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把诗歌的蝴蝶钉在听众的耳朵上

作者：梁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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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言说需要传播，传播要有受众。诗歌受众，即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传播活动中的信息接受者即受传者，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体现为读者、听众或观众等不同系别，与诗歌传播者构成传播过程的两极。现代大众传播产生以后，“大众”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受众”，但与“受众”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可能性上讲，大众即诗歌传播的受众；但从现实性上说，只有当大众介入到诗歌传播过程中，采取某种主动行为，读诗、看诗、听诗等，才成为诗歌传播的受众。诗歌既然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信息，其传播当然不同于日常的信息传播，更主要的还在于有意识、有计划的拓展与延传。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之后，为了促成新的诗歌生态环境的良性化生成，更好地完成诗歌信息的传播过程，创造优质的传播环境和传播市场成为必要，对诗歌受众的培养和改造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培养和改造，主要不是指其社会功能即受众接受所传播的诗歌信息以后的变化，而是指诗歌传播者和媒介对受众所进行的接受诗歌信息技能的培养，以及诗歌信息接受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后者更为重要。
　　自“五四”新诗诞生以来，诗歌“大众”的内涵有过不少历史演变。“大众”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是众多层次的人群，所以我们认同诗歌传播的大众化，同时又主张层次化，就是说大众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层次化的具体途径得以实现的，掌握不同类型的受众在接受诗歌信息过程中的规律，从而加强传播的针对性，提高传播的有效性。面对当今中国人文化素养普遍不高的现实，对诗歌受众的培养和改造应该包括普及和提高两大同等重要的层次，对“受众”的宽阔理解，有利于推动民族的、大众的诗歌不断提高和全面进步。
　　我们把诗歌传播层次与类型简化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广义的，包含了两人间传播、小群体传播和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分类标准是传播的范围和规模。自我传播的研究已在心理学等领域得到了较多的开拓，所以诗歌传播学更倾向于研究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些较为重要的层次。从自我传播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再到大众传播，诗歌传播活动介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也更强调诗歌信息的普遍通用性，传、受双方的空间及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所使用的传播技术和传播的结构则越来越复杂。传播方式的发展流变受整个社会文化变革和大众艺术审美欣赏潮流所影响。
　　一、公众传播。在对诗歌受众的培养和改造上，在促进诗歌“圈内话语”与公众话语的沟通，使诗歌不卑不亢地进入到都市公共空间的“多元对话”方面，近些年兴起的一些公众性诗歌活动引人注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过分强调诗的公众性，限制乃至扼杀诗的个性，这就违背了诗的文体特性和美学品格。在纠正诗歌弊端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诗人走向另一极端，忽视乃至无视社会人群的生活愿望和审美需求，这又把诗歌引入狭窄的境地。诗歌创作固然是个人性很强的艺术事业，但其价值的实现有赖于受众的吸纳，因此它又是一项公众性很强的社会事业，在诗歌创作和传播中个人性和公众性需努力统一起来，否则只能导致诗歌和受众之间关系的阻隔和疏离。
　　以诗歌节为例，以往的诗歌节多以圈内人和假定具有圈内人潜质的文化人为理想受众，但本世纪以来，一些诗歌节的策划者开始有意地把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都市大众作为理想受众，其目的不是达到“圈内”的交流而是期望接受到更为奇妙的“视野的碰撞”，而这类诗歌节的运作方式也常常由以往的同仁运作演变为正规的商业运作，使得以往所谓的“精英文化”能够被有效地纳入到主流生活的价值链之中去，这一点正符合一种双向的必需：小众文化在新的情形下适应新的依存逻辑的必需，公众文化建构走向市场细分和多元化的必需。二零零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六届未名诗歌节就是由一个具有强烈文化诉求、对诗歌场域怀有罕见雄心的企业全额投资的，其活动的设置打破了以往“圈内联欢”的框架，重在将诗歌虚拟为一种可能的主流文化情境，尝试着考察各阶层的人群与诗歌如何在这一情境中共存。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五年在广州举办的两届“珠江国际诗歌节”是另一个经典的案例，这两届由广州诗人拉家渡策划的大型诗歌节被作为珠江地产市场拓展活动的一个保留项目，并得到了《南方都市报》的大力配合，第二届“珠江国际诗歌节”不但把诗歌推向都市广场，而且形式更加繁复，其中较为突出的倾向是强调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诗歌与商业力量、诗歌内部的话语分支之间的一种“共和”的关系，这届诗歌节的主题语直接就是“声音的共和”。更值得我们记住的是由文化部、中国作协、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马鞍山市承办的首届中国诗歌节于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在马鞍山市举办，一九八九年至今已连续十六年举办“国际吟诗节”的马鞍山市有着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和广泛的大众背景。本届诗歌节的主题是“诗意的中国，和谐的中国”，诗歌节期间将举办诗歌论坛，诗歌朗诵会、当代诗歌作品展、诗意书画展、李白诗歌研究成果展及一系列地方特色文化活动。旨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充分利用诗歌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使大众直接而广泛地参与到形式多样且具浓郁地方风韵的系列诗歌活动之中，使诗歌传统能够更好地被传承和发扬。
　　除诗歌节之外，非诗歌、非文学类媒体对诗歌话题的有意接纳也促进了诗歌“圈内话语”与公众话语的沟通，以往在公众媒体面前穿着隐身衣的诗歌逐渐开始出没在各类报纸副刊、时尚休闲类杂志、电视、电影和广播之中，一些优秀的新锐诗人已经成为新一代以自己的声音对当下文化建构进行批评和对话的公众人物。最有意味、最富创造力的是那些致力于创造跨艺术门类的新的“诗歌现场艺术”的实验。越来越多的诗人意识到恢复诗歌作为一门有声艺术的现场感可能会与当下的新锐文化传播情境更加深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朗诵和演唱自身成为一种激发文本新的生命力，并将其以灵活多变的方式引向受众的现场艺术。中国现代诗歌的传播由于诗歌观念的自囚而受到阻挠，我们仅仅比较关注徒诗(或称为纯诗)，而往往忽略现代诗歌的重要分支现代歌词(即现代歌诗)，歌曲是供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欣赏的综合艺术，歌词的创作值得我们的音乐人和诗人高度重视。诗人黑大春二零零二年以来举办的一系列朗诵会旨在推出“诗乐合成”的理念，通过与特定的摇滚乐队合作，在朗诵时用专门谱写的曲目来改变以往“配乐朗诵”时音乐与诗歌分离的状况，试图使诗歌与音乐在相互激发、相互生成的现场感中弥散出超强的受众感染力。另外，诗人颜峻和爵士乐手之间的即兴配合，诗人车前子的朗诵版行为艺术，诗人西川的作品被谱写成交响乐，诗人韩博的写作与话剧现场的关系，诗人王来雨将其长诗《瘟疫王》改编成实验诗剧，这些都是极其有勇气和才气的尝试。
　　二、组织传播。在主要依靠诗人个体努力的行为以外，对受众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是一些权威的、大型的诗歌刊物、诗歌组织、媒体和政府联合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诗歌活动。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发起的全国多地互动的大型公益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今年已是第五届。吉狄马加等诗人二零零五年七月随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的“中国诗歌万里行”来到江苏南通和浙江海宁，“‘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海宁——同一首诗咏海宁”采风活动是随后即将举办的首届徐志摩诗歌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由中国诗歌学会、长治市委市政府、武乡县委县政府主办，中国国家东方歌舞团协办的大型诗歌音乐会“拥抱太行”当年七月十九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让观众重温英雄岁月，激发爱国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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