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遮蔽和误读
作者：高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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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茹志鹃1958年发表的《百合花》，虽然是一个只有几千字的小短篇，虽然对于当代的许多读者来说已经达到了耳熟能详的程度，但它到底写了什么却是一个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在对这个作品长达半个世纪的读解过程当中，先后出现过三次不同的内涵阐释，并且每一次都包含着某种遮蔽和误读。
第一次发生在小说发表两三个月以后，代表性的观点出自权威人士——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一篇名曰《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一万多字的文章里，茅盾竟然用了两千多字来评介《百合花》，而且夸赞的笔调毫无掩饰地流露出其内心的惊喜和偏爱：“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余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
但细读这段文字不难发现，茅盾所谈的大多是关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诸如布局谋篇、性格刻画、细节设置和节奏感把握等等，就连那句著名的起一锤定音作用的“清新俊逸”也不过是针对艺术风格而言的。至于作品的思想内涵，茅盾却只是寥寥数笔、轻轻带过：“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是，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
这几句在今天看来不免有失空洞的“官话”和“套话”，后经众多言说者的引用、流传，最终演变成对一句更为简洁通俗的流行语的借用——“军民鱼水情”，使之和“清新俊逸”一起成为读者领悟《百合花》思想内涵和艺术格调的两把钥匙，并且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
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0所高校受教育部委托联合编写的《当代文学史初稿》，被称作是贯通建国后30年文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性的工作”。该书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成为整个80年代影响最大，使用最广的大学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其中对《百合花》内涵的阐释，是一个对此前的有关论述进行总结似的定论：“小说通过对人物心灵历程的描写，探索了军民鱼水关系的奥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上揭示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力量的源泉，以小见大，意味深长。”
显然，当初茅盾遮蔽了什么，和由此导致的读者的误读在哪里，这部“拨乱反正”色彩很浓的文学史教材并没有觉察到。
但很有意思的是，就在这部文学史教材出版的同一年，南京的《青春》文学杂志刊发了茹志鹃的《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茹志鹃写作这篇文章的动机，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潮流的鼓舞，想矫正多年来评论界和读者对自己作品的一再遮蔽和误读，所以很有针对性地透露出一些她过去一直封闭的很隐秘的创作心理。现在回过头看，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重新阐释《百合花》内涵的序幕。
茹志鹃的这篇文章不长，其中蕴含着重要信息的有以下几个片段。
“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
“为什么要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交待，原因是我要写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旋涡中的美神，来反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
“作品写完以后就寄出去了，但不久就退了回来。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第一段是回忆《百合花》写作的背景和动机，明确地交代出旨在怀念和呼唤美好的人际关系，这等于策略地否定了“军民关系说”（“军民鱼水情”）；第二段是谈“我”与小通讯员的关系，这使被淹没多年的“我”终于浮出水面，进而使小说由两个主要人物变成了三个主要人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第三段和第四段是谈新媳妇和小通讯员的关系，关键词语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其实是为后来的重新阐释敞开了一条另外的缝隙。
说起来也很奇怪，作家本人提供的如此重要的信息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深究，在整个80至90年代，零星发表的论及《百合花》的文章，和频繁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基本上还是徘徊于“军民关系说”当中不能自拔。直到1999年“陈史”和“洪史”①的出现，这一状况才得到改变。
“陈史”非常看重作家本人的叙述（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对《百合花》内涵的阐释紧紧依托于茹志鹃的那篇文章，由此推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人际关系说”（“人性美和人情美”）：
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陈史”的功绩是正式宣告了“军民关系说”的解体（“洪史”与之相呼应），并引导读者进入女性视角体察作品的情感内蕴，但它的局限是继续维持“两个主要人物”的观点，把“我”的作用定位为“穿针引线”和对新媳妇的“借代”，而所谓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也由此局限在了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这显然是受了作家本人的遮蔽而产生的新的遮蔽。
“洪史”没有对《百合花》作具体的分析，这是由它的独特的体例设计所决定的，即作家作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史”的说明上。但洪先生的目光是冷色调的（陈先生则是暖色调），虽表达不多却深入其骨髓，击中其要害：
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的阐释框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但也遮蔽了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使这一短篇在当代题材的严格规范中，不被质疑而取得合法地位。
很明显，同样是对《百合花》作新的阐释，但“洪史”与“陈史”走的不是一条路径。就其所产生的影响而言，新世纪开局以后的最初几年，人们引用或借用“陈史”的较多，而最近两三年循着“洪史”的思路引申开掘的较多。因此，我们把以“陈史”为标志的“人际关系说”称作第二次阐释，把发端于“洪史”的“情爱关系说”称作第三次阐释。
所谓“情爱关系说”， 是指研究者从“洪史”那里受到启发（“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以后，从情爱、性爱，甚至从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出发破解《百合花》的人物关系及其心理结构和行动依据。如2007年初有两篇这样的文章几乎同时见诸报刊，一篇的题目叫《战争外衣下的非常规情感编码——短篇小说〈百合花〉里的情爱解读》，另一篇的题目叫《“清新俊逸”遮蔽下的欲望书写——对茹志鹃〈百合花〉的一种读解》。前者认为：“无论是代表了我军军队内部人物关系的 ‘我’和小通讯员，还是代表了军民关系的小通讯员和那个刚刚出嫁三天的新媳妇，他（她）们之间的交往不仅不是简单的‘同志之爱’，而且在三角形的感情纠葛中时时表现对同志关系的否定和背离。”后者则干脆用两性间的“欲望”解释两性间的交往和交流，列举的例证有三：一是小通讯员在“我”面前的腼腆，二是小通讯员向新媳妇借被子时的“留白”，三是小通讯员死后新媳妇的反应，而这三段情节几乎囊括了《百合花》的全部情节，换句话说，《百合花》写的也就只是两个字：“欲望”。这样的阐释虽然不无道理，但其褊狭极端之处也是显而易见、无需多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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