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一个似水若云、如诗如画的世界
作者：吴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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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他们的情感世界更是顺乎人的自然本性，敢爱敢恨，如云般自由自在。他们不受成规戒律的束缚，敢于承担生活的重负，不惧强权暴力的威胁，勇于追求真挚的爱情。在汪曾祺笔下，虽然“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甚至“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虽然被街上的人叱责为“风气不好”，被所谓正人君子之流斥为道德沦丧。但正如作者所言：“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的确，在两情相悦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真心实意与道德教条、伦理枷锁之间，哪一样更自然真实?哪一样更合乎健康的人性人情呢?这需要人们自己去思索。在这样自然质朴而又自由率性的大淖土地上生活的十一子和巧云之间产生的爱情之歌必然是一支朴素自由的生命之歌。这支动人的生命之歌源于两情相悦，“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有时巧云停下活计，帮小锡匠拉风箱。有时……小锡匠就压住炉里的火，帮她织一气席。巧云的手指划破了，十一子就帮她吮吸指头肚子上的血……”这支动人的生命之歌震颤于巧云落水，十一子相救的插曲中，更升华于十一子重伤，巧云深情照顾中。特别是面临刘号长一伙的暴力强势，十一子坚持了自己对爱的忠诚不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打死都不肯说“不再进巧云家门”的话。巧云也毅然决然地担当起爱的责任，将受重伤的十一子抬到自己家里悉心照顾，并为生计“去挑担挣‘活钱’去了”。这支动人的生命之歌最终在锡匠挑夫们的声援帮助下，以沉默的上街游行和“顶香请愿”的方式战胜了暴力与强权，超越了羁绊与邪恶，赢得了自由与完满。
在《大淖记事》中，面对大淖土地上涌动的若云般率性快乐、自由超越的生命形式，读者会深深地体悟到全面地占有、升华自己的本质，实现彻底的、完满的自由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和生命目的。而这也是汪曾祺的生命理想。
三诗：如诗的极美语言
汪曾祺说自己属于“一个通俗抒情诗人”的气质类型，因此他是用诗人的诗性来感受世界，也是用如诗般极美的语言来书写世界。不少评论者如李陀、苏北等都认可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这首先与汪曾祺对语言的重视密切相关。汪曾祺自言：“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③其次，汪曾祺将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东西是语言，语言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在这样一种语言观的引导下，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以朴实清新、潇洒自然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极美世界。
这个如诗般极美的语言世界是日常化的。它贴近了大淖这块地域背景，贴近了在大淖土地上生长的人物精神。王安忆曾评价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④确实如此。在《大淖记事》中，汪曾祺是这样写大淖的四季景物变化的：“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幅大淖四季景物变化图的语言都是很常用的，没有生僻古怪的，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充满了大淖乡土的气息，它扑面吹来，带来大地的清香与芬芳。这些语句就是一首五彩的诗，一首用日常平凡的语言抒写出的诗意盎然的美丽篇章。《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之间的对话也是如诗般简洁而韵味深长。巧云问十一子为什么不愿对刘号长之流说“不再进自己家门”的话时，两人如下对答道：“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这段对白准确地贴近了十一子与巧云的心灵世界，它是直接日常的，又是朴实动人的；它是乡村儿女的痴话，又是汪曾祺这位诗人的情话。
这个如诗般极美的语言世界也是文雅化的。汪曾祺在创作中非常注重从中国古典汉语中汲取养料。他欣赏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的风格，并认为自己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在《大淖记事》里，你不时也会感受到这种文雅的韵味。例如，形容十一子的长相举止时，汪曾祺这样写道：“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走起路来，高抬脚，轻着地，麻溜利索。”再比如：“黑漆大书四个字‘鸡鸭炕房’”“有几个人坐在树桩上负曝闲谈”“他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等语言以及解释打钱、滚钱这两种赌钱方式时的语言都带有雅致的风情和诗意。
李陀曾指出：“把白话‘白’到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像本来就是一家子人，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⑤正是在这样日常化和文雅化的语言之间，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才诗意氤氲，令人陶醉不已。
四画：如画的别致结构
汪曾祺不仅是语言大师，也是文体大师。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文体的独特理解。八十年代创作的《受戒》《大淖记事》等文就体现了汪曾祺对抒情体小说的发展。这当然与他师从沈从文有密切关系。抒情体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散。汪曾祺自己常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⑥但这并不是说汪曾祺的小说就不讲究结构，这种“散”其实是汪曾祺苦心经营的一种别致结构。它犹如“林梢一抹青如画”那样，该轻描的时候就淡抹，该凸显的时候就浓墨重彩。
《大淖记事》不仅仅讲述了小锡匠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故事，它也是展示大淖土地民间风情的一组民俗画。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⑦当然，他也强调写风俗是为了写人。所以，作者在《大淖记事》中对于展示风物人情、民俗世态是不吝惜笔墨的。小说的第一节用全部篇幅描写大淖四季的美景，大淖边上的炕房、浆坊，大淖南岸闲置的候船室等。第二节用很大笔墨介绍大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