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雪坝下的新娘》艺术三题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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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坝下的新娘》应当算是一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短篇小说，但是，现实意义很强的题材，却并非只能按照素材的现实状态如实地客观地加以叙述，这里需要的是作家用艺术的眼光去把握与处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性。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为了知道一个故事，而是需要从小说里获得欣赏文学作品时所特有的艺术感受。因此，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的开始，就需要为自己所叙述的事实营造出一个文学的氛围，把生活素材文学化、艺术化，给读者创造出一个艺术欣赏的空间，让读者去思考、去玩味。
隐藏的“故事”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把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和“情节”加以区分，他们把按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叙述行动叫做Фабула（音译为“法布拉”），是一种纯语义的叙述材料（即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故事”，或称“本事”），而把实际的叙述状况称之为сюжет（音译为“休热特”），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相互对立的一组概念：“根据形式主义学派的看法，情节是一种方法，语义材料就是用这种方法在某一文本中表达出来的。特尼亚诺夫把情节说成是语义成分在文本中的实际组成……‘故事’是在相当高的层次上的抽象，而情节这个概念仍然较接近于文本，不要求那么多的抽象。‘故事’是从语义材料中抽象出来的，而语义材料，则是情节的构成成分。”①
在《雪坝下的新娘》中，隐藏在丰富的叙事话语中的是这样一桩现实的故事：农民刘曲到镇里的招待所食堂送自家做的豆腐，正巧遇到镇长陪县长的儿子喝酒，那个县长的儿子已经喝得酒气熏天，自称练了好几年的武功，就要在刘曲的身上练练拳脚，结果一顿重拳就把他打傻了，成了一个弱智人。事情发生之后，为了给县长的儿子免除罪责，镇长给他家送了很多粮食、肉和柴火，还责令镇上所有的商户，凡刘曲来，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你们善待刘曲，就是支持三开镇的工作。支持三开镇的工作，就是支持县里的工作”。惹得镇里的人看着他都眼红：“你交了好运了!……你多有造化呀，让县长的儿子给打傻了，县长儿子的手现如今跟观世音菩萨的手一样了不得，你这辈子是不愁吃穿了，阿弥陀佛，你这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啊。”连他那个念高中的儿子，也要利用这个关系，假装要去法院告状，等着县长的儿子来和他“私了”，给他安排工作，最好安排去公安局，戴着大盖帽，骑着摩托车满街跑，“多牛啊!”结果好景不长，那个县长因为受贿一百来万，被检察院逮走了。于是，刘曲再去人家的铺子里吃东西立刻就谁也不认账了。
显然，如果仅凭这点现实生活的素材，要想写成一篇小说，当然也无不可，不过会是比较勉强的，不但内容比较单薄，而且就素材本身看，如果仅仅如实地加以叙述也必然缺乏新意。因此，对素材的处理就成了小说写作的关键。作家的出色之处就在于她把这一与反腐有关的素材，放进人物的生活之中，她不是为了简单地叙述一件生活中的负面的故事，而是在描绘多姿多彩的立体化的现实世界，讲述那个叫做刘曲的傻子的完整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这样一来，小说就还原了生活，使人物活动的环境、人物形象都丰满了起来。在小说里，傻子刘曲的老婆花袖、他的邻居肉铺的老许、卫生院的护士刘小玲、一个眼熟的老太婆、开饭馆的刘迎春，都是鲜活生动的人物，他们知道刘曲是被县长的儿子打傻的，知道刘曲的老婆花袖有外遇，他们口无遮拦地与刘曲逗乐。在这众声杂语喧哗的乡村世界里，大家都是清醒的，只有主人公刘曲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世界里，他有的吃，有的玩，有的乐，自得其乐地活着，活得似乎是有滋有味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作家也并不满足于告诉我们县长的儿子把一个普通老百姓打傻了的故事，她只是要写出她所熟悉的东北农村的日常生活，那个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的琐屑的庸常岁月里，卑微的芸芸众生。虽然他们生活并不富足，却也不乏乐趣。至于那个傻了的刘曲，虽然活得窝窝囊囊，却让读者在觉得心酸的同时又觉得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向读者传达出来的是更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完整画面，从社会环境到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世界，都呈现出了立体化、多面化，一切都是那么鲜活自然，那么真实可信，它比仅仅讲述一个令人同情、让人愤慨的故事要充满更多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韵味。相比之下，那个发生在刘曲身上的事件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件普普通通的细节，它同三开镇上每天都在发生着的许许多多的生活琐事一起，成为被我们感知的一方自足的世界。
独 特 的 视 角
《雪坝下的新娘》采用了一个特殊的叙述视角，作为叙述主体的是一个乡村集镇上的农民，一个被人打成了傻子的普通人刘曲。在现代小说的叙事中，叙述人的视角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自从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采用了白痴孩子的视角来叙述以后，这一叙事视角就常常被用来作为特殊的叙事主体。福克纳说：“我先从一个白痴孩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由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②而一九七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的美籍作家艾萨克·巴希维斯·辛格，在他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就以傻瓜吉姆佩尔作为叙事的主体，叙述那些“悲惨的或怪诞的，滑稽的和感人的，奇特的和美好的——梦中的人物，遭受痛苦的人物，卑微和伟大的人物”③。
在《雪坝下的新娘》中，那个被打成了傻子的刘曲，也是这样一个滑稽、怪诞、遭受着痛苦的卑微的人物。福克纳为他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命名，来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麦克白的著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傻子刘曲的生活也一样充满着喧哗与骚动。他的老婆花袖在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贞操，在他被打傻了之后，花袖又和一个叫做杨半拉的男人明铺暗盖地勾搭上了，而且只要杨半拉来他家，花袖就会支使他出去找他家的猫。镇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不无嘲弄地和傻子刘曲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你家又来了男人吧?你家一来人，你就要出来找东西。”可是他并不反对花袖把他从家里赶走，恰恰相反，他倒乐于去做这件事。他甚至还认为，那个杨半拉倒是个窝囊废，“只会凑到女人的桌面上混饭吃，他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世面上混?”他不愿意在家里被花袖骂，他要去雪坝下看他的新娘。
在这篇带有现代派色彩的小说中，选择傻子刘曲作为小说的叙事主体，可以增强小说叙述的许多趣味。作家把没有经过打磨的真实完整的现实世界，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我们跟着那个显然是缺心眼的傻子，去感受生活的丰富，正表现出作家对生活所采用的特殊的观察方式和感受方式。从叙事学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叙事语态的问题，即谁来担当形式上的叙事者。这个傻子作为叙述者，他只能叙述人物所知道的事情，这种有限视角（即“内聚焦”）比起全知全能（即“外聚焦”）的叙述方式来说，他的叙述使读者悟到的显然要比人物知道的还要多，聪明读者的所知所感早已超出了傻子刘曲的叙述，只是作家不再替叙述人讲述，而是让人物自己讲述自己的感觉和内心世界。因此，读者所看到的既有外部事物被人物所感知（如刘曲的被打，他老婆的外遇和心计，他儿子的狡猾与贪婪），也有傻子刘曲在感受这一切时的内心活动。比如说，“又是杨半拉去你家了吧?杨半拉一来，你就得出去找东西，对不对?”“最近家里常常多一些东西，比如花头巾，香水瓶，绣花鞋，点心盒子以及花花绿绿的布制绢花。这些东西进了我家门，没人跟我打招呼，看来是谁送给花袖的。陌生东西一多，我就觉得家不是过去的家了”。这些都是让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作为傻子的刘曲却认乎其真地做着，讲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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