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我国高考发展方向前瞻

作者：詹先君




　　如同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一样,随着教育､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的风云变幻,高考显得命运多舛｡自有高考以来,社会对高考或褒扬,或诟病,人们对高考或批判,或废止,或改革｡如:“1966年,废除高考成了教育领域中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1977年,邓小平再次重新工作,恢复高考,又成了推翻‘两个凡是’､打破‘两个估计’的突破口,成了在十一届三种全会之前解放思想的先声｡”[1]这些重大事件,都说明高考在中国的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尽管经历了几沉几浮,几废几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高考存在下来了,并且受到空前的重视｡这是因为,“为人及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决定,考试既是一个普遍的范畴,又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凡是在人们从事物质或精神生产活动､具有交互和共同关系的地方,就必有判别人的身心素质差异､评价人的活动效率高低的考试存在;只要人类社会对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活动效率的追求及文化传承发展的客观需求不终止,测度､甄别､评价人的身心素质个别差异的考试就不会消亡”｡[1]所以,高考作为考试的一种,不可能在太短的时间内被废止,即使没有高考,也会有类似于台湾的“联考”､韩国的“修能考试”之类具有同等性质和功能的考试取而代之｡那么,既然高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什么是高考发展的牵引力?什么决定高考发展的指向?在比较近的中国未来社会中,高考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决定高考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评价价值观
　　
　　“考试是一定组织中的考试主体根据考试目的的需要,选择运用相关资源,对考试客体某方面或诸方面的素质水平进行测度､甄别和评价的一种社会活动｡”[1]测度和甄别考试客体某一方面和诸方面的素质水平,在于对考试客体素质的认知和描述,对考试客体素质的本原的逼近,目的在于对考试客体素质真实面貌的恢复,所以是事实判断｡评价则是指衡量人物或事物的价值,是一种价值判断,在考试中测度和甄别的目的,是为评价提供价值判断基础｡由此可见,考试的最终目的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而在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人们用以判断的根据的是价值观｡那么高考作为考试的一种,决定其发展方向的当然也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即评价价值观｡回顾一下世界上考试的发展历程,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处于农耕时代的前工业社会,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并从中获得必要的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社会的主要任务,已有的知识经验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必要条件｡所以,以知识为本位价值观对这一时期的考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考试主观性强,强调考察考试客体知识的多寡而忽视对其能力的评价｡例如,在被视为高考先祖的科举考试中,虽然也考察一定的能力,但是对四书五经越谙熟的考生,在考试中胜出的几率越高;在解放初期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备考,老师强调学生要到边到角,对文科试卷的回答,强调答案越接近教科书中的语言越好,等等｡都是以知识本位的评价价值观的突出反映｡
　　在工业社会,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社会分工日趋细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呈几何级数增加,在这种形势下,人要想掌握某个领域中的全部的知识再无可能,僵死的知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快速获取知识､恰当运用知识､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因此,以能力为本位的评价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评价价值观的关照下,大量的心理学､测量学等科研成果在考试中得到了应用,高考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美国的SAT考试,韩国的“大学修学能力考试”莫不以能力价值取向为核心｡受国际高等入学考试改革的影响,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国的高考考察重心也逐渐从知识考察转向能力考察｡
　　后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也有人称其为“资讯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显著不同在于:主导经济活动的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质资料的占有,信息的制造､传递､获取和处理同样造就了无数的财富神话｡由于物质财富比较充分,人们不再为衣食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而忙碌奔波,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追求的是主体全部心智的和谐发展｡身体无疾病不是健康的人,只有身心都健全的人才是健康者｡由是,以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为本位的评价价值观应运而生｡这种价值观的需要,在考试中,人文关怀受到空前的重视,关注人､尊重人､促进人的发展成为考试的重要目的｡以前备受忽视的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等评价模式得到了各国考试主体的青睐｡
　　当然,考试多种多样,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每一种､每一次考试都呼应于其所处时代的评价价值观,但是,绝大部分的考试都是决定于其所处社会的主流评价价值观｡
　　
　　二､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和评价价值观的不对等性——工业社会初期的生产力和后工业社会的评价价值观
　　
　　考察中国当代的评价价值观,我们不难发现,在教育界､文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人的和谐､全面发展备受关注,这从素质教育的推行可以得到体现,从对高考乃至对整个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呼声中可以得到证明｡然而,中国的社会还远没有进入后工业时代,甚至还谈不上进入了成熟的工业时代,至多只能说是处于工业社会的初期｡这就产生了当代社会生产力和评价价值观的不对等性的矛盾,即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于评价价值观｡那么在这种矛盾中,以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为本位的评价价值观能不能得到体现呢?答案是否定的｡
　　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和谐发展并不是新的理念,在先秦时代的诸子中,就有不少人有与之类似的思想｡如孔子就提出过“爱人”,孟子也认为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墨子也认为天下太平的关键在于“兼爱”,即“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2]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这样,“为彼,犹为己也”,就会彼此相爱｡但是,孔子､孟子游于列国,虽然得到各国统治者的程度不同的礼遇,其仁政主张却并没有被采纳或重用｡相对与孔孟,墨子的“兼爱”主张更是被忽视｡先秦诸子的爱人思想,可以说是富有远见的,但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行不通呢?原因是受其所处时代生产力的限制,缺乏“爱人”的经济基础｡同理,当代的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解放,经济､政治､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离实施“爱人”的应然条件,还有相当的差距｡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必须建立在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在社会生产聚集社会财富,所有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的实现,才成为可能｡”[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要想实现,是不现实的｡
　　受教育改革､人文精神的影响,社会对高考也提出了强烈的改革要求,主张高考应该为素质教育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但是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入,工业化进程迅猛发展,但是生产力还是相对落后,高等教育等社会资源相对有限,整个社会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盛行,使得目前高考现状注重能力､注重知识､强调共性､注重选拔鉴定功能,而忽视服务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忽视个性｡使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评价价值观在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理想｡
　　
　　三､合力作用下的中国高考走向——以选拔功能为核心,最大限度体现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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