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颠覆“诗意”与质询“超越”的苦难话语
作者：潘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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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超越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坛上曾经甚嚣尘上的话题。这个话题一度被炒作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仿佛一夜之间人成了古希腊神话中所向无敌的安泰，成了神。然而，毕飞宇《平原》中的苦难话语，无疑粉碎了我们上述富于诗意的幻想。在毕飞宇的笔下，不仅居住在此大地上的“诗意”被颠覆，而且，人的“主体性”“超越性”这些颇为时髦的话语，也受到了严厉的质询和挑战。我们本以为，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是因为人创造了“文化”。正是“文化”，使人从动物中“摆脱”了出来。但是今天看来，这种浅薄的自豪显得那么的幼稚可笑。进入后现代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思想家已经意识到文化与文明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成就人类的幸福，也可以引发人类的灾难。仅以技术的进步来说，弗罗姆就如此表达过他深深的忧虑：“技术的进步不仅威胁着生态平衡，而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不论是前种还是后种危险或两者一起，都会毁灭整个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②而人类的爱情也是如此。瓦西列夫在他的《情爱论》中曾指出：“爱情是一种社会现象……爱情的社会成分自然也存在于选择性的欲求对象的过程中。”③在现实生活中，地位、身份、风俗这样一些社会（文化）成分无一不干扰着我们的爱情。毕飞宇巧妙地将端方和三丫，端方和吴蔓玲的恋爱嵌入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突出了文化因素对他们的爱情造成的戕害。三丫和端方狂热地相爱，却受到来自双方家庭和世俗文化观念的强烈阻拦。尤其是三丫，“自尊心被伤得太深了。给三丫做媒的一般都知道三丫家的情况……介绍过来的不是地主的儿子，就是汉奸的侄子，再不还乡团团长的外甥……”三丫在绝望之中，只好选择了死，以死来抗争命运。在我看来，毕飞宇对端方和三丫的爱情描写给了我们双向的感悟：一方面，我们既为端方和三丫的爱情而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为人是“文化的动物”而悲哀。因为，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爱情悲剧似乎引导我们去全面反思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也许，人类文化与人类文明并不仅仅是人类的幸福之源，或许也是人类的痛苦之源，灾难之源？④
更令人感慨至深的是《平原》中关于人的生理行为、生理属性的描写。对人的生理行为、生理属性的描写，已成为近年来文坛上最时髦的文化操作。文学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还一味简单地将对人的生理行为和生理属性的描写一概指责为“自然主义”而大加鞭笞，那就过于浅薄了。事实证明，独具意蕴的生理描写对我们恰恰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我看来，最震撼我们灵魂的是《平原》中关于残疾饲养员老骆驼与动物交媾的一段描写。老骆驼四十多岁就殁妻。他既驼背，脸上又长满雀斑。生理上的残疾和丑陋，决定了他不可能再续弦，甚至不可能再找一个相好。他一个人“在养猪场一呆二十年”，“只要有猪，老骆驼就能够自得其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老骆驼就没有情感上、生理上的需要？端方起初不知道个中隐情，但是有一次，他送小母猪去镇上给种猪配种回来，发现了老骆驼的秘密——
老骆驼半裸着身子，弓着背脊……紧紧地抓着小母猪的后腿，用他的胯部顶着小黑猪的屁股……痛苦地、有力地、有节奏地往小母猪的身体里拱……
请所有明智的读者原谅我不能全部引出这段令人作呕的文字，以免破坏读者阅读本文的兴趣；也请所有高雅的读者原谅我必须引出这一段情节，并作为我的批评话题。因为我们必须以学者的（学术的）沉思来看待这一文化人类学问题。这里，我认为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把这段文字看作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自然主义描写。恰恰相反，这一段描写可以看成是一种符号性写作。这种符号性写作的本质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启示。它启示我们：人与兽之间本来就存在某种同构。这一同构提醒我们：人无论怎样超越自然，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人本来就属于自然的本真属性。因此，人不仅不可能真正地超越自然，而且那些许相对的超越于自然的部分，也是建立在人的不能超越自然的生理属性之上的。其实，仔细想来，人类欲图超越于自然的理想，恰恰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幻想：正因为人类不可能超越自然，人类才企盼超越自然，假如人类真的可以超越自然，人类还有必要企盼超越自然吗？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二种背反的图式啊！⑤
更为精彩的是作者对发现了这一秘密后的端方的行为的描写：
（端方）魂飞魄散……不敢弄出一丁点的动静，爬走了。一边爬还一边回头， 别留下什么痕迹来。不能让老骆驼知道……老骆驼要是知道了，说不准会出人命的……
老骆驼知道了为什么会出人命呢？这正反映了人的自然属性与文化、文明的冲突。人按其自然本性来说具有生理属性因而具有本能欲望。但是，“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⑥。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整个人类关系的和谐等等诸种目的，我们必须压制人的本能欲望（当然包括生理欲望）。但是，压制了本能欲望的人就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人。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一种被压抑物，不可能永远被压制。在特定的“场合”中，它仍然会回归，会重现。老骆驼的秘密，正是人的自然属性在特定“场合”中的一种回归。由于这种回归违背了人的文化和文明的原则，所以必将永远被压制在文化和文明所允许的范围之外，成为一种禁忌物，隐蔽物。马尔库塞曾深刻地指出：“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⑦。而这种禁忌史和隐蔽史恰恰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人具有被文化属性覆盖着的自然属性。端方的行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符号。它暗示我们：人不仅永远不能让自己的自然属性和自己的文化属性同轨并存，而且将永远掩盖自己的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由于不能和人的文化属性同轨并存因而被压制在人的文化属性的冰山之下，从而将成为人的苦难的永远的源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无奈而又悲哀的结局啊！毕飞宇以他对人的生理现象和自然属性的符号性描写，以他在人与动物之间寻求同构这一文学性的苦难话语，向我们一贯引以为自豪的“超越性”提出了最严厉的质询。这一逆向性的质询和反思，我认为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无法回避的人文话题：正像希腊神话中安泰离不开他的大地母亲一样（一旦离开就失去了神力），人也永远离不开大自然这个母亲。
作家以他颠覆“诗意”和质询“超越”的苦难话语，建构了我们批评视野中的《平原》。
而《平原》在向我们召唤：人啊，既然你离不开自然，就回归自然吧。
这就是《平原》对我们的言说。
① [法国]杜尔平:《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页｡
② 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③ 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页-第35页｡
④⑤ 这两处观点均可参见拙文《颠覆“超越”的文化寓言》,载《名作欣赏》,2004年第3期｡
⑥⑦ 分别见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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