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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中词语的文化信息流失
作者：程洪珍
[关键词]文化信息，词语翻译，流失。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6)01-0063-03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文化对语言的渗透由表及里，无孔不入。萨皮尔认为，语言具有一种“文化功能而不是什么生物遗传功能”（language a cultural, not a biologically inherited, function, Sapir, 1949）。也就是说，语言就其本质是文化的，语言受制于文化，离开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语言将一无所有。陈松岑在《社会语言学导论》一书中说，“我们是把语言学符号的整体看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的。根据这种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一般说来内容决定形式。它具体表现为特定的文化常把某种烙印加到语言之上。当然，最明显的是表现在语言的词汇平面上……”语言与文化这种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注定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交流与移植。因此，原语的信息应包括原语的语义信息和文化信息。对文化信息的跨语言移植，鲁迅先生提倡译文要保持“异国情调”、要“洋气”。所谓“异国情调”，就是指将原语所蕴含的异域文化信息真实地、原汁原味地在译语中传达出来，使译文神形兼备。可见，“文化传真”是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破坏原语的“异国情调”，代之以不伦不类的“本国情调”，让其“入乡随俗”或“舍异求同”就是 “文化失真”、“文化蒙蔽” 或“文化误导”，就是对原语信息的不“信”。
然而，古往今来的翻译实践表明，将原语文化中的信息完全移植到陌生的译语文化中去，其难度堪称“翻译学上的歌德巴赫猜想”。
我们知道，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文化特征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由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社会制度、生态环境、宗教信仰、风俗民情等，因此，每种语言都有大量特定的“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来反映这些观念或事物。这些文化负载词包含在习语、成语、典故、俗语、套语、歇后语和众多的修辞格中，具有语言简洁、形象鲜明、含义精辟、表达生动、易于上口等特点。它们除了有由理性概念(rational concept)所产生的字面信息即所指（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或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还有附加于理性概念之上的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或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这些文化负载词常是此方有、“彼方无”的空缺词汇，无法在译语中找到合适的对等语。
有时，即使词语的表层指称意义相同，但词语深层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头脑里所反映出来的意象和联想却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种受文化情景制约的、通过联想产生的信息即超语言信息（supralingual information）或文化信息，是无法在翻译中通过词汇来弥合的。文化个性决定对文化负载词的转换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是不切实际的。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说：“即使最优秀的论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距离”表明，原语信息的流失是翻译中的必然。
下面从处理文化负载词常用的翻译技巧入手，分析翻译过程中信息流失的具体表现。
1淡化译法与信息生动性和形象性的流失
这里的“淡化”（decoloration 或deculturation）是指文化信息的淡化，即在翻译过程中，有时经“旬月踟蹰”，仍“望词兴叹”，无法在译语中找到神形兼备的对等语，不得不放弃原语的文化信息，以利行文。这种变通的译法也可称之为“意译”(liberal / free translation)或释义(paraphrase)。
例如，每种语言都有许多成语，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活的形象。其中的语义转换应包括语义的传达和形象的转换。然而，语际转换中，很难两全其美，因为既能保留喻意又不改变喻体的对应成语较少。在多数情况下，为争取最大限度的翻译等值，译文只能“舍车保帅”，即舍弃形象（喻体），译出其意（喻意）。例如，“龙”在西方文化里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而在汉文化中则是皇帝的象征，后来又引伸为珍异、高贵的象征。由于两种文化中相冲突的“龙”的联想意义，“上海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龙头”一句普遍被译成Shanghai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同样，典故中包含大量鲜明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各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但译语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等语，只得用释义法翻译典故，解释其在上下文的含义，舍去其具体的来历出处、原有的形象特征以及民族特色，造成典故负载的文化信息或联想意义的损失。
没有联想便谈不上生动形象。因此，刘宓庆认为，“缺乏文化元素的译文等于缺乏了灵性的翻译”。例如：between cup and lip典出希腊神话，安卡奥斯（Ancaeus）开垦了一个葡萄园，立志要用自己种的葡萄酿出上佳的葡萄露。果然，露酒香醇出窖了，正当安卡奥斯举杯到唇边时，仆人高喊不妙，野猪闯进葡萄园了。安卡奥斯立即放下酒杯去赶野猪，不幸被咬死了。这个西方典故无法在汉文化中找到对等故事，如果直译为“杯唇之间”，读者会不知所云。因此，只能意译为“功败垂成之际”。
由于原语生动形象的喻体或鲜活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内涵的“丧失”，译文成了淡而无味的一般陈述式。可见，淡化译法是令人遗憾的译法：原语信息的生动性、形象性在译语中荡然无存。
2 加注与信息简洁性和含蓄性的流失
加注（annotation）就是增词补义或增词达意，即文内不透明，文后或文外补交代的译法。它包括附注（正文内补偿）、脚注与尾注（文内“空白”，文外补偿）等，是移植文化信息的有效补偿手段。
原文作者的写作是为原语读者服务的，双方共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relevant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为提高交际效率，增强修辞效果，增加原文想象空间，作者往往省略一些不言而喻或不言自明无须赘述的信息，王东风称之为“文化缺省”（cultural default）。因缺省而留下的意义真空(vacuum of sense)会由原语接受者记忆中的文化知识参与而获得填充。然而，由于译文读者缺少相关的原语文化背景知识，译者如果不适当补偿，译文读者往往觉得莫名其妙，而通过加注的办法进行翻译补偿（translation compensation）又等于将原文的不透明式文体（opague style）转译成冗长的透明式文体(transparent style)，从而损害了原文的简洁性和含蓄性，读起来索然无味。例如，鲁迅《阿Q正传》中，小尼姑曾恨恨地骂道：“这断子绝孙的阿Q！”其译文为“Ah Q，may you die sonless”。如果不加注，英文读者难以理解sonless有什么不好。因为西方社会独身主义盛行，是否结婚生子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即使生子，也是男孩女孩一个样。然而，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生儿育女是对祖宗的不孝，而不生儿子，没有传宗接代之人，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骂人“断子绝孙”是最刻毒的咒语,可以一解小尼姑心头之恨。汉语读者很容易领悟此中特有的文化内涵。然而，为让英文读者理解这是一个intolerable curse in China，译文必须对sonless的文化意义详加注解，以补偿其中的文化缺省。繁琐冗长的注解必然使译文丧失了原文应有的简洁与含蓄。因此，原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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