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原型的复活：“梭子的诉说”与《紫颜色》
作者：包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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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女性遭遇强暴，有口难言，便用编织来记录遭遇，联络姐妹复仇，一直是西方文学的一个母题。它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神话中菲洛美拉的故事。按照罗马作家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较为清晰的转述：特柔斯强奸了自己妻妹、雅典王潘狄翁之女菲洛美拉，并扯断了她的舌头，使之丧失说话能力，不能诉说她的遭遇；此后，他还将菲洛美拉囚禁在一座石砌围墙之中，以彻底掩饰暴行。但菲洛美拉发明了另一种话语方式：她用梭子编织出一件披肩，描绘了特柔斯的行径，并设法将它送给了姐姐普罗克妮。后者“读”懂了其中的含义，于是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她杀死了自己的小儿子依梯斯，烤熟从他身上割下的肉，并将此“佳肴”端给丈夫。当特柔斯明白了一切之后，想杀死菲洛美拉和普罗克妮姐妹俩，但此时诸神干预，将三人都变成了飞鸟。
在古代希腊罗马，有关菲洛美拉的神话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各种稍有改动的版本层出不穷，也成为各类创作的题材。古希腊第一位女诗人萨福在诗中提及了它；索福克勒斯在其悲剧《特柔斯》中将其比喻为“梭子的诉说”，可惜此悲剧只留下了断简残篇，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及“牵强所致的发现”时提到了它，认为索福克勒斯使用它来“发现”真相，推动剧情展开，“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①；莎士比亚在《鲁克丽斯受辱记》等创作中利用过这个神话素材；狄更斯《双城记》中得伐石太太的故事与神话如出一辙：侯爵兄弟杀害了得伐石太太的兄妹，于是后者不停地把贵族的暴行编织在围巾上，使之成为记录血债的账簿。
男权压迫贯穿于历史，因此，在文学这个争夺话语权的战场，菲洛美拉母题也会以不同翻版反复出现。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进入新的阶段，黑人女性文学崛起，描写“黑、女、穷”生活遭遇的作品相继问世，这一母题又创生出新的奇葩。美国“妇女主义”②代表作家艾丽斯•沃克创作的长篇小说《紫颜色》正是这样一部复活了原型的典型文本，是一部新的“梭子的诉说”。
《紫颜色》与菲洛美拉神话的相类首先体现在情节方面：作品主人公西莉先遭受她“爸”（继父）阿方索的强暴，后来被继父卖给ⅹⅹ先生，即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如同潘狄翁将菲洛美拉的姐姐许配给特柔斯一样，西莉被当作礼物赠送，还附带赠送了一头牛。这也正如人类学者所指出的：在父权社会中婚姻是家长之间的交换，而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女性是用做交换的物品、礼物，毫无人的尊严可言。西莉出嫁后，又遭受丈夫的强暴；上述两个男性又先后将淫荡的目光转向了她妹妹内蒂，逼得内蒂只能亡命天涯。与菲洛美拉被扯断舌头一样，强暴同样导致了诉说权力和自我的丧失。西莉在被她继父强奸之后被告知：“除了上帝你对谁也别说。否则你妈妈必死无疑”③，她也自认为不再是一个“好女孩”了。于是，当西莉被再次强暴时，她力图将自己变成了一块木头：“我对自己说，西莉，你是一棵树。”为了避免痛苦，西莉否认自己的身体存在，经历了与菲洛美拉神话相类似的发不出声音的体验，丧失了当下的主体性，连说出“我是”都难以启齿。当阿尔伯特发现内蒂离开之后，他扣押了后者的书信，切断了姐妹俩的联系。小说的故事按熟悉的神话方式展开，主要人物的设置也与神话原型互相对位。
《紫颜色》与神话原型的相类还体现在意象的运用方面，最突出的是飞鸟和血的意象。在《变形记》中，奥维德描述了普罗克妮和菲洛美拉被变形后不再能够说话，但血腥行为是抹不掉的：“一个飞向林中，一个飞向屋顶，直到今天她们胸前行凶的痕迹还未消退，它们的羽毛还有血迹。”④而在《紫颜色》中，西莉的故事也与飞鸟和血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小说几乎不写景，但当描写西莉后来回到以前的家再次面对阿方索并质问他的行为时，小说三次描写了小鸟在房屋周围上下翻飞的景象，它们唧唧喳喳唱个不停，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作品还暗示，飞鸟的鸣叫与西莉的语言能力之间也有着前后呼应关系。当西莉学会用语言回敬阿尔伯特的时候，她描绘了对自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语言能力的奇妙感觉：“我的话就像从树上来的。”
在小说的几个关键场景中，主人公西莉都被笼罩在血的意象之中。比如：她后来记录了对早年发生的强奸场景的回忆：“那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眼前……鲜血沿着我的腿往下流，弄脏了我的长袜。”她这样描写第一次与阿尔伯特的一家相见：“结婚那天我一直在躲避那个老大……他拿一块石头砸破了我的脑袋，鲜血从我胸间往下流。”一如菲洛美拉在变形为飞鸟后胸部羽毛被沾上了斑斑“血花”作为“谋杀的红色标记”， 西莉也将鲜血淋漓作为自己痛苦经历的见证。
二
在菲洛美拉神话中，主人公用梭子织出的披肩是其最引人注目的意象，它被赋予了表情达意的语言标识功能，使之成为姐妹间独有诉说话语方式的象征。无独有偶，在《紫颜色》中，主人公西莉的缝纫活动也贯穿全文，使之成为一种隐喻性的艺术手段。小说以色彩为标题即与手工缝纫有着密切关联，与原型相暗合——在《变形记》的记载中，菲洛美拉的遭遇也是用紫颜色的线织出的：她 “巧妙地在白底上用紫线织出了一篇文字，把她受到的屈辱都说了出来”。
不过在《紫颜色》中，沃克对神话原型进行了革故鼎新的改造。菲洛美拉原型所暗示的是，在男权社会中，“梭子的诉说”是一种被逼无奈的话语方式，它所诉说的只有屈辱，并不能改变现状，而且必然招致更甚的暴力，永久的沉默；而在沃克笔下，缝纫活动的隐喻意味被修正重构了，突出的则是它的记录功能以及联络情感和友谊的象征功能。神话的重心是强调女性的诉说只会导致女性主体被彻底摧毁，小说的重心是突出女性的独有话语方式能够带来姐妹们的彻底解放，以实现男女互相平等尊重的“妇女主义”的自由。
有批评家指出，小说的结构形式类似于作品中描写的拼花床单。沃克自己也支持了这种说法：“一个美妙的床单式的故事能够及时地来回腾挪，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起作用，并且能够包容神话。”⑤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不仅作品的结构类似于缝纫制品，缝纫的意象还贯穿全文，无处不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特里萨注意到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集体缝纫活动，在评论中指出：“缝纫是一种连接行为，它将碎片连接为整体。进一步说，坐在一起进行的缝纫活动是一种同志式的行为，它既使得她们在交谈中得到安慰，又使她们可以忍受沉默。”⑥然而，她也许未注意到小说与菲洛美拉神话的关系，因而也未能透彻解释缝纫意象的其他功能。与神话相对，正是缝纫活动将姐妹、母子以及家庭成员联系到了一起。小说中写道，西莉与两个孩子的养母科若琳之间唯一的一次见面发生在一家商店里，而科若琳是到这家商店来买布料和针线给她的女儿做衣服的。后来内蒂也是通过让科若琳看见与她养女衣服的相同布料的床单而让她想起这天的见面，并在临死前弄清了内蒂其实是孩子们的姨，消除了她俩的隔阂。对作品中的女性而言，缝纫也不仅起到了安慰作用，而且帮助她们交谈，它就是交谈，它所起到的交流作用甚至比语言表达更加有效——西莉缝了窗帘迎接她丈夫的儿媳索非亚，索非亚在与西莉闹意见的时候将这些窗帘剪碎并送了回来。而当她们重归于好之后，西莉和索非亚一起将这些碎片缝成床单。如同菲洛美拉的梭子，西莉用针线将作品中的女性联结为一个能够抵御社会压迫的整体。
与“梭子的诉说”不同的是，小说强调了在表达情感方面缝纫甚至比语言更加有力。小说中有一段描写看似赘笔，但实质上是作者刻意为之——西莉雇用的一个裁缝认为西莉讲话太土，语法不正确，要舒佳帮助西莉纠正，而舒佳的回答是：“她用聋哑人的手势说话我都不在乎。”西莉的反应则是：用所谓标准语言来强迫自己，“我很快发现我不会想了”，“只有傻瓜才会用你感到奇怪的方式说话”。中国历来有“言不尽意”的说法，认为在情感表达等方面语言有所欠缺，而沃克认为在表达女性情感方面缝纫更加有力，精神上与之异曲同工。这恐怕也是她在作品中使用缝纫意象、别具匠心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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