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论全球化背景下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
作者：张香兰
一、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冲突与统一
不可否认，世界各国现在面临两个既相互冲突又同时并存的基本潮流：一个是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它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个是文化的本土化，它深植在族群意识、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等层面。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朗；另一方面，本土化的问题也在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尖锐。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构成了当代文明内部的一对极为尖锐的矛盾。全球化不等同于同质化，全球化也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全部。恰恰是全球化意识的不断凸显强化了本土化的根源性意识，如果没有全球化进程的出现，本土化意识也不会得到如此强烈的体认。这种矛盾与冲突也是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紧张关系所致，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以强势姿态渗入人们的生活，在改变着本土文化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为避免被完全同化乃至消灭的可能而据力与其颉颃。
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不仅有着紧张的关系，也存在确定的统一。
从宇宙的构成来看，宇宙既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存在现实事态的多样性，是“多”中的统一。佛学中“同体大悲”的“同体”即是说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现代科学中，“宇宙大爆炸”理论中的“原点”说也说明宇宙本是一个整体。著名过程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宇宙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统一性与杂多性。统一性就其本质来说“包含了事物的联系性、目的的统一性和享受的统一性”。在怀特海看来，宇宙既是一体的，又是多元的。说它是多元的，是因为宇宙可以整体地被分析成许多终极的现实事态；说它是一个整体，因为宇宙的诸多事态是相互内在的，“每一个经验的事态都有这一本质，它与一种超越自身的他性（ｏｔｈｅｒｎｅｓｓ）有关。事态是其他事态中的一个，同时它又包括它在其中的其他诸事态”。宇宙的统一性是现实诸事物的统一，而许多事物在本质上是有个别差异的，这种差异性就使事物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紧张，“于是有限的实现就有冲突。因此，将多加总为一以及重要性从一到多的导引，就包含了关于无秩序、冲突、破坏的概念”。宇宙的统一性离不开其杂多性，二者的共存说明宇宙是多样性和复杂性事物构成的统一体。宇宙的有机整体性表明，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许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关系不同，文化的性质也不同，由此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构成道德文化的要素不仅有语言、风俗习惯、道德伦理等，还包括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关系和要素共同构成了文化。事物间的关系有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之别，内在关系是文化内部要素间的关联，它决定文化的性质；外在关系是此种文化与其他文化间的关联。任何一种文化既是它自身又是其他文化形成的一个前件，也就是说，一种文化既以它自身存在，又存在于其他文化的构成要素中。如此，人类文化实际上是一个“荣损与共”的整体，一种关系存在。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文化的产生有其地域性、民族性，对人类整个文化来说，每个民族文化就是一个具体事实，这些具体事实之间有着广泛的本质上的差异，当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部分时，它们之间的先天差异就包含“无秩序、冲突、破坏的概念”。可见，文化的多样性是宇宙文明的本质，民族文化多元化是宇宙秩序蕴涵的基本特征之一。文化的多样性要求我们尊重各种文化的差异，每一种文化都有它存在的充足理由，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以各种名义代替、取消甚至泯灭其他文化。另外，多元民族文化中也包含着共同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宇宙的相互内在原理表明文化全球化不是纯粹的高度抽象，它不是个别强势文化的代表，而是来源于各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因此，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内在统一的。两种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表明我们实现文化的全球化，同时保留民族文化多元化是实际可行的，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多元化之间可以做到和谐共存。但这需要条件，除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之外，道德教育由于其特有的文化维护功能和创造功能，使其可以行使协调全球化文化与本土化文化平衡发展的历史使命。
二、道德教育的社会文化使命
面对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紧张与统一，道德教育既不能只有文化全球化的意向，也不能只顾本土化文化的稳定而抵制全球化文化。前者会扼杀民族文化，失去民族独立性；后者则会走向民族中心主义。道德教育的文化使命应是致力于弥合二者的距离和冲突，以维持二者的平衡。具体说，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１．防止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道德教育应该以承认和接受多元文化为前提，尊重人类各种文明、各种民族、各群体及至各个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事实，在道德教育资源的开掘上要广泛吸收各种不同文化的精髓，反对道德教育资源上的文化霸权主义。再者，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在经济、商业乃至技术领域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特征，这种全球化往往隐含着文化达尔文主义，一些发达国家坚持自己的文化是优秀文化，为了某种政治或商业目的，运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强行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模式、语言习惯、宗教信仰等强加于另一方，甚至必要时运用各种权力加以强化。于是出现“道德文化殖民主义”，这种文化殖民主义的目的显而易见，企图通过此种方式摧毁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以“全球化”为掩护，达到政治上或经济上“殖民”的目的。所以，文化殖民主义根本上与文化全球化不同，文化全球化是在文化多样化的前提下寻找一致，而文化殖民主义则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多样性。道德文化殖民主义者会以“拯救者”的身份扮演“普遍性道德”原则的合法制定者角色，认为自己所倡导的道德具有普世意义。然而，从学理上讲，这只是一厢情愿的道德约束，它不能解决“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问题，何以证明道德立法者的合理地位？因此，取消文化多样性，一味推行道德普遍原理的做法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道德合理性的相对性决定道德文化的多元性，文化殖民主义不足以成为世界秩序重建的充分根据。道德的文化性与历史性不容道德教育无论在其理论建构还是在其实践领域发生文化殖民主义倾向，道德教育必须防止过度强调价值的普遍性，而忽略了文化多样性。为达此目的，中国道德教育必须开掘新的道德资源，提升文化自觉，自主建构新的道德文化，以防被纳入文化殖民主义对象的行列。这是因为“教育作为文化传递的工具，在文化传递中引导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觉，是实现其传递功能的根本，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尤为重要。”
２．防止陷入文化相对主义
道德教育在警惕文化殖民主义倾向的同时，必须预防滑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当文化普遍性遭到质疑，文化的历史性、文化性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的人都有表达和践行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伦理精神的权利，这是现代民主的要求。然而，如果将文化多样性理解为各种道德的特殊性，并强调它不受公共理性的约束，那么，其后果是所有不同的文化都强调其独立自存性，必然陷入永久的“诸神之争”乃至“诸神战争”之中，冲突、无序、纷乱将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人类社会必然丧失维护其发展的道德秩序和文化秩序。立足于文化相对主义之上的道德教育必将遁入虚无、无为之境地，“所有人的道德都是合理的”论断就等于人类没有了能够维持其秩序的道德。道德教育将没有可以傍靠的道德基础，因而失去其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多元文化的差异、对立乃至冲突的结果，很容易使教育走向道德相对主义。教育者为回避陷入价值争议的困境，有意规避道德价值的教育，致使教育呈现为“去道德化”现象。其结果必然是培养的人失去道德判断能力，丧失道德是非观念，个人好恶成为行动的标准。一旦道德教育陷入道德文化相对主义，将使教育者在教育中失去道德立场。没有道德立场的教育何谈道德教育？如此的教育必将走向“缺德”的教育，此种教育如何能够担当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秩序重建的使命？所以，道德教育为防止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必须在某种特定立场上进行。个体在考虑自己的权利时必须考虑“他者”的存在，这正是康德的绝对“道德律令”意义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而道德教育必须在道德普遍主义与文化多元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寻求二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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