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二〇〇六年长篇小说散点透视
作者：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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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对铁凝《笨花》的评价要超过《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根本原因正在于铁凝的《笨花》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一种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虽然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的阴影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是在《笨花》中，我们也依然能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某种潜隐意识形态立场的存在。《笨花》所具体展示的乃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乡村历史，始于晚清末年而终于抗战胜利。虽然铁凝竭力地在小说的总体叙述过程中摆出一副超然于党派政治纷争之外的艺术立场来，但是从一些故事情节的设计中，一种若有若无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存在还是无可避免的。这一点，在作家对于向家第三代人抗战中人生选择的安排上，就有着格外醒目的表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向家的第三代人都做出了倾向于共产党的选择，这样一种情节设计中意识形态意味的流露就是极其明显的了。其实，意识形态立场的存在并不可怕，关键的问题在于作家个体在创作过程中不能完全被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所遮蔽左右。我觉得，铁凝《笨花》在这一点上做得就比较好。能够在一种人道的或者是人性悲悯关怀的立场上理解并塑造如同小袄子、西贝梅阁这样的人物形象，就极充分地表明了铁凝对于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与摆脱。按照人物的行为结果看，小袄子自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无疑，但铁凝却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小袄子这样一位乡村女子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袄子的这样一种人生遭际，正是其懒散的贪图享受却没有什么人格操守的性格逻辑一种顺乎自然的发展结果。能够将一个汉奸写出几分可爱来，正是铁凝艺术功力不凡的一种有力表现。然而，虽然我们对《笨花》的评价肯定要超过《生死疲劳》与《第九个寡妇》，但这却并不意味着《笨花》的完美无缺。一方面，于乡村凡俗日常生活细腻异常的描摹与展示中，不动声色地逼近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铁凝《笨花》极富艺术智慧的根本叙事策略所在。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却也明显地有着一种历史过程与真相完全被乡村凡俗生活所淹没了的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恐怕与铁凝小说对二者关系处理的失衡，有着直接的关联。此外，作家对小说前后两个部分的艺术处置上，也有着明显的失衡感觉。相比较而言，小说前半部分的艺术处理要明显好于小说的后半部分。这也就是说，抗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叙事耐心，破坏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使小说实际上的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作家原初的艺术理想。
二〇〇六年的长篇小说在对当下现实生活的介入表现方面同样有着引人注目的成绩，许春樵的《男人立正》、王微的《等到夏天》、汤吉夫的《大学纪事》、刘庆邦的《红煤》等，均是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那部曾经引起了思想界与文学界激烈笔战的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e》。《如焉@sars·come》的叙事切入点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但书写“非典”却又并非胡发云的艺术目标所在。借助于“非典”而切入社会体制，并且进一步地切入到对于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度透视与剖析，乃是胡发云这部长篇小说最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就所在。我们寻常总是强调作家应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那么，究竟怎样才算得上是具有了直面现实的勇气?难道作家的笔触涉及到现实生活就是直面现实了吗?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关键之处在于作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切入现实生活的，是粉饰?是游走?抑或还是洞穿?我以为，只有那种直面并且洞穿了现实的写作方式方才算得上是真正地具有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很显然，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正是这样的一部优秀作品。这一点既表现在小说对于毛子、达摩以及卫老师等若干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上，也表现在小说对于造成这样一些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体制所做出的批判性思考上。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乃是毛子这一形象。在卫老师精神的强力感召下，毛子曾经是一个很有思想锋芒的民间思想家，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激情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曾经以现实的行动践诺过自己的高远人生理想。然而，在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样一位曾经具有锐利思想锋芒的知识分子却很快被体制与市场合谋收编了。这当然是一种极其沉痛的事实，然而又是一种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极为普遍化的事实。在我们周遭的现实世界中，到处浮现着恐怕都是类似于毛子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身影与面孔，甚至于连我们自己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毛子。这样的事实是足以令人惊诧也令人警醒的。胡发云的难能可贵之处，则在于他极其令人信服地描摹展示了诸如毛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历程，并将自己的批评矛头对准了隐身于毛子形象背后的那个更为庞大的虽然无形但无所不在的社会体制。
在匆忙地结束我们的扫描之前，还必须提及的一部小说是阿来的《空山》，以及以阿来的《空山》为突出代表的一批以中国边疆地区的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边地长篇小说。由《空山》以及红柯的《乌尔禾》、马丽华的《如意高地》、范稳的《悲悯大地》等作品构成的这样一个边地长篇小说方阵是二〇〇六年长篇小说创作中无法被忽略的一片亮丽景观。虽然阿来的《空山》是一部尚未最后完成的正在写作过程中的长篇小说，但从已经发表的部分来判断，我以为阿来正在实现着对于自己那部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全面总体的艺术超越。我不知道其他的学者专家是如何评价阿来的《空山》的，但从我个人的阅读印象来说，阿来的这部深入透视表现一九四九年以来的藏地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中国小说排行榜所遗漏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阿来的《空山》毕竟还是一部未竟之作，预计小说最终完成的时间就在二〇〇七年年内。或许在一年之后的二〇〇七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我们会发现阿来《空山》的赫然存在。最起码，在我个人的心目中，我已经把这部尚未完成的《空山》看作了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榜或者不上榜都无损于如同阿来《空山》这样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的优秀。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空山》的上榜并不只是阿来自己的荣耀，它所见证的更是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荣耀。换句话说，失却了《空山》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在大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肯定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以上，从我个人不无审美偏见的艺术趣味出发，结合二〇〇六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对于二〇〇六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散点扫描与透视。从我对于某些作品的偏爱以及对于某些作品的排斥中，其实不难判断出我个人对于长篇小说文体的一种衡量标准来。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长篇小说最起码都应该具备一种厚重的品质。这样，那些或许同样优秀的具有轻盈飘逸性质的长篇小说，也就很难得到我个人的一种公允评价了。这大约真的是某种难以根除的审美顽症。然而，我的批评与审美个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方才得以充分体现的。所以，我只能对那些有可能被我误读的作家作品道一声对不起了。知我罪我，我也只能是我，我所能写出的对于二〇〇六年长篇小说的总体感觉印象，当然也就只能是这样一副模样了。
(责任编辑：原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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