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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体育伦理教育探索

作者:马学文




  体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是“人文”和“人本”的有机统一。而“人文”乃是体育的核心与灵魂,它引导和统领属于人类自身的体育活动。可以说,体育的兴旺发达也即人类追寻人文体育之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先生以一首《体育颂》赞道:“体育就是美,体育就是正义,体育就是勇气,体育就是进步,体育就是和平。”然而,从体育的人文真义并不能推出人类在体育教育活动中必然自觉积极地追寻并实现灵与肉的和谐统一。因此,面对已经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高度的当代世界体育运动,人类必须要考察它的核心与灵魂是否及时接受了新的洗礼,获得了新的净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考察中,体育伦理学得以新生。
  实际上,世界体育的蓬勃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长盛不衰,不仅说明人类一直在努力通过活动展示体育人本的现实存在,也同时昭示了它们不是那么完美。被置于市场经济中的当代世界体育,一方面在应用和展示着新的技术革命成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日益加重的新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从而使体育伦理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当然,接受这种考验也是体育伦理学的应有责任。正如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客观性和责任感问题,根本不存在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科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还认为,在如何对待责任感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看到,真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面对不同的彼此冲突的场所或矛盾,分属于不同的群体,“常常不得不按照忠于群体的要求作出优先选择”。因此,面对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事实和前进中存在的问题,当代中国体育伦理学学科及其学者,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立足于当代体育发展的实际,着眼于未来体育教育的发展,遵循批判继承和超越有机结合的精神,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体育伦理。
  
  一、伦理学的兴起与当代体育伦理教育的建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在现代科技引领下的世界经济的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都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然而,作为实践的总结而又指导实践的人文社会科学,却未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得到应有的发展,往往存在着与现实脱节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脱节,造成了在当代科技赋予人类的全新的行为可能性及这种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威胁面前,人们丧失了人文的基本导向:我们既不能用传统的宗教、艺术观念为发展了的社会实践提供行为指南,又不能应时甚至超前建立完整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法律法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
  体育作为人类最大之“公域”之一,还徘徊在我国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核心之外。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体育伦理教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其定位在职业伦理学进行研究,仍然不能对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作出有力回应!面对当代体育充斥着的商业化、贵族化、锦标主义、兴奋剂、非公平竞赛、种族和性别歧视、体育黑幕、非人道的运动和比赛等问题,我们不能不感叹:世界体育追寻人文理想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我国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树起人文奥运的大旗,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体育高度发展的有形活动与相对滞后的无形精神协同建构起来。实际上,后者的建设要比前者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意味深长地说:“奥运会最难最难的问题,其实不是体育运动比赛本身,而是其背后的意蕴。”“奥运会虽超越政治,但亦与政治、经济、科技相联系;换言之,即与世界现实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现实世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冲突,而需要人类对其作出化解的回应。只有把奥运会体育比赛运动理解为对人类在每个时代所面临的冲突所作出的回应,奥运会才会不断焕发其生命智慧,人文奥运精神才会得以彰显,和合诊释也可得以实现。”
  不可否认,当一个学科还不能科学分析和解释自己领域中的许多重大现实矛盾和悖论时,这一学科就不能算是成熟和完善的,伦理学的分支——体育伦理教育学就是这样。从学科成长的角度考虑,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上都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它还来不及或不能全面地进行理论建构。所有这些都表明,研究与建构当代中国体育伦理教育学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既然伦理学的整体建构有赖于其各个分支的继续丰富和发展,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体育伦理学应当主动甚至可以率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体育学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综合性交叉学科,体育的概念、本质和范畴等尚有争议,体育伦理和体育伦理学如何界定也尚未统一,但中国体育伦理学的建构可以,且应当能够在学习或遵循其他较为成熟的分支应用伦理学建构的相同或类似的路径的基础上进行,即我们应当抓住现实和未来的重大体育问题进行伦理的反思与求解,而暂时不强求对体育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打造。
  
  二、当代中国体育伦理教育研究的意义
  
  经过多年发展,当代中国体育教育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关体育的研究在不断加强,逐渐深入到体育的各个方面。如体制与机制、伦理与法制、教育与训练、经营与管理、生产与消费、投入与产出、结构与功能特征、市场培育与可持续发展等。从纵向发展来看,我国体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然而,从横向上看,我国体育之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质量与速度等要求相对照,依然存在较大落差,与国际先进的当代体育文化相比,多方差距十分明显。这种差距不仅证实了我国现代体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毫无选择地被置于大社会中,与其他领域一样艰难地发生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它逻辑地反映着体育人文研究的相对滞后。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实质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完善的市场经济应该表现出它的一般完整特征:自由的企业制度、完善的市场体系、发达的市场契约和开放的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契合的人文精神。由此可见,我们发展和完善当代中国体育及其市场,既要考虑发展经济的要求,更要思索如何保证其正确发展。因此,处在建设与发展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体育与社会主义市场规范相互契合之问题尤其不能脱离我们研究的视阈。“当代中国体育伦理的建构”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北京2008年奥运会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三个引人注目的理念,既考虑周全,又意蕴深远。本文就当代中国体育伦理教育建构进行研究,旨在既探求中国体育良性发展之道,又发掘和展现其深远意义。具体说来,其意义可以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建立完整的体育规范体系。以往我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体育科技领域,较少涉及体育伦理教育。而社会主义体育市场的良性发展,首先必须树立市场主体的规范意识,并把它同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的宏观管理以及现代的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自觉地将其转化为一种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只有科技、法制与伦理三位一体协同建构,才能形成完整而良性运行的体育体系。
  第二,有助于体育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使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新的发展思路,这昭示着中国国家战略之又一次历史性转移。因此,虽然当代体育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产业,但并不能改变体育是我国国家发展中一项重要事业的根本性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将体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和协调起来,必须要把市场主体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优化结合起来。惟有如此,才能既反映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之根本取向。当然,确定这一理性目标,既可充分地发挥市场主体之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形成最佳的微观经济效益,又能够使微观效益正向放大,促进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使市场主体摆脱对私利和金钱奴仆似的追求与依赖,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本的失落和理性的迷雾,使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成为一个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展现才华、成就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
  第三,有助于对体育文化的扬弃。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人类一种能动的活动方式。因此,为了保证中国体育规范化发展,我们必须在研究和借鉴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场方法的同时,努力学习唯物辩证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成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理性精神。由此可见,中国体育规范化过程,必然是我们对中外体育文化的扬弃过程,尤其是一种中西融合基础上的体育伦理与法制文化创新过程。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体制的摩擦仍很严重,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矛盾,往往容易错误地归结到市场经济之上。体育伦理教育与法制规范化发展之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贫乏,一时又难以作出透彻解析并进行有力辩护,这势必要影响到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民的信念与决心。对当代我国体育伦理教育之研究与合理建构,其目的就在于对我国体育市场的合理性进行理论的解析与辩护,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责任编辑 张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