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阿房宫赋》:思想与文采齐飞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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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第四段在铺排手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更为充分。在这一段的开头,紧接着前面一段写秦王朝的糟蹋珍宝与暴殄天物,以感叹的语言,一连用了三个对比的句子:“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表达了作者的激烈的愤慨。此后,便推出了全文最为精彩的一段,运用铺排手法达到了极致:“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在这一段的铺排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阿房宫里的奢侈豪华的建筑,和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做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统治阶级荒淫无度的享受,另一方面是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劳动和艰辛生活,两相对照,把统治阶级的荒淫与骄纵表现得格外令人发指。而且,我们也需要注意,在一连六个对比中,作者把“穷形尽相”的手法做了尽情的发挥,紧紧围绕阿房宫的豪华建筑和奢侈生活的一些细节来展开:负栋之柱、架梁之椽、钉头、瓦缝、直栏横槛和管弦,都是着眼于一个“多”字,把普通老百姓的辛苦劳作怎么也跟不上统治阶级丝毫也不加珍惜的糟践做了对比,自然引出了下面的结局:“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王朝连同他们那座极尽奢侈豪华的阿房宫,一齐遭到覆灭的命运,就是物极必反的必然结局了。
  结尾的一段是作者为秦王朝的灭亡所做的激情迸发的议论:“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又是一段感情激越、议论风生、文采斐然的议论。作者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内因上指明了秦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它自身的荒淫无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当初六国的“灭”原因在其自身;同样,现在秦王朝被灭族,原因也在其自身。由“灭”到“族”,在语气上有所加强,也表现出秦王朝的灭亡更加悲惨,更加彻底。接着作者采用递进的手法,在指出了六国和秦国灭亡的结局之后,又回过头来探讨他们能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呢?从这一段开头的感叹“呜呼”,到这里再次发出了“嗟夫”的感叹,表明了作者在探讨六国和秦国灭亡的命运时的沉痛心情,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悲惨结局:“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六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连横行一世的秦国也终于灭亡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秦国的灭亡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但后代的统治阶级并没有从秦国灭亡的历史悲剧中汲取深刻的教训,那就只能让他们的后人再来为他们的历史悲剧发出沉痛的哀叹了。在层层递进中,作者把沉痛的心情寓于对六国与秦国灭亡原因的探究之中,而且在每一个独立的层次中,又特别注重六国与秦国的对比,前人与后人的对比,由阿房宫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引申到六国灭亡与秦国灭亡的历史教训,使文章的主题增加了历史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
  从赋体文章的艺术特征来看,它需要以丰富的文采来引人注目,即所谓“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把美丽的词藻和深刻的思想含义融为一体,像色彩斑斓的丝绸织品,也像五彩缤纷的绘画。在《阿房宫赋》中,作者营造的文采除了词藻的华丽和对比的强烈之外,主要是以丰满的铺排手法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作者运用这一手法,对事物的特征做了详尽的描绘,把文章的气势营造得十分充沛,使作者感情的表达更加激烈,这些在赋体文章中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建国以后我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的时候,曾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感言”为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一篇议论文,他不仅就杜牧文章的思想内涵做了深刻的发掘,而且上联系魏、隋、唐历朝的历史,下联系清王朝末年走向灭亡的历史,眼界格外开阔:“盖牧之生当晚唐,安史之祸方戢,朝野上下渐习于优游,为园林之乐,置民生于不顾,目击时艰,斯赋之作,遂不容已。读其一人之心,万人之心,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数节,蔼然仁者之言,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固非以吊古苍凉,为始皇增无涯之恨也。抑吾又闻之,清季末叶,仁宗(按:仁宗是通常所称的嘉庆帝,这里似应为德宗,即通常所指的光绪帝)西后(即慈禧太后),以兴海军费筑颐和园,吸万民脂膏,供私人逸乐,居尊养颐,极帝王之崇矣!乃民怨沸腾,人心思汉,义旗举而清室覆矣!嗟呼!牧之以魏隋不能秦鉴,唐且继之,遂兴阿房之赋。而唐卒以之成魏隋之续,是唐为后人哀也。清复继之,相哀无已。因果相寻,诚不得不痛恨于殷纣始作之俑,导帝王于骄奢淫佚之途也!”周恩来是一九一四年进入南开学校的,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是一九一六年,不过是中学三年级的学生,能有这样开阔的眼界与胸襟,也是值得我们赞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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