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颠覆“诗意”与质询“超越”的苦难话语
作者：潘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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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多么美丽的字眼！
它使我们想起一望无垠的滚滚麦浪，想起点缀在麦浪中间的树木、风车、河流、村庄这些美丽的平原意象。事实上，毕飞宇在《平原》的开头，就对平原的美丽做了如此生动的描述：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 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麻麻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
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它又使我们想起海德格尔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意地栖居在此大地上”的名句。的确，平原应该是一个最宜于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读完了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之后，发现恰恰相反，平原上到处都是丑陋，到处都是痛苦，到处都是不幸。毕飞宇传达给我们的，恰恰不是美丽，不是辉煌，不是诗意，而是苦难，是宿命，是对“诗意”的颠覆和对“超越”的质询，是苦难话语的深沉诉说。
《平原》以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家庄高中生端方回到家乡后的命运为主线展开纷繁复杂的情节。端方高中毕业回乡后，不仅魁梧健壮，虎虎生风，且干练而有心计。但偏偏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爱情与事业）上都出了差错。爱情上，他爱上了家庭是地主成分的三丫。由于两个家庭的反对，三丫终于喝农药而死。事业上，端方想参军，但整个王家庄只有一个名额。新任支书吴蔓玲迫于凶顽下劣的知青“混世魔王”的淫威，只好将名额给了“混世魔王”。端方的理想终于落空。其后，吴蔓玲虽爱上端方，但出于吴蔓玲的支书地位，端方不敢接受。在那个个人意志必须绝对服从群体意志的年代里，在王家庄一次次的民兵实弹训练中，吴蔓玲的狗终于被枪声惊疯，咬住了吴蔓玲，吴蔓玲中毒发病后又咬住了端方……小说在一对青年人美好青春的苦难凋谢中结束。当然，主线之外，又穿插了老支书王连方、残疾饲养员老骆驼等等各色人物的悲剧命运为副线，构成了整部小说纵横交错的多重苦难话语。
这种苦难话语主要表现在对人物的坎坷命运和宿命结局的诉说上。而每个人的苦难与不幸又有着各自的特征。有的是由于权力的缺失。如王连方。这个在毕飞宇中篇小说《玉米》中出现过的老支书，由于忙到了军嫂头上，而且“被军嫂的婆婆给堵在了床上”。于是，王连方的政治生命就在权力缺失（被罢官）的状态中跌入了苦难的深渊。有的是由于爱情缺失。如端方。他一回到王家庄就受到姑娘们的青睐。而出身地主家庭的三丫凭着她敢于“赌”一回的勇气，一个晚上就搞定了端方。但是，在那个“家庭成分”比什么都重要的年代里，双方家庭都拼命阻拦这一对青年人走到一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古老的乡村文化传统压制着三丫。三丫终于扛不住了，她以死来表达了对这一传统文化力量的抗争。随着三丫的魂销玉碎，端方和她的爱情也终于以苦难告终。而吴蔓玲的苦难与王连方丧失权力的苦难恰好相反，是一种占有权力的苦难。她是南京来的知青，一到王家庄就喊出“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的口号。男人们挑大粪，她也去挑，例假来了也不歇。队长因此称赞她“泼”。但她又是王家庄“最和气，最好说话的人”，“对每一个人都好”。她既能把毛主席的话“落实在了平平常常的行动上”，又能和王家庄的群众打成一片，“是我们王家庄的亲闺女”。当王连方因作风错误官被“撸”掉后，吴蔓玲就顺理成章地接替了支书。但问题也接着来了。返城的知青大多走了，农家子弟又配不上她。她的婚嫁也就成了问题。吴蔓玲自己也放不下这个架子。因为权力、权威，她成了一个既和蔼可亲、又高高在上的人物。当知青“混世魔王”撕破脸皮（不怕“把王家庄的人都喊过来”）而不顾一切地强奸她的那个晚上，面子、脸皮、舆论，终于使吴蔓玲“成了贼”，“大气都不敢出”，挣扎也“有了限度，完全是象征性的”，最终让“混世魔王”得逞了。这里，长期因占有权力而形成的“面子”，终于导致了吴蔓玲的苦难。性别角色的颠倒，使吴蔓玲有了一个和王连方完全相反但同样是悲剧性的结局。
上述苦难如果说是由于社会原因、文化原因造成的苦难，那么，毕飞宇还描写了来自人的生理原因、生理欲望的苦难。毕飞宇尤其深入地将笔触伸入到人的性心理、性生理的隐秘区域，描摹了人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性苦难。这些描述过去在《玉米》《玉秀》等作品中就出现过。到了《平原》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三丫在深夜思念端方时生理上的种种反应，吴蔓玲由于领导身份长期无法找到异性伴侣，长期压抑自己，以至于半夜抱着爱犬睡觉时在梦幻中性心理和性生理都发生了反应等等。这些描写对作品的深层意蕴都起到了开拓和深化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展开论述。
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颠覆了平原上的“诗意”？是什么造成了生活在平原上的这些人物的苦难？在毕飞宇的笔下，答案是惊人的。毕飞宇固然描写了文化因素对人的压制，但是，毕飞宇似乎更注重在对人的欲望的描摹中展开他的苦难话语。在毕飞宇的笔下，人物都有着自己各式各样的欲望。有的欲望是社会的、文化的。如王连方的权力欲望，三丫和吴蔓玲的爱情欲望。有的欲望是生理的。如王连方请王家庄媳妇们一个个地“帮忙”，端方、三丫、吴蔓玲、老骆驼的生理欲望等等。但是我们发现，这些欲望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理的，都被命运之神的巨手一个个地扼住了咽喉。人的欲望在客观命运面前，就仿佛是一只被狼咬住了关键部位的羔羊，显得那么软弱而无力，宿命而无助。人的欲望为什么战胜不了命运？人的欲望为什么总是得不到满足？无非是文化的原因和生理的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制约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欲望。例如王连方利用权力，一个个地请王家庄的妇女们“帮忙”。但是，你就是不能请军嫂“帮忙”。你忙到了军嫂头上，你就是作死！你就得丢官！显然，这反映了以权力玩弄女性这一文化小传统（亚文化传统）毕竟受“保护军婚”这一法律意义上的文化大传统（主流文化传统）的制约。再如，三丫想嫁给端方，端方也爱三丫，单从情爱的角度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里，三丫的地主成分制约着她的爱情理想（欲望）。你有了想嫁给端方这个根正苗红的小伙子的愿望，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就只有失败，甚至去死。这使我们不禁想起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干所强调的文化的强制作用：“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强大的强制力量。……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①王连方和三丫的悲剧结局，正体现了文化的这种强制力量。
再从生理角度看，人无论如何“社会”，如何“文化”，人终究还是一种“动物”，摆脱不了“动物性”。所以，人在自己的性欲（即生理属性、动物属性）得不到释放时，只能像三丫一样“在喘息……腹部的起伏也有了难以忍耐的态势”，像吴蔓玲那样“身体成了波浪，兀自起伏起来……最终，高潮来临了……屁股下面是一大摊湿”。毕飞宇的笔触是冷峻的，无情的，但振聋发聩地揭橥了人的动物性这一本真的生存状态。于是，在对人的这种本真状态的描摹中。我们悲哀地感觉到一种无奈。这是人的欲望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下的一种无奈，也是人对自己的动物性本质无法改变的无奈。平原上的自然风景是美丽的，但平原上的人文风景却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在这种无奈而悲哀的感觉中，平原上的“诗意”终于被颠覆了，被消解了。
欲望在强大的文化压力下的无奈，人对自己动物本质无法改变的无奈，使我们想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卡西尔对人的本质的概括：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这实在是一个切中肯綮的命题。无疑，人创造了“文化”，它使人与动物有了区别，它欲图使人从动物中“摆脱”出来，“超越”出来。但是，“劳动创造了人”。人之所以能够劳动，能够创造文化，偏偏又依赖于人有生理属性、动物属性。假如人没有了生理属性、动物属性，人还能够创造文化吗？因此，这个二律背反的规律仿佛在告诫我们：人无论如何无法完全“摆脱”动物性，无法完全“超越”自然。于是，《平原》仿佛惟妙惟肖地在用它的苦难话语替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一命题做了最好的诠释。在这样的诠释中，我们感受到一种严厉的质询：人真的具有“超越性”吗？人果真能够“超越”自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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