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时代印记：送别的壮歌、挽歌和悲歌
作者：宋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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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更是他住的房子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吃的食物。语言虽然简单，却有着无法遮掩的精辟。老爷太太就是山珍海味，草民百姓就是粗茶淡饭。《红楼梦》里宝姐姐说的那些个多少年都难以凑成一味药的良方，咱只能当优美的戏文听，因为那药方是宝姐姐一般的金贵。周知堂曰:“名花岂不艳，培栽费灌溉”，人家吃得好啊!
继续拓而展之，人还是他穿的衣服——有的人就是“皮尔•卡丹”，有的人就是鹑衣百结。人更是他住的房子:气宇轩昂、雕梁画栋的别墅也就是打高尔夫的“精英”，“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茅棚当然是“草根”无疑。
彭见明的《父亲的房子》就是一曲地地道道的“草根”的纪念，我们从中读出了两个时代。
2．“没有钱也要盖房子”的岁月
有新闻评论从“史诗”的角度立论，说杜甫是一个优秀的“卧底记者”:善于深入社会底层，去报道社会主流所不愿与闻的新闻。例如在天黑之前，他就潜入了石壕村，现场报道了“有吏夜捉人”的场面——“使我们世世代代都知道，‘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知道战争残酷到一个已经牺牲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要去随军服务，而这个‘烈属家庭’的媳妇则穷得‘出入无完裙’。在他现存的大量诗章中都具有一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现代性’——尽管那时没有人本主义一说，但他有这样一种品质。”
用同样的思路考察，我们说，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贫困的程度，《父亲的房子》便是活证和铁证:那是用汗水浇成“草砖”盖房子的岁月、那是沟里的泥鳅就是“上好的荤菜”而足以打发匠人和帮工的岁月、那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劳累一天价值不到一角钱的岁月、那是不上山“偷”本属于自己的木料就盖不起草房的岁月——那是农民失却了起码的权利的岁月。“靠喂猪、卖鸡蛋能盘下买盐，打煤油和一家人基本的穿着，就已是很殷实的人家了。”
何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的房子》抵得上整整一章教科书。
3．“‘公活’不可或缺”的岁月
彭见明的父亲含辛茹苦、披肝沥胆地为房子奋斗的日子，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喊得山响的日子。“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在那样的日子里，时间的宝贵不仅体现在生活的艰辛、积蓄的困难，同样体现在“公活”万万耽误不得。
“我父亲只要积存了够买一车瓦的钱，便兴冲冲地推着独轮车到二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瓦。那里的瓦比我们本地产的瓦便宜，五厘钱一片。便宜就好，于是脚吃点亏跑二十几里路就不算什么事了。那时候我有力了，我十五岁就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父亲便领着我去买瓦。他推车，我拉车，这样才能从坑坑洼洼、山路险峻的他乡将瓦运回家来。……父亲下午还要赶队上的集体工。队长责问上午干什么去了，父亲可以找个什么借口抵挡一阵子，倘缺工一天，就有麻烦了。麻烦不仅是扣工分，晚上还开全队社员会批评、帮助。由于私活而影响出集体工，那还了得，那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父亲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晓得那是坏透了的东西。”后人曾经总结“文革”期间的政治是“空头政治”，如今反观，岂但不“空”，而且那“政治”实实在在地渗透了几乎所有穷乡僻壤。政治的压力不仅折磨着农民的身体，加剧着农民的疲惫和贫困，耗费着老老少少农民的生命，而且成为农民最为沉重的心理负担——“批判帮助”在当时就是批斗，是人格上的侮辱。
“房子的压力”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伦理的概念，而“公活”的压力显然比房子重得多，因为那是含有仇视和惩治的政治概念，那两个字意味着人格甚至生命的代价。
4．“比泥土还累”的“认苦”的岁月
海子的诗歌里有两个农民，一个是在土地里刨食“比泥土还累”的父兄;一个是“月亮照我如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的麦地的儿子。而彭见明侧重于前者。
试看父兄们盖房子的“分解动作”:买瓦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山路在我们眼前还只是个灰白的印子。来去三四十里山路，我们必须上午就赶回来”。“偷树”则是“凌晨一两点钟就出发了，走十里地，钻进漆黑的林子，在一丝天光的拂照下，放倒一根杉树，除掉枝杈后扛回家来，藏到堆满稻草和红薯藤的猪栏屋横梁上。……待手脚做妥，东方才现出一丝鱼肚白，这时我父亲来不及再上床续睡了，他就和衣坐在椅子上，扯着牛皮鼾，呼呼大睡一会。待队上吹响出早工的哨子，他好站起来就走人”。而且，“上山砍树，要躲开有星星月亮的夜晚，风霜雨雪也不可出行，我父亲大概花了两年时间，才慢慢完成了这一项伟大的基础工程。”做“草砖”更是惨不忍睹。首先，“草砖”又必须在农活最忙的、最为炎热的夏天去做，因为需要借助炽烈的太阳尽快烤干它。而后——“在父亲天黑收工回来后，牵着牛在地里踩泥浆，必须把泥浆踩熟了，砖才有黏性。牛踩在很稠的泥浆里不吃亏，人不行，踩下去将腿拔上来要费很大的劲，我和弟弟咬紧牙关陪着父亲踩泥浆，一直到实在迈不动步子了，才收工。此时天上已是繁星璀璨，热热闹闹，欢快地眨着眼睛，多美的夜空啊。可它们就是帮不上我们的忙，也不能帮我们解除疲劳，回家吃晚饭时，我弟弟吃着吃着就累得睡倒在饭桌上了。第二天天不亮我父亲便叫上我去做砖。将稀泥填在木制的砖模子里，提上岸，再用板子压出来，一块砖坯就成了。一排排放着让阳光裸晒。一口湿砖，有五六十斤重，我帮父亲只干了几天，胳膊便肿疼了一个月。”
此刻，所有的生命凝聚为一个“累”字，夜空的“美”完全被“实用地”衡量，“故乡的夜空”在彭见明的“符号学”或“集体无意识”里永远与“受累”、“认苦”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中国农民把辛苦叫做“难受”，把快乐叫做“好受”——过去、现在、将来，总是在被动地“受”，没有主动语态的“幸福”的概念。“大家都是这么苦过来的。当农民就是苦，这要认了。”
5．“硕果”宣告“无价值”的岁月
“我父亲下决心盖房子是在我有了二十岁，我的两个弟弟能挑几十斤重的担子的时候。”彭见明十七岁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先后在平江县花鼓戏剧团当演员和美工。所以，“那时候”当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可以想见，备尝艰辛地盖好房子没多久，老百姓便重新“解放”而进入了可以吃饱肚子的新时期。
“多好的房子，后有竹园，前有地坪，通风干爽，明亮洁净。可惜，我父亲用不着将其分给他的儿子，我们兄弟一个接着一个都进城了，也不会再回来住他盖的房子了，这既使他高兴又让他遗憾。他一辈子最崇拜‘工作’二字，有工作的人就不是农民了，他这个当农民的培养了五个有工作的子女，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个奇迹，不知有多少人当面或者背后夸耀他，这是对他受尽万般辛苦的心灵最好最大的安慰，他怎会不高兴?遗憾呢，就是没有人接受他的馈赠了，连一个仪式都没有了。那么，他终生为之奋斗而结出的硕果，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位父亲更加不明白或曰遗憾的是:没过多久，那几间草砖屋的价值，“已不够在城里买一个厕所了”。
祖父在自己的“任内”让四个儿子各有一间房子，“耀祖光宗”。父亲按既定方针艰苦卓绝地努力，却碰上了改朝换代，自己到城里去当“老太爷”了——这是农民的福气，却是“房子”的悲哀。
6．“那房子不卖”的永恒的岁月
关键在于结尾——有人说鲁迅的文章“仅仅为了一条尾巴”。父亲终于记挂着他的房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父亲在临终前，把我们兄妹叫到床前，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兄妹，做主，把乡下那房子卖了。”
在父亲心目中，那不仅是“每一口砖都浸透着他的汗水”的“遗产”，不仅是他奋斗得来的“祖业”，可以说，父亲几十年间活在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里——此刻的“房子”已经是一个足以抽象的概念，那是精神的寄托灵魂的家园。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父亲是否活着的唯一标志，就是他是否在盖着自己的房子。房子已经成为父亲最为主要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