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时代印记：送别的壮歌、挽歌和悲歌
作者：宋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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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要把“房子”——自己当初的“命”变为现金，分给子女。他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基业已经贬值得“轻如鸿毛”，但那基业包含的精神价值确乎重于泰山。“只要精神不倒”几个字无疑是解读“父亲形象”的钥匙。
散文的结尾是——
我对父亲说:那房子不卖，我们兄妹不缺这个钱花。那房子要留着，今后若有兵荒马乱的年月，城里断电了，断水了，我们还要回去住的。那房子就是你，要是卖了，今后我们就看不见你了，我们要常常回家去看看你的……
父亲最后说:这样也好。
这是父亲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想我的回答，他是满意的，因为最重要的一句是说了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回去住，这是他最期待的事。
知父莫过子。房子就是父亲——房子所有的砖缝里都砌着父亲血肉和目光，怎么能够卖呢!
父兄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每次细读至此，笔者都不禁热泪盈眶，父亲是认真的，他真的以为会有“兵荒马乱断电断水”的日子，他不知道儿子所守护的“不卖”的真实可以二解，一是容纳和继承父亲“灵魂的事业”，二是安慰自己临终的父亲。
笔者的一位搞民俗的师兄说:“地上文物一般只能够保留五十年。”他连农民车水的水车都搜集了好几挂。而彭见明笔下的父亲的房子绝对已经是“文物”了——这种文物的大量存在或许是进化的悲哀，但这种文物绝对不能被唾弃、被遗忘。因为曾经有过那种岁月，因为历史需要用父亲的草砖房印证。
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允许再有那样的岁月。
7．现在，“父亲的房子”何在?
真诚地期望“父亲的房子”绝迹。
然而，一九八六年年底，在“河南风情摄影艺术展览”的金牌奖照片《志气篇》上，我看到了“父亲的房子”的难兄难弟:“教室”里暗无天日，参差不齐的土坯上架着开裂的木板，一群农村孩子正在伏“案”苦读。一九九六年，有学生寄来的作家路遥母亲居住的草房的照片，那位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穷娘”的草房四处透风，破旧不堪。二○○一年春节刚过，作为记者的我到安徽阜阳采访同济大学研究生亓培玉被打致死的事件时，在亓家再次见到简陋开裂的草房，亓的父母——两位老人躺在光席片上打着点滴。
我想，彭见明写《父亲的房子》是在为一个时代唱告别的歌，尽管其间有无尽的留恋。而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在于:尽快地让“以一分钱为单位来计算开支”的父亲在身边消失，尽快地让“父亲的房子”成为陈列品而不是栖身之地。
8．“草砖房子”式的人和文
周作人和林语堂对于人和文的至高评价就是“质朴”二字。彭见明当得起这两个字。
读到“我们还给他不少零花钱，让他回去款待同乡好友，让他韵一韵当老太爷的味”和“每顿以泥鳅作荤腥，大碗大碗隆重推出”——我记起了“土得掉渣”的农民散文家刘亮程。像刘亮程一样，彭见明的叙述也是农民说话式的，其哲理也是出于“农民立场”的。他的行文似涓涓水流，从从容容，娓娓道来，仿佛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他把所有的辛酸、艰难、困窘、无奈都淡然处之，像何立伟的著名小说《白色鸟》，把对于“文革”的揭露暗含在不动声色的记叙中，质朴的文字充满了镜头感。有知情者说:“他骨子里就是一介山野之人，他很难真正融入到流光溢彩的都市中去。他的大多数作品是躲在远离喧哗的乡间土屋里写出来的。”我坚信这是真实的。
说到何立伟与彭见明，还要补充一个结尾。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彭见明还在岳阳工作，因为夫人是商业部门的，买电器比较识货。何立伟就请彭见明设法给他妹妹买台电视机，彭见明不但买好，而且还弄了台破车哼唧哼唧送到了长沙。大家都说彭见明是个“靠得住的人”。
“靠得住的人”才能写出“草砖房子”式的“靠得住的文字”。
（责任编辑:吕晓东）
附:
父亲的房子
彭见明
我父亲生有四子一女。在他成为人之父以后，他念念不忘要盖一栋房子。我祖父生有四子三女。在他任内他保障了分家时，每个儿子有一间房子住。我父亲断然是不能降低这个标准的。
我父亲下决心盖房子是在我有了二十岁，我的两个弟弟能挑几十斤重的担子的时候。那时我参加工作有两年多了，父亲认为时机成熟了，至少有几双手可以帮他干活了。其实盖房子只要有一个条件成熟就行了，那就是钱。但那时候没有钱。没见哪户人家是攒齐了钱来盖房子的。
七十年代初，乡中盖房，只有几样东西是要花钱的:一是瓦，瓦必须买，自己烧不出来。二是木匠和砖匠的工钱，必须开，但可以拖欠你几年。三是盖房时有很多乡邻来帮忙，叫做“助工”，只吃饭不需要工钱的。所以饭不能太马虎，要有点肉、买点鱼、打点酒，不可没有一丝荤腥。其余一般不必花什么钱了，全凭力气做出来。
那么钱从何而来呢?我不知我父亲是怎么弄到钱的。一个农民，除了一年到头在生产队赚工分，然后凭工分分到谷子、红薯、豆子和茶油外，钱断然是看不到的。靠喂猪、卖鸡蛋能盘下买盐，打煤油和一家人基本的穿着，就已是很殷实的人家了。
但我父亲在没有一分钱积蓄的困境中还是要盖房子。我那时已经出门工作了，一般也不会回去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弟弟了，父亲只需要盖三间房子，便完成了他作为父亲的全部义务。
没有钱也要盖房子并不是我父亲的发明，大家都是这么扯扯绊绊将屋顶盖就的。一个农民的终身奋斗目标，便是拥有自己的房子。没有钱就放弃这个目标吗?不会!只要精神不倒，没钱也能把房盖成。我父亲便是这么一个有毅力的人。
还在三年之前，我父亲就开始筹划积攒所有建筑材料中最难筹集的瓦。他不打算再盖茅屋顶——那时候我老家的房子基本上是茅屋顶。我父亲在茅屋顶下呆怕了，他要盖就要盖瓦屋顶。
我父亲只要积存了够买一车瓦的钱，便兴冲冲地推着独轮车到二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瓦，那里的瓦比我们本地产的瓦便宜五厘钱一片，便宜就好，于是脚吃点亏跑二十几里路就不算什么事了。那时候我有力了，我十五岁就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父亲便领着我去买瓦。他推车，我拉车，这样才能从坑坑洼洼、山路险峻的他乡将瓦运回家来。
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山路在我们眼前还只是个灰白的印子。来去三四十里山路，我们必须上午就赶回来，父亲下午还要赶队上的集体工。队长责问上午干什么去了，父亲可以找个什么借口抵挡一阵子，倘缺工一天，就有麻烦了。麻烦不仅是扣工分，晚上还开全队社员会批评、帮助。由于私活而影响出集体工，那还了得，那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父亲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晓得那是坏透了的东西。
三间屋，需要盖几万片瓦。我父亲如燕子衔泥一般，一车又一车，前后衔了三四年，拖了几十车，总算拥有了够盖三间屋的瓦。那根拉独轮车的麻绳，从我的肩膀，换到两个弟弟的肩膀上，它将我们的肩膀打磨出一层厚厚的硬茧。
瓦有了，奠定了我父亲一半的信心。
其实，乡中盖房，真正要花钱的是备木料。门、窗、梁、椽，要费不少木料。而木材是要林业部门批手续方可砍伐的，有钱无手续是买不到木材的。满山的树木，都是集体的，谁敢去动一根毫毛，就叫他没有好下场。但山毕竟就在我们身前身后，一出门就上了山。这不比瓦，瓦一般人烧不出来。而木料，就在山里，谁都可以将其弄回来，只要你有能够砍断一棵树的力气。
在这里，尽管我十分不忍心，十二个不愿意，也要说到一个“偷”字。也就是说，我家的三间房子，几乎有两间房上的木料是“偷”来的。
我父亲上山备木材时，一般是凌晨一两点钟就出发了，走十里地，钻进漆黑的林子，在一丝天光的拂照下，放倒一根杉树，除掉枝杈后扛回家来，藏到堆满稻草和红薯藤的猪栏屋横梁上。他“偷”树从没被人发现过，因为他能预先发现他人，他有充足的时间藏身躲避。待手脚做妥，东方才现出一丝鱼肚白，这时我父亲来不及再上床续睡了，他就和衣坐在椅子上，扯着牛皮鼾，呼呼大睡一会。待队上吹响出早工的哨子，他好站起来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