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当前基础教育教师专业发展趋向分析
作者：胡之骐
从古希腊城邦时期雅典的“七艺”到我国的韩愈所提出的“传道、授业、解惑”，以及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所出现的各种教育思想演变的轨迹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逐步确定。1966年，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联合建议《关于教员地位的建议》，提出“教育工作应视为专门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员具备经过严格而持续不断的研究才能获得维持专业知识及专门技能的公共业务；它要求对所辖学生的教育和福利具有个人及共同的责任感。”从建议中可以了解到，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教师需要具备的专业才能是由专业知识、技能和科研能力构成的，另外还必须具备社会责任感，特别是基础教育教师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应该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培养中小学生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其向社会主流意识靠拢。当下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其发展趋向问题。
一、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的发端
每一种新类型社会文明的出现，都带来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突破。农耕文明中专门职业的教师出现，工业文明中教师专业化的需求增大，由此促成了众多教育领域学科的出现。众所周知，工业社会正在逐步被信息社会所取代，因此我们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必须放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即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时期中进行。
教育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具体而言其控制体现在对受教育者所学习和接触到的知识的控制。对于知识的控制本身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展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因特网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的出现，让我们传统意义上被某些知识“控制者”所掌控的知识，在一夜之间成为所有人能够平等共享的东西。一切都让人感到手足无措。新的控制必须建立起来，然而其控制对象是什么呢?或者说，继“谁的知识”之后是什么“知识”呢?传统学校知识体系被动摇了，因为在信息共享的技术条件支持下，知识——无论我们认同还是反对，都无法通过以前的方法加以控制。每个个体通过信息网络，理论上可以获得任何知识。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知识的选择，以前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网络犯罪的研究成果，都反映出另一类“知识”对我们传统知识的“威胁”，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传统教育所建立起来的稳固的世界观、人生观等。如“网络文化”的兴起，互联网络的强大功能导致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化类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正在以迅猛的扩张侵蚀着本属于传统文化的领地，譬如2005年“超级女生”事件以及由一款网络游戏《魔兽世界》所引发的所谓“铜须门”事件等。
上述社会事实可归结为网络空间中一个类似于“公共领域”产生的结果。“公共领域”源自于古代希腊雅典时代的Polis精神，其理念强调公民每日可以任意在市集(agora)上自由地发表言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哈贝马斯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具备如下特征：首先，它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其次，公共领域是某种紧张关系的反映；再次，公共领域由其批判性形成了各人的理性交往过程[1]。当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然比哈贝马斯的时代背景更进了一步——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空间”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域”。在教师博客(blog)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教师通过博客所展现的内容既不属于国家机关(即不被公共权力领域所干预)也不属于私人领域(即使是私人话题，一旦发表在博客之上便失去了隐私性)。同时教师博客也或多或少宣泄了教师对于现行教育体制，或者教育实践，又或者教育理念的不满情绪，并且在彼此的交流过程中获得冷静的思考。因此，这里可以姑且将这一新兴的“空间”或“领域”称之为“网络公共领域”。很明显，中小学教师可以通过教师博客等网络工具来发表自己的言论，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小学教师能不能随意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而在于他们的学生是否会通过同样的工具来了解到自己老师的“潜”形象。对于中小学生来讲，对自己的老师多少存在着“崇拜”的心理和感情，这样的心理和感情是建立在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当他们通过网络了解到自己老师其他形象的时候，和日常的形象出入不大则罢，如果不太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则难以预料。所以，当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出现在中小学教师面前的时候，教师专业发展必然有新的需要。
二、教师专业发展的“新”特征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改变教师的社会位置。农业文明中，教师即是政府，我国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充分体现了这一社会特征；工业文明中，教师一半是政府的代言人，一半是自由的思想者，从探讨“什么知识”是可教授的发展到应该教授“谁的知识”。社会每一次进步的代价即是人类对自身施以更加严密和精确的控制。
1.教师自我在教师专业发展中主体价值的“下降”
这里所使用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教师主体价值的丧失，而是强调教师在信息社会中专业发展的一种改变，即意味着教师社会位置的再次转换。公共一词至少有两种意涵，其一是一种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如“公共权力机关”或者一种代表的力量如“公共招待会”，其二是公众舆论自身的一种属性，“公共关系和共同努力……就是想建立这样一种公共性”[2]。信息技术提供了人类对所学习和接触到的知识的选择机会，也可以说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建立一种公共性的可能。教师在博客上建立了一个可以让所有人自由讨论的空间，那么这个体现公共性的地方即是公共领域，“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2]。
正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让教师不再是传统的权威，一方面教师所拥有的知识更加大众化，另一方面教师通过网络公共领域能将自己体现得更加真实。
2.教师对政府代言能力的“上升”
教师所谓的政府代言能力，是指教师作为国家教育机构中的重要成员所担负的传递“主流知识”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教育实质上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有学者指出，工业文明的关键技术其实在于钟表技术，而钟表技术的实质便是使对人的控制更精确化。网络公共领域使人类找到了能够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中每一个人似乎都能找到平等和几乎无限制的自由，即使在当前关于信息管理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的今天，人们仍然能够在信息世界中感受到多于现实的自由和平等。当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的出现其实加重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如法国学者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看到了信息社会为人类带来的是公共概念和被压迫感的消失——传统时间空间间隔被光间隔取而代之，公共空间被“虚拟化”为公共图像；即时通讯技术使曾经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暴政”让位于“真实时间的暴政”[3]，也就是说信息技术正在导致一种类似于工业文明中机器对人暴政的，时间对人的暴政，而身处这种暴政下的人类并不能意识到被压迫。人在进一步依赖于技术的同时，对自身的反思能力正在增强。受教育者当下可以同时接受到至少两类知识，他们有能力进行选择，在这层意义上教师被削弱了对政府的代言能力。但是，对于国家而言，教师选择的多元性也恰好提升了教师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能力，也就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出谋划策，从而又能更好地为国家代言。因此，可以说教师对于国家的代言能力没有下降，而是上升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