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论短篇小说的意味
作者：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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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说：“小说乃是有意味的形式。”“意味”是什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意味含有含蓄、情调、情趣、趣味等意思。显而易见，小说的意味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效果和审美感受，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品格。短篇小说作为叙事性作品中最精粹的一支，它接近于诗和绘画，因此，意味的有无或丰富与否，是衡量其艺术水准高下的重要标尺。
法国作家哈·霍利写过一篇《德军剩下来的东西》，只有二百字，全文抄录如下：
战争结束了。他回到了从德军手里夺回来的故乡，他匆匆忙忙地在路灯昏黄的街上走着。一个女人捉住他的手，用吃醉了酒似的口气和他讲：“到哪儿去?是不是上我那里?”
他笑笑，说：“不。不上你那里——我找我的情妇。”他回看了女人一下。他们两个人走到路灯下。
女人突然嚷了起来：“啊!”
他也不由抓住了女人的肩头，迎着灯光。他的手指嵌进了女人的肉里。他们的眼睛闪着光。他喊道：“约安!”把女人抱起来了。
(易名译)①
这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精粹、独特的短篇之作。从表象看，你可以说它很简单，不过是街头即景而已；但是，从意味的层面进行解读，就可以说它很复杂，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一对情人大战前、大战中和大战后的全部故事。
一个士兵战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街道昏黄的路灯下十分意外地遇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情人。作家只写了这些，就这些。但是，就像浩瀚大海中仅露出水面八分之一的冰山一样，作家提供的极为有限的情境，却让读者感觉到了深入水下的更庞大的部分：小说的文字后面肯定隐藏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这里需要的，是读者必须参与到作品中去。
“战争结束了。”结束了，就意味着战争曾有过突然的开始和漫长残酷的过程。这个士兵也许生性懦弱，他被迫参军，九死一生侥幸活命；也许他英勇无畏，杀敌立功，胸前挂满勋章。现在，他在故乡的街道上“匆匆忙忙地走着”。按常理推测，凯旋时的心情一定是骄傲而喜悦的，可他为什么如此匆忙?士兵对拦住他的女人这样说：“不。我不上你那里——我找我的情妇。”故事一下子复杂起来。当初，在战争开始以前，这个士兵和他的情人该有过多少个黄昏时分的约会，又有着怎样的柔情蜜意的情景?战争爆发之后，士兵开赴前线时，他和情人的分手，相互间该有多少生离死别的眼泪和信誓旦旦的承诺，又是怎样地一步三回头?战争中，在战壕里，在枪林弹雨下，士兵多少次举头望明月，心里装着怎样的肝肠寸断的思念?——这不是杜撰，而是隐藏在海水下面的那冰山的一部分，是小说意味生成的故事应有的内容；不然，士兵为什么回到故乡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的情人?而且，他又为什么那样匆匆忙忙?还有，当他终于认出街上拦他的女人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情人时，他为什么使劲抓住她的肩头，手指嵌进她的肉里，喊一声“约安”把她抱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生生死死、地久天长的情爱，决不会有这样的举动。
再看士兵的那个叫约安的情人。她显然已经沦落为娼妓。德军占领了他们的故乡，一个差不多有点姿色的女人要活命，她能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没想她还有可能做别的选择，但她选择了做妓女。与其说她已经习惯妓女生活，不如说是德军迫使她习惯了这种生活，所以她才会用“吃醉了酒似的”放荡口气勾引每一个过路的男人。她像土地、村舍一样，是被德军蹂躏过的东西。德军溃败之后剩下了什么呢?满目疮痍的大地，颓败的女人的肉体，更可怕的则是伤痕累累、难以抚慰的灵魂。因此，当她也终于认出士兵时，她嚷了一声：“啊!”这“啊”里面包含着惊愕?兴奋?羞惭?愤怒?无可奈何?叹息?控诉?什么都有。它包含了一切——过去的和现在的，似乎都幻化为一个极其恐怖的梦魇。
美国作家海明威在答记者问时说：“如果一位散文(指广义的散文——引者注)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②海明威在这里说的是，如果作家是自信且富有智慧的，他在小说中叙述的事件和所要表达的主题就一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它们不仅在读者阅读时彰显作品的意味，而且可以在阅读后通过想像和联想继续生成并丰富其意味。从接受的角度讲，文学作品分为可读的作品和可写的作品，作品本文留给读者体会的余地越多，就越令人满意。罗兰·巴特认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必须积极地思考，去补充作者没有写出来的东西。这样，读者就会在一种被调动起热情的兴奋状态下和作者一道共同参与创造，最终完成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完成的只是小说的树干和主要枝条，它让读者参与的补充并不是对本文进行简单的阐释，而是去延展作品的空间，将隐藏的部分挖掘出来，从而复活成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德军剩下来的东西》之所以是一篇有意味的小说，就在于它的艺术留白，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间。
短篇小说的意味，还体现在作家在其结构上的用心与智慧。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更需要作家的精心营造，可以说，它是一种巧妙创造的艺术。
博尔赫斯的短篇《两个人做梦的故事》，写一个名叫马格里比的开罗人，有一天在自己花园里无花果树下做了一个梦，然后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来到东方的伊斯法罕，寻找梦中有人指点给他的财富。但他得到的是该地巡逻队队长的一顿皮鞭和一通臭骂。这位巡逻队队长在嘲笑马格里比的愚蠢时说出了自己在东方曾三次做过的同一个梦：他梦见他的财富在开罗一家花园中一棵无花果树旁的喷泉下面。于是，开罗人带着累累鞭痕起程回家，他在那个队长梦见过的属于自己家花园的喷泉下面挖出了一大堆财宝。这篇小说故事并不复杂，但可以看出作家在结构上极其用心：两个人做梦，所梦见的都是财富，但财富的地点各不相同，都在与自己相反的地方，而且十分遥远；一个人的梦成为另一个人的“梦解”，出发的地方就是你该归来的地方。小说的这种结构，在意蕴上呈现出一种辐射状和繁衍态，使小说意味无穷。看完小说，我们有点释怀，有点惊讶，有点惆怅，有点喜悦，还有一种像有什么东西从我们心头轻轻爬过的感觉；接着，我们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些有关社会人生、宇宙万物的重大哲学命题。
中国作家汪曾祺的短篇《陈小手》在结构上表现为一种突然添加，使小说倍增意味。说“添加”，是因为故事明明已经结束，陈小手被团长一枪打下了马，团长口中还骂着自己受了欺负；但作家突然而又很自然地在最后写了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如果没有这句话，小说不过写了一个翻脸不认人、杀人如麻的恶棍而已；至多，陈小手的悲惨命运还会引起人们的惋惜和同情，这也仅仅止于肤浅的一般层面，但有了最后一句的添加，小说人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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