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荷兰外语教育政策发展及启示
作者：施 健 余青兰
在荷兰外语政策的制定和立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力量不容忽视。首先，因为外贸和航运业的需要，荷兰政府和工商界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他们对外语能力的依赖。并且，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在Ｖａｎ Ｅｌｓ主持构建“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时，与会代表不仅仅来自荷兰教育领域，还包括外事、贸易和工业以及其他各个部门。“工作组”的组成人员甚至来自于冶金行业和银行业。在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中，荷兰强调满足经济需要、结合市场需求的特点尤其显著。
四、结语与启示
回顾荷兰１９到２０世纪外语政策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荷兰外语政策逐渐成熟的过程：从自发重视外语教育的经济价值，到颁布一系列法案巩固外语教育的地位，最后到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和专门机构来执行外语教育政策和理念，荷兰的外语教育已经进入了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从小学到大学教育，从职业英语教育到外贸英语培训，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荷兰政府一直避免干扰中等英语教育的教学内容，只是通过政府统一管理的离校考试来确保教育的质量。１９６８年是荷兰外语教育政策的转折点，此后，荷兰外语教育界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的教育体系，并且致力于修改现有的课程大纲，外语教学方法和技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１９８８年开始确立的“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更是世界各国外语教育政策的集大成者。
从客观上来看，荷兰政府的语言政策有时候落后于语言教育需求的发展。例如人们认为应该在中等教育中开设外语教育，但是当时并没有相关的中等教育法案，所以人们依照《初级教育法案》，在初级教育的高级阶段开设了外语课程。同时，荷兰的外语教师培训系统一直滞后于现实的需要。整个１９世纪，荷兰一直没有外语教师培训机构，直到２０世纪初期，社会上才出现了一些非专职的教师培训机构；１９７０年后，大学里的常规教师培训机构才建立起来，开始提供专业化的课程。
笔者认为，荷兰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对我国外语政策有如下启示。
１．建立国家级外语政策机构
我国无论是文字改革委员会还是国家语委的工作，从来都不涉及外语的地位以及外语的使用和教学。外语教学多年来一直由教育部（或高教部）下属的一个司或处管理。政府部门对外语教育从未制定过长期的规划，也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这方面的工作。事实证明，外语规划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和周边环境等诸多因素。正如鲁子问指出的，有必要扩大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的职能，使外语政策成为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大学建立“国家外语中心”。
２．注重社会发展需要
荷兰外语政策长期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荷兰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初期，为了满足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需求，社会上就自发形成了重视外语教育的风气。拉丁文学院的再次兴起是经济发展对外语能力需求增长的结果。参与“荷兰国家行动计划”政策制定的不仅有政府部门的官员、教育界的专家，还有大量的工商界代表。而在我国，外语教育的供需方缺少相应的互动平台。我国用人部门没有参与外语考试政策的制定，无法体现用人部门对学习者的能力要求，从而无法对被试的外语学习产生积极的“反拨”作用。所以，缩小当前我国学校外语教育和社会需求的差距，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对外语能力的现实需求，必然是今后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
３．决策过程合法化
综观荷兰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不难看到各项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从第一阶段的１８０６教育法案和皇家法令，到第二阶段的《１８５７年法案》、《１８６３年法案》和《１８７６年法案》，以及后来的《１９６８年大法案》，荷兰政府的各项外语政策一直力求立足于已经出台的各项教育法规。如前所述，１８５７年，经过议会的激烈争论，人们一致认为外语教育是中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应该在中等教育中开设外语。然而，当时的荷兰没有颁布任何“中等教育法案”，在中等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无法可依。所以，人们按照《基础教育法》的规定，在基础教育高级阶段中开设了外语教学科目。而在我国，当前的许多外语政策的制定明显存在法理性、科学性不足的问题。决策过程合法化必须是我们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
当然，荷兰是一个人口小国，所选择的外语与其国民的母语有着近亲关系。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汉语也与大多数广泛学习的外语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我国的外语政策的科学决策当然不能完全以荷兰的决策为依据，这更加要求我们采用科学的决策机制来制定适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外语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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