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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更艰巨的则是修路、筑路之后的护路。 　　交通战构成了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主旋律。1940年秋季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则是这个旋律中的高潮。 　　形势的发展并不像日军所预料的那样，攻占武汉后日军不仅没有征服中国，反而将自己陷入了泥淖之中，占点要用兵力，护线要用兵力，前线也需要兵力。捉襟见肘这个中国的成语用来形容日军这时的窘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在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后，中国的乡村特别是山区就成了一片“真空”地带。我们不应忘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真空”地带之广阔，为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斗争创造了如鱼得水的好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在“石拐会议”上向全师的干部传达了中央占领“真空”地带，在“真空”地带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 　　129师进入晋东南之后，又在线上做起了文章。 　　11月21日，772团2个步乒连在芦家庄袭击了正在修桥的日军，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因动作秘密、迅速，作抵近的突然的火力袭击，毙敌百数十名，我伤亡20余名。” 　　这个动作一定让负责正大路沿线安全的日军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恼怒不已。然而让川岸文三郎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11月下旬，为配合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八路围攻”作战，八路军第120师与第129师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了破袭。120师破袭同蒲路，129师破袭正太路。由于129师与晋察冀根据地隔正太路相望，所以，129师对正太路连续不断的破袭，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反围攻作战。 　　在正太路遭到129师袭击的是日军第20师团。以后又接连不断在正太路沿线遭到打击的日军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对129师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报复。终于在12月底，川岸文三郎沉不住气了。指挥日军20oo余人对129师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129师控面、袭线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消息，险些使129师越过线去向打起来尚有些勉强的点发动进攻。 　　1937年11月23日晚，陈赓接到了刘伯承的电话。刘伯承在电话中向陈赓“透露”了八路军总部的一个指示：因苏联加仑将军强硬宣言，国际形势可能会突变，日军有向北总退却模样。 　　24日，129师根据这个情况，针对进抵长凝镇的两连日军，作了带有攻势倾向的部署。原来准备到榆社、武乡之部队仍回石拐集结，772团以一个连回道坪，侦察榆次及正大线敌情；386旅副旅长陈再道指挥771团向大谷与榆次积极动作，并侦察该两处情况。 　　随后，陈赓又接到赖际发的报告：太谷、榆次之敌不断向北移动。 　　日军要跑！陈赓的手又痒痒了。他准备第二天率772团1营到长凝镇附近进行侦察并相机动作。 　　25日，陈赓率领6个连由石拐经沟口来到了位于上黄彩的赖际发处，并进一步证实“敌几日来确不断向北撤退”。夜袭长凝之敌的任务没交给性急的陈赓，而交给了769团的1连及新7连。这次行动不是主力出战，而是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招法，就如同下围棋时试探一下对方的应手。 　　26日，主力仍然没动，隐蔽在下黄彩。27日，虎将王近山带领两个连前进到了离长凝更近的高坪，准备伏击日军。王近山一露面，就意味着即将采取动作。 　　同一天，陈赓又得到“间谍”报告：“榆次及其附近驻有日军约1师团，似由太谷开来，约5000人向北退，到处奸淫掳掠，抢粮食、牛羊，找‘花姑娘’。”日军的行为全是撤退前的征兆。 　　129师行动在即。 　　但第二天，11月28日的早晨，陈赓一起床“即闻激烈机枪声，据报知系长凝之敌约200人占山头，有向下黄彩进攻模样。” 　　情况完全变了。原来准备进攻的772团马上变为了守势。陈赓迅速组织了防御：以1连侧击向下黄彩进攻之敌，以1连占山头正面阻击日军。日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29日，直至陈赓接到了八路军总部及刘伯承的一个电报，才结束了这次越“线”到“点”的行动。 　　来电中估计日军不是撤退，而是有转移主力先肃清后方（晋北及正太以南之八路军），巩固其交通线，建立伪组织的充分可能。 　　陈赓根据情报，再看榆次之敌，“确无撤退模样”。 　　实际情况是从11月24日起，日军以其刚由太原调驻石家庄的第5师团、驻太原的第109师团、驻平津的中国驻屯军旅团以及驻大同的第26师同等各一部，从多方向对八路军的晋察冀边区发动了8路围攻。为粉碎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多路围攻，八路军总部除直接指挥晋察冀边区的反围攻外，还命令120师一部活动于大同至太原，129师一部活动于石家庄至太原铁路沿线，对敌进行破袭战，以牵制敌人。 　　§黄蜂与麻雀 　　1937年底的一天，129师参谋长李达及几个参谋和刘伯承骑马外出。突然，刘伯承的马不安地嘶叫起来，同时，李达的马也受了惊，两匹自马惊跳不止，之后，又突然拼命向前奔跑。 　　等几个参谋反应过来，打马去追时，刘伯承和李达在前方已勒马站定，原来是一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马屁股上、肚子上，把马蜇惊了。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怕承若有所思地说，“嗯，我看这好有一比呀”。” 　　几个参谋听到刘伯承的话都围了过来。“它就好比是游击战。”刘伯承刚说完，又有一群黄蜂飞了过来，两匹白马闻声又战栗起来，惊恐地向前跑了几步，惟恐黄蜂再来进攻。一个并不奇怪的自然现象，在刘伯承眼里幻化成了一个战斗场面。他接着说：“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很大。”刘伯承边说边持了持马鬃，使它安静下来。“这马就好比日本军队，它人数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就好比我们分散出去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黄蜂即使蜇不死马，也让它受不了。”李达补充道。 　　几个参谋不住地点着头，若有所思，若有所悟。很多在刘伯承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都能说出一两个或更多的刘伯承用生活中的例子来形象地比喻战争现象的故事。“黄蜂”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敌后抗战的广阔战场为八路军指战员提供了一个灵活打击敌人、发挥聪明才智的有利条件。当时还有一个和“黄蜂”一样充分体现了游击战本质的战法，叫“麻雀战”。 　　顾名思义，在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战士就像麻雀一样，寻找日军的空隙，东打一下，西吃一口，频频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敌集结兵力，实施报复时，又找不到，抓不着，游击战士早已撤退。 　　129师进入太行后，敌以500多步兵、一连骑兵，在范村附近向129师驻地扑来。负责打击、袭扰日军的只有129师771团的1连。1连在10余里宽的正面上，灵活而机动，这里打一下，那里抓一把，使进犯日军疲于应付，顾此失彼，极其狼狈。 　　这一战，1连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近百人，毁敌汽车一辆的重大战果。游击战，关键是要解决游与击的问题。游得动，才能寻找到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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