多说法，认为品质决定命运、品质决定成败，这确实很对。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告诉你：品质决定健康。季羡林的品质修养，我们想来，无以言表，但这又的确是他健康长寿的决定性因素。
二、三十年前，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到北京大学报到，看见一位穿旧式中山装，守门人模样的老头，便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 ：“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 ：“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待忙过注册、分宿舍、买饭票、领钥匙……已时过正午，这位新生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一路急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老者仍呆立路旁，手捧书本，照看地上的行李。次日开学典礼，这位新生惊诧，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正端坐主席台上，竟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教授。
多年后，季羡林对“教授给新生看行李”这段故事记忆犹新，他说：“一位由穷乡僻壤乍到京城的穷学生，全部财产只有一个铺盖，能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托付给素昧平生的我，是对我的信任，对信任得认真对待。”这就是季羡林，对学问认真，对事认真，对人认真。
据说，季羡林有200多个“职务”、“头衔”。他说：“我说不出来。什么专家、委员、主任，可能有这些吧？有一些，我自己根本不知道。”虽说这些职务有“实”的，也有“虚”的，但是光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这两个“实打实”的职务集于他一人之身，就已经是超工作量了。人大常委也不是个闲差，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十天至两周。其他各种学会会长、副会长、理事，虽说是个“挂名”，但开会总是免不了的。每天除了凌晨三四点到七点半这几个小时有保证外，上午和下午，老人的时间多半被名目繁多的会议、各路人等的拜访分割得支离破碎。然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一篇接一篇文章见诸报刊、一本又一本著作问世。他说 ：“北宋欧阳修写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我写文章，则多在会上、飞机上、路上（散步），也可以叫‘三上’吧。”时间于他只能按分钟计算，他只得这样利用时间的“边角余料”。尽管他不乐意参加各种会议，但一旦表示参加，就并不觉得烦，总是高高兴兴地如约而至。
他是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学术，但是碍于形势，有的职务很难推辞，便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开了先例，各种职务便接踵而来，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 ：“也只好‘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由它去吧。”
据悉，在作家协会酝酿新领导人人选时，曾有人想提名季羡林作为候选人。季羡林听了连忙谢绝，说：“我是个教书匠，叫我教授，我理直气壮接受，脸不会红；若叫我作家，我会脸红，因为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号，假若一定要把我拉进去，我也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作家票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的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称其为作家都不为过，而他却自谦“我会脸红”。
仅就散文这个领域的成就，季羡林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作家，即使如他自谦是“作家票友”，那也可谓是德艺双馨的一流“票友”了。 他非常反感“学术泰斗”、“一代宗师”、“学贯中西”等这类对他的赞美之词。在《悼沈从文先生》一文中，他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人敢于这样解剖自己，面对赞誉能保持清醒，确是难能可贵。
找他写文章、写序、采访、题字的人，每天有好几拨，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他的时间和健康，总是尽可能挡着。季羡林却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有用，我做研究写论文对人有用，跟别人谈话、为别人做事也是对人有用，都是一样的。一日，一位退休老师来找季羡林为他的书写序。工作人员挡驾说季老不在，这位老师只好悻悻离去。不料外边的“交涉”被屋里的季羡林听到了，不由分说，他从阳台来到屋外，向正在离去的老师招呼道：“张老师，我在家，你请来吧。”这位老师十分惊喜，工作人员却陷入尴尬。季老把这位老师请进屋内，爽快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
他的助手和秘书说，跟着季老就像读一部大书，不止是一部关于知识的书，更是一部人格的书。“有一次给他查资料时发现，对于‘佛’这个词的语源，胡适、梁启超、陈垣先生都研究过而没搞清楚，是季老解决的。可是从没听季老说，他也不让张扬。季老说，学术问题，解决了就完了，我能解决只是因为我学过吐火罗文，并不是什么高下问题。”
健康之爱情忠诚说
长寿健康的人大多离不开美满幸福的婚姻，可是获得这一切却非轻而易举，有时甚至要割舍很多，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割舍、不会割舍，就不一定会得到，也不一定会珍惜。季羡林的婚姻是幸与不幸，结果能说明一切。
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到哥廷根留学，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
在季羡林住的那条街上，住着一个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有个女儿叫伊姆加德，活泼可爱，尚未嫁人。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季羡林便常去他家做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伊姆加德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几乎天天晚上要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但她非常耐心，两人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渐渐地，两人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们常常一起散步，看电影，买东西，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伊姆加德常常跑到学校去看季羡林，并开始关心他的起居生活，这使季羡林这个很少与女性接触的青年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他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10年》时，首次披露了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季羡林写道：“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信。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杳如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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