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论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
作者：张香兰
３．为多元文化对话提供平台
文化多元论的事实要求实现文化之间的对话，这是探求文化共识、建立全球伦理的基础。“文化之间的特殊差异性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但差异本身并意味着冲突。它同样可以成为，而且更应该成为相互交往和对话的理由：因为差异，才有相互了解和理解的必要。因为需要相互了解和理解，才必须展开相互间的交流和对话”。对话是理解文化多样性的有效的、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不同文化间才可能在某些认识上结成共识，才会在理解的基础上相互尊重、接纳、宽容。“如果不在多样化的团体之间建立起相互同情和联系的纽带，我们就不可能实现道德目的。”但是，由于各种文化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语境和道德谱系，建立彼此间的联系非常困难。对话作为文化互相理解的基础，如何才能深入到彼此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和道德谱系中去进行，就成为决定文化之间成功对话的关键。在文化间对话的多种方式中，道德教育无疑是确定有效的方式之一。道德教育的文化传承任务以文化继承的标准为前提，这个标准应该如何设定，关系到怎样看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就中国道德教育的道德文化继承而言，不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都只是将整个人类文化等同于“中西”文化的结果，是西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或中西中心主义的体现，某些文化具有了优先性，其他国家的文化则被推向边缘。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区分无疑是二元思维的产物，它打破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性，给文化对话带来更大困难。如此看来，道德教育的内容在道德文化继承方面不论采取“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标准都割裂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性。道德文化继承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任何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都将无益于文化秩序的重建。因此，道德教育的承继标准必须坚持文化的整体性，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多种文化纳入道德教育内容范畴，既不失去本土文化的根源性，也不简单摈弃外来文化（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而是让各种文化在道德教育中交汇、对话、融合。
４．创造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相结合的新道德文化
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紧张要求重建新的道德文化才能在现代性道德危机中寻求新的社会秩序。在伦理资源开掘的向度上，文化价值的重建应着眼于构建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相结合的伦理资源共同体。学校的道德教育不只是维持现有的道德文化，还是一股推进道德变革的力量。这是因为“德育……通过有效的文化控制而使一种社会文化得以整合，得以稳定发展”。道德教育也与其他事物一样，内蕴着创造性。道德教育的创造性在于它可以创造人类的道德文化，这种创造是在原有道德文化基础上的超越。它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个文化内核来达到改造文化的目的，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正是道德教育创造性的体现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须要创造的文化是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相结合的道德文化结构。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拯救道德文化脱离现代性困境的重要使命。麦金太尔认为现代人面临着这样的吊诡：一方面，“现代人被自己的道德语言所‘出卖’，因为一方面我们在言谈举止之间假定有人权，并认定侵犯人权事关重大，但在另一方面又接受多元冲突的道德观点，使我们失去了证实人权重要性必要的根据”。这种困境的存在不能成为道德教育陷入相对主义的理由，相反，道德教育必须通过寻求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的平衡来使道德文化摆脱这种困境。而二者的平衡只能借助于建构一种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互融互摄的统一体来完成。所以，道德教育的另一个使命应是建造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相融的新伦理体系，它要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这种结合过程既是“一种对外来异质文化的汲取、改造、重建的过程，又是一种对本体文化的改建与更新的过程”。通过改建、更新，实现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的融合。
三、道德教育的个体文化使命：提升人的精神，回复人性价值观
“文化变迁的基本动因还在于人自身”。所以，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上述文化使命最终要通过个体道德文化水平的提升得以完成。个体既是生物遗传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人既是社会存在物，也是文化存在物。“人自己的本性和作为，包括人的需要、本质、能力、活动手段、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公共秩序及人与环境世界的关系等等，都不是动物式的本能自然表现，而是具有属人的普遍的文化内涵的。所以，人在社会中的全部生活和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和内涵。人存在于社会中，也就是存在于一种文化中。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就是一种文化存在物”。人作为文化存在物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历史、家庭、学校、社会生活的各种风俗习惯等因素，以及他自己成长的经历与见闻的影响，这些影响使他获得了自己的文化。“他以他自己的存在的活动使这个文化完善，而这个文化对于他，可以说，是他的第二天性。”教育在人的文化获得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人的文化获得是教育的旨归。使人成为有“文化”的人，是“文化”一词的应有之义。（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Ｃｕｌｔｕｒａ，原意是指土地的耕作、植物的栽培以及对动植物的人工培养，后引申为对人本身的教化、教养、陶冶，以使成为有教养的人。）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文化人”与教育在本然的意义上不可分离。
道德教育的个体文化使命主要体现在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消解和从物性价值观到人性价值观的位移。当全球化文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也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其中，消费主义文化成为影响程度最深、最广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将高消费视为个人生活的根本追求，它是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合理满足消费的使用价值与无度占有符号意义的消费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ｂｕｙｉｎｇ ｍｏｏｄ）之中”。在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成为当代主要的意识形态。受其支配，人存在的全部目的仿佛就是为了消费。从其生成根源来看，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源于一种物性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坚持以物为本，以对物消费的多寡作为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在今天，如果未能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它造成个人对物的欲求无限膨胀，社会通过无限制地刺激个人消费以带动社会财富的积累，并将这些视为个人成功、社会进步的标志，由此赋予了消费主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消费主义背后是对物性的崇拜和对人性的埋没，它导致人类精神“空场”的恶果。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文化存在，一种生物界的高级生命状态，对精神的追求和提升是不可或缺的。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恰恰遮蔽了人的精神追求，遮蔽了人作为人的价值存在，进而带来时代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恰如雅斯贝斯所描述的现代生活秩序失范的危机状况，“那成就人的世界达几千年之久的事物看来正面临着近在眼前的崩溃。而已经出现的新世界则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为它服务。它消灭任何它不能容纳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但是，在这架机器中，人不可能达到满足。它并不为人提供使人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东西。那在过去的贫穷与困苦之中曾经作为人的存在之不被争议的背景而持续存在的东西，现在正处于消失的过程中。虽然人正在扩展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似乎也在牺牲那个他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个体自我的存在”。
由此，道德教育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势攻击所致的人类精神危机之中必须自觉担负起自己的使命：提升人的精神，回归人性价值观。人性价值观将人性的张扬与发挥作为个人生活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人类所要寻求的正是这样一种普遍价值观，如果人类只是对物崇拜，就会受其奴役、控制，人性普遍价值观就无法确立。在物性控制人类的时代，精神成为某种活动的手段，自身不再是可以依赖的目的，它为任何一种现实寻找恰当的理由。精神的这种虚伪性存在事实上在物性的时代里使精神被合理地放逐和遮蔽。人类精神世界的生活，人的真正意志也随之被轻易摧毁。人性价值观是全人类的共同需求，它超越国界、民族、地域、语言的界限，可以看作是一种全球化文化价值的体现；同时它又成长在每种民族文化之中，不论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还是基督教的“博爱”，佛教的“慈悲”，都是以人性价值观为预设前提，都是人性价值观的一种折射。因此，回归人性价值观是全人类共同的强烈呼唤，是实现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统一的价值中介。道德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继承和发展这种价值观。道德教育既发源于人类时代的精神，又保持着对它的超越，它传达着直接在人的行为中表达自身的生活。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道德教育的个人文化使命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回归人性价值观，将生命、创造与人的存在和价值联系起来，以此实现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综上所述，道德教育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冲突和矛盾，必须以致力于保持二者的平衡为基本文化使命。既积极参与全球化伦理的道德建设，又要凸显对本土文化的弘扬和超越，通过个体精神的提升和对人性价值的回归，以实现构建全球伦理与本土伦理相结合的终极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本刊略）
（责任编辑 关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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