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
作者：［俄罗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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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身边我失去了自我。我确实是个讨厌、任性、凶恶的女人。”
我那古板的妈妈不喜欢阿加塔，尽量不让我和她一起到父母那儿。她教养很差，不懂什么礼节：她不会使用刀叉，吃沙拉的时候用刀塞进嘴里。
“没关系，妈妈，”我安慰她，“她吃饭的姿势像巴黎人。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腰板挺得笔直。”
但是妈妈还没有看到任卡就已经吓坏了。“只有那些坏女人才跟岁数大得多的男人上床，你今年多大了？”妈妈突然沉思起来。她在“商人”杂志社会版上看到，任卡参加艺术展开幕式的时候穿着破的连裤袜，长长的球衣上系着一条围巾。
“怎么，你没有钱给女孩买新的连裤袜？”
“穿破袜子是她精心策划、别出心裁的行动。”我勉强辩解道。
阿加塔把一些可怕的东西带到了我家里：带电池的黑色塑料闹钟、紫色的漏勺、运动鞋式样的便鞋。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从此以后可以为所欲为，对肮脏也可以熟视无睹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阿加塔我行我素，她不管年龄，像卓别林那样穿衣：袖子长得罩没手指，胸部露在衬衣外面。戴的饰物看上去非常可笑。裤脚管窄得像小丑表演。整个儿是个稻草人。一会儿精力充沛得像浸入水里的泡腾片那样吱吱地直往外冒，一会儿无精打采地呆坐在厨房里，脸色黄得像烤熟的安东苹果。有时候站在浴室里可怜巴巴地用毛巾捂着胸口。
“你怎么啦？”
“没什么。”
她们这一代人已经未老先衰。腐朽了。
版本
阿加塔这块磁体本身就是两极对立的。这是一个强大的磁体。阿加塔属于内心矛盾、试图砸烂种种虚伪的禁忌的那一代人，一切都暴露无遗：可以随便杀人、偷盗、性交、亵渎神圣。强盗成了潜意识的偶像。任何一个事件都有不计其数的版本。就像电影《拉秀蒙》。什么都是版本。生活本身也成了一种版本。阿加塔摇摆不定，始终两头不落实：既享受现在的舒适又怀念童年的美好；既慷慨大方又斤斤计较；既对政治性辩论感兴趣又热衷于“列宁格勒演唱组”；既富有母爱又恨母爱；既热烈盼望世界末日的到来又为俄罗斯较快地克服了金融危机而高兴；既向往精英阶层又厌恶他们。
将来有朝一日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任斯基纪念碑的地方竖起卡洛斯·卡斯塔涅达的纪念碑，周围放满了铁制的仙人掌——这位一半是哲学家一半是魔法师的人将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少年从唯物主义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阿加塔和任卡都是他的崇拜者）。新的形象自发地形成了，不取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阿加塔这一代人学会了给自己“确定立场”——这是当代俄罗斯人众口一致的基本词汇。自己确定立场使这一代人成了当地生活的界碑。在此之前俄国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着。阿加塔的理想是获得成功。最初的感受是发现了成功这个概念，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这个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正面的解读。那些被阿加塔欺负过的不怀好意的人骂她是“精明的傻×”，她准备不讲人性，甚至踩着别人的尸体，如果为了成功需要这样做的话。
效能和反效能在三十岁的模特儿身上发生了冲撞。正面的冲撞。休克使人心明眼亮。阿加塔整个儿处在云里雾里，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面目模糊；可能根本不存在。阿加塔的所有精力都化作无数的证据。譬如说，为什么她高兴；而任卡只要高兴就行了。据我所知，对阿加塔来说，吸毒更是一种炫耀：你们没有尝过，可我尝过了！任卡不一样：吸毒可以，但是不能上瘾。任卡说起吸毒的人就像说“自己人”，满嘴都是吸毒者的行话。她冬天一般不吸毒，但是到了克里米亚狐狸湾那个裸浴者的天堂，这又成了一个喜爱的“话题”。任卡详细地告诉我他们怎样煮“牛奶”：炼乳和大麻混起来煮，——要是喝上那么五十来克，那感觉太妙了：
“必须待在一个地方，哪儿也不去，什么也别考虑，只想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这其中就有某种宣言的内容。
迷恋照相
阿加塔特别不上照。她也不撕自己的照片——只是一看见自己的照片脸色就发白。也许她这一代人都不上照——这个时代太富有爆炸性了，他们的脸都缺乏稳定感。而任卡特别上照。在她住到我家里之前，家里到处挂满了她的照片。任卡试图在男人身上找到女性美，在少妇身上发现青春活力，努力把世界看做“差异的节日”——她的第一个摄影展就取了这样一个名称。俄罗斯画家的形象在变化：从渴望抨击社会、人和语言的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猛兽变成像黏土那样软绵绵的旁观者。俄罗斯并没有变得不那么寒冷，但是它的文化气候将变得暖和。任卡的摄影作品就是这种带来新视点的气候转暖的例子。没有任何压力，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没有一点挑衅。半似报道，半似剧照，半似业余爱好，半似专业摄影。她的人像摄影有一种原始的“宽宏大度”。她让人们有机会保持本真状态，她不打算改变世界，不评判世界：“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任卡的宽宏大度是有限度的。展览结束后一名姿色渐消的女记者在中国餐馆里向她提了一个不友好的问题：“我的天使，您是否过多地考虑自己了？”任卡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没有任何固定的道德标准。请记住。”女记者哑口无言。我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你真的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回家后我这样问她。
“在那一刻我给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角色。”她解释道。
她在发挥自己的角色意识。有时候在她的作品里会出现与和谐的主题背道而驰的内容：光洁的抽水马桶里黄色的尿液上浮着一块带血的月经护垫。
“挑衅？”我问。
“我只是对女人的厕所感兴趣。她们在十八世纪是怎样对付月经的？”
我给她看杨·萨乌德克的摄影作品集。她仔细看他的作品。
“很美。干吗那么多挑衅的东西？”
这一代人因为强加给他们的激情而不喜欢任何的挑衅。
苏联
我们沿着斯摩棱斯克广场走过外交部。
“这大楼我觉得像苏联，”任卡说，“我印象中苏联就是这模样。”
“苏联”这个词她说得相当艰难，就像是外国词儿。她听说过索尔仁尼琴，但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阿加塔对我在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的那些奇遇很感兴趣。特别令她感兴趣的是这些奇遇促使我“出名”。现在要“出名”就难多了。我好几次想把秘密出版《大都会》的想法告诉她；她不理解。俄国文明从官方权力向自由资本权力转变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她甚至没有参加少先队——“改革”妈妈不许她参加，苏维埃精神只跟她一次小小的调皮捣蛋有过关系：中学快毕业的那一阵她不穿裙子，而裹了一面褪了色的红旗，为此当地中学的校长大为生气。但是有一次我们坐在桑拿浴室里大谈苏联政权的时候，发现她很想知道一切。
“为什么斯大林要杀死那么多人？”
她的同龄人忘记历史是有原因的——割断历史就是免除痛苦。如果阿加塔那一代人还可以在共产主义生活，那么任卡这一代人就简直不知道在共产主义下该怎么办，该怎么站队。无论是阿加塔还是任卡，她们对车臣战争、对普京总统都不怎么关心。当然，她们不喜欢普京的克格勃背景，但是总的来说她们都无所谓。她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维度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潜艇沉没，以及其他种种合乎规律的灾难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一切都跟她们无关，她们不想讨论，即使要讨论的话那也是迫不得已。她们的世界是个人的世界，而且这也是一种保护形式，免得接触无法控制的东西。俄国人清洗掉苏维埃主义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亲近东方而不是西方，更亲近幻觉、醉生梦死，陷入了生活的其他维度。西方受到质疑，被判定为“无聊的”；出现了自发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虽然发自内心，但是随着喝酒数量的多少而经常在变化。清醒的时候说俄罗斯是一堆狗屎，喝得醉醺醺的时候说俄罗斯是一个奇迹，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又说俄罗斯是一堆狗屎。她们俩都不否认西方的成就，但是认为最好还是向东方寻求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