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
作者：［俄罗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爱情
快走到游泳池的时候我和任卡被收银员拦住了。
“女孩满十四岁了吗？”
好心的收银员想给我们打折。不过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简单：任卡骑在我的大腿上，扳着手指在悄悄计算。手指不够用了。根据未经核实的统计，我是她的第十五个情人。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挑衅地说她有四个情人和两个同性恋朋友。
“我轮流跟他们睡觉。根据情绪的变化，就像选择电台一样。”
“你收钱吗？”
“不收，尽管为解决住宿问题而友好地跟人睡过。”
“你不怕人家强奸？”
“不存在强奸。那都是女孩子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样，驱赶了对强奸的恐惧感之后，任卡开始用“游戏的方式”征服莫斯科。
如果说任卡由于同性恋的想象而飘飘欲仙，喜欢舔女性的私处，主要靠图画而不是靠感觉笑着结束，而且在自发的、根据情绪变化而进行集体乱交的时候像猫一样善于分配精力，像跨过脱下的内裤那样若无其事地迈入第二天（有一个例外：只有跟彼得堡那个把她叫做“上帝的礼物”的摇滚巨星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的那一夜还记忆犹新），那么阿加塔对任何的想象都无动于衷，她欣赏的是男人强大的力量，她又是叫喊又是呻吟，脸上带着一种悲惨的哭相（我和她先有性关系再有爱情），没有大肆夸耀自己不多的同性恋经验，只是把它看做一种胜利（权力的标志：让女伴进入高潮）。但是我知道阿加塔是“爱之海”，是“一直想交媾”的女人。她身上有一种带黏性的、令人心醉神迷的色情成分，这种东西在她身上非常明显，就像面包中凸出的葡萄干那样。生活被那个爱她的人破坏的时候她会感到高兴。她顺便掂出了自己的分量，搭上了报复的列车——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形式。我们家里来了跟她相像、喜欢为生活而打拼的几个朋友。任卡一来，布景马上就换了。那些戴无檐帽的街头音乐家开始出现在我们家里。
许多俄罗斯女人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妓女情结。她们恬不知耻地挑逗男人。阿加塔身上就保留着这种情结。有一次人家把她当做妓女，她欣喜若狂：这表明我很漂亮！我们认识初期，还需要采用传统的办法，靠杜松子酒加汽水、出人意料的言谈、接吻和抚摸挑逗她。任卡能够控制局面，不允许挑逗。有一次她直接躺在我的肚皮上，她想做爱就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
色情的话题会使阿加塔兴奋起来，她很想看见自己的裸体。她的肉体要挣脱权力的枷锁。而任卡的肉体则想逃避。阿加塔的爱情是她生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就其实质而言需要回报的爱情的发展、变色和变形取决于金钱和环境：莫斯科户口、住房和工作。病态的嫉妒是“千万别当傻瓜”这个话题的继续，早就准备进行爱情大盘点。任卡耐心地为阿加塔寻找缺席辩护的理由。阿加塔则在背后坚持说任卡“毫不出众”。对任卡来说没有禁区，但是对那个被遗忘的俄罗斯文化题目——厌恶庸俗，在她身上苏醒了。高度的随意性与半天真的纯洁互相呼应。
睡美人
任卡可以有所作为，也可能一事无成。她会不会成为一名摄影艺术家，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仅仅变成一种业余爱好，然后像蜗牛那样改变方向，回到克里米亚当一名嬉皮士？她这代人会不会克服“版本”或者也会蒸发掉？
意识断裂、充满矛盾的这代人正在让位给折中主义的一代人。可能这是一种进步，可是混乱还在继续。莫斯科在喧嚣，而任卡睡得正香。她的冰鞋在哪儿？她睡过头了，误了头天晚上预定好的约会。现在几点？下午一点！两点！俄罗斯的卑鄙无耻正在大行其道。睡觉比责任更有力。“新鲜黄瓜”（她这样自我称呼）和“健康的”一代人（这也是她的说法）的能量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沟通。任卡以压力不够为理由正在准备退出。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可以放心地睡觉，可以错过自己的第一个舞会。任卡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有时候学习有时候不学习，常常忘了准时参加新闻系的考试。就像整个年轻的俄罗斯一样，她正处在十字路口：是认真接受生活并投入其中还是马马虎虎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从莫斯科飞往巴黎你说是飞欧洲，从莫斯科飞阿拉木图你说是飞亚洲。两种情况下飞往哪里都是明白的，而从何处出发就不明白了。莫斯科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心理定位，但是爱情和金钱的循环已经把优势还给了这座大城市。钱！钱！——一副龇牙咧嘴的豺狼嘴脸。金钱把爱情变成了像电脑排版那样可以随意移动的东西。阿加塔硬是从我这儿拿走了应该付给她的一笔钱，在尼日尼马斯洛大街买了一套三房的住宅。任卡坚信金钱的伦理“中立”，心安理得地靠我供养，但是继续用自己偶尔得到的稿费慷慨地给我买礼物。任卡回家的时候往往带着花。一束白色的蛇莓花——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那种浮华风气——如今又成了时髦。当我出发到德国办事的时候，她预先准备好了每天写五封信。我打开信看到如下内容：
“我的孩子！日益衰老的年轻人！你应该快活。时代变了，这你知道。现在只能快活，其余的一切正在慢慢消亡。”
（徐振亚 译）
维克托·叶罗费耶夫（ВикторЕроФеев，１９４７－ ），当代颇有争议的俄罗斯作家。一九七零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九七三年毕业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室。一九七九年因组办《大都会》丛刊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发表论文《悼念苏联文学》，成为改革时代的文学争论的生动标志。其小说很受人欢迎，已被译成多种外语，其中长篇小说《与白痴一起生活》和《俄罗斯美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被拍成了电影。
（原载《外国文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