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叛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地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无论是日本的政府与东京的军部，都反复的重申“不扩大方针”，并一再地表明，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没有任何的领土野心“，只要中国答应与日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日本当自会撤兵。但是关东军以及“地下”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则是想尽办法利用机会，不断的扩大攻击范围、杀害中国的军民、占领中国的东北全境；不但不把日本政府的立场以及军部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反而利用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为下阶段继续扩大侵略的时机做好准备。这种根本不管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宣告，而径行不断扩大事变的做法，造成关东军的系列侵略行动，终于拖垮了当时的日本内阁、改组了军部，当然也同时强占了中国的东北。 　　在表面上，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与军方以及军部与关东军之间，是曾出现“不扩大”与“不断扩大”的立场严重对立，而在军方本身，也有陆军省与参谋本部之间立场与做法的冲突与竞争：在事变刚开始时，陆军省比较接近内阁的意见，希望能够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而参谋本部则是倾向让关东军有些表现之后，再看情形定夺。而在事变后期，关东军开始进攻北满之后，陆军省则比较支持关东军的扩大战果立场，但是参谋本部则开始有意施展统帅权来控制关东军。本来关东军就已经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强悍态度，在发现政府与军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与做法又不能一致的状况下，关东军的脱轨与抗命，更是可以预期的了。因此实质上，日本侵略中国的总方针不变，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在于宰制中国，这是日本政府、军部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只是时间与方式而已[1]。 　　4.1　表里矛盾的日本政府与军部 　　事实上，当时日本已经陷入发展的困境：在军国主义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主政治无法生根落实；财团垄断的资本主义，又不能解决全球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共产主义的发展又成为日皇封建威权制度的最大威胁。日本当时没有眼光远大与魄力十足的政治家，也没有真正能够威震群雄的军人领袖，在此关头，一群敢于独断专行、违法抗命、胡作非为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了决定日本国家方向的领航者。而这些日本的少壮派军官，除了知道对内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进行侵略之外，根本没有其它的能耐来解决一个国家所遭到的各种问题与挑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凌晨，在中国东北驻防的日本关东军，奉到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命令，开始依照演练的计划，分头在中国的东北进行血腥的攻击行动之际，位在东京的军部，亦陷入既兴奋、又迷惘的状况。因为根据东京军部的计划，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表，是设在一九三二年年底，如今在军部尚未准备完成整套入侵的配合措施，内阁又可能会有反对意见的状况下，一旦关东军的行动遭到坚强抵抗或是受到重大伤亡，那么是能否派兵支持，以及庞大的军费是否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都是极大的问题（这就是军部决定派建川美次前往了解与疏导的原因之一）。何况军部最为担心的还是日皇裕仁的态度，因为关东军的这次行动，不但可以说是“违法”的，同时[2]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也事先的受到日皇的警告，假如裕仁真的追究起来，关东军的责任还真不小。上次为了关东军刺杀张作霖的问题，军部就已经受到日皇的责难，这次更不知将如何收场。 　　不过，日本军部高级将领的顾虑并没有发生实际的影响力，因为东京军部的决策运作，实际上是由少壮派的军官把持，他们与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同属于一个秘密组织的，他们当然会全力为关东军的做法护航，因此在十九日早上七时，军部先召开参谋本部与陆军省的联席会议，在少壮派军官的把持下，军部一面倒的决议支持关东军“膺惩暴支”的行动，并且要求陆相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积极援助关东军的提案。 　　而日本内阁方面，当然更是为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感到震惊，虽然军部企图封锁事变真相，但是内阁仍然从驻奉天总领事馆林久治郎，以及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相关人员那里，得到事件真相的报告。因为这些单位先前就曾事先密报日本政府，关于关东军即将“胡作非为”的情报。 　　反倒是日本的关东军是早有预谋，连占领东北的“保境安民”布告，都已事先准备妥当了，日本人出任东北的地方行政首长，也公开派任，日军整个占领东北全境的攻击作战，更全都是依事前精密的计划行事的，而且根本拒绝日本领事馆的调停。 　　十九日上午十时，日本内阁为九一八事变，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虽然陆相南次郎企图为关东军的“兵变”与“侵略”开脱，但是在内阁拿出来自东北现场的报告之后，铁路交通没有中断，中国部队没有出现，日本军人与侨民没有伤亡，只是有一声爆炸声音而已，而关东军的行动，是从南到北的全面攻击，根本远远地超出护路与护侨的自卫说法。 　　面对这些证据，陆相南次郎实在无法为关东军的行动辩护，不过既然关东军已经出兵“自卫”作战，日本政府总不能打击关东军的士气，因此内阁通过了不扩大方针的政府立场，表示日本“绝对没有夺取中国领土的野心“[3]，同时责成军部约束关东军进一步的行动，只限在自卫与护路的范围之中，并且希望能够循外交方式，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善后问题。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3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虽然日本政府通过了不扩大的政策方针，同时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行动，但是日本内阁仍然在军部的压力下，认定在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是基于自卫与护路而做的“正当”反应，只是要求关东军尽量不要扩大战争，以免问题成为国际性事件而遭受干预。但是军部内部的少壮派军官，根本就不把内阁的决议放在眼里，他们尽量在设法拖延发出内阁训令的时间，修改内阁决议的用语，同时“地下”参谋本部的桥本中佐，更抢先直接拍发急电给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叫他们放胆行动，不扩大方针只是应付内阁的官样文章而已，他们会设法在军部替他们护航。更为重要的是，内阁的决定，无法影响参谋本部下令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参谋本部认为这是关东军自卫与护路的正当反应，无需报告日皇，来下达正式有约束力的赦令。 　　4.2　少壮派军人企图发动政变 　　而在沈阳现场的军部特使建川少将，根本就是与板垣、石原同属一夕会的兄弟，对于日本侵占满蒙早就是有志一同的。因此建川不但没有就地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执行压制的使命，反而鼓励关东军大举的完成满洲事变计划，建川主张关东军应立刻扩大攻击吉林与黑龙江，他愿为关东军的行动，向东京军部提出辩护。有了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现场支持，这样关东军当然更为有恃无恐的扩大侵略行动，在东北各地攻城掠地了。建川又在十九日与二十日，在沈阳日领事馆中，举行会商，不但争取到总领事林久治郎支持军事行动，而且与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达成历史性的规划，以推动满洲国独立的方式，来操控中国的东北。 　　由于军部的训令一直拖延没有发出，倒是关东军司令部开始连续传来日军告捷的捷报，十九日下午六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东京军部报告，关东军已经完成攻占南满的奉天、长春、营口、安东等所有主要大城，而同时几乎没有遭遇到抵抗，本庄繁认为这是不可错失的历史时机，因此他要求军部立刻加派三个师团支持关东军，以迅速完成占领东北全境的计划，所有的军费，关东军可以就地劫掠，加以供应。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对于这个报告，当然是欢声雷动，这才把内阁的不扩大决议，通知关东军，而关东军正陶醉在“完胜”的激情之中，又有建川特使以及东京军部自己人的支持，哪里会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本庄立刻回电军部，重申关东军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攻占满洲的大好机会，并且十万　火急的要求东京军部，立刻派兵支持关东军攻占中国的东北。 　　这时东京的军部，可以说是陷在决策的困难之中，军部的少壮派军官是一面倒的支持派兵，以完全占领中国的东北，但是内阁却又提出不扩大的政策，要求军部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更令军部感到难以交代的是，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奉日皇的赦令。因此夹在两难之间的军部，只有以“关东军正在进行护路保侨的自卫交战”而无法立刻遵照政策撤回，来应付内阁。陆相南次郎几乎每天拿着中国东北的地图，划出关东军的行动禁制线，以回答若规首相的询问。当参谋本部知道朝鲜军竟然越界派兵支持关东军之后，更是急电表示强烈的反对，但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决定，不顾军部的警告，继续派兵越界协助关东军作战，这样当然使得关东军的士气大振，更为放胆的扩大侵略了。 　　关东军在十九日攻占辽宁之后，二十日立刻向吉林省进兵，由于当时的吉林代理省主席熙洽，是满清朝廷的后裔，满脑子复辟思想，早就和关东军搭上关系，因此立刻宣布组织独立政府，向日本全面靠拢，所以吉林省根本没有正式的抵抗，就被关东军顺利的占领。当时哈尔滨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也是一个典型无耻的投机政客，在九月十八日夜间关东军攻城的时刻，他正在在沈阳与日本关东军代表谈判如何“起义来归”的条件，以配合关东军接收哈尔滨的行动。因此在整个东北的三省一特区中，就剩下黑龙江省是需要关东军真正加以解决了。 　　这时候，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发现关东军，一再的扩大军事行动，已经不是单纯的“侵略”中国东北而已，关东军事实上已经不听日本的军令，而正式的“叛变”了，因此迫使军部将领只有一再的严令关东军，遵守命令，并且加派特使桥本虎之助大佐前往东北，希望能够控制住军事行动不要再扩大。但是军部的少壮派军官，私底下却不断支持关东军的行动，最后终于导至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决定，利用他们在中国东北大胜的威势，联合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同志，推动十月政变，建立军人政府，以免日本政府与军部老在扯后腿。 　　这个政变计划，由板垣征四郎通知参谋本部俄国课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与樱会的少壮派军官共同策划，准备在十月二十四日，由少壮派军官率兵发动奇袭，控制参谋本部，然后出动军队占领警视厅，包围首相官邸，屠杀内阁官员，拘捕陆军省内不肯合作的高级将领，然后推出东乡隆盛元帅出面奏告日皇，组成军事内阁，由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出任首相，甚至准备假如裕仁不肯接受这个政变要求，将逼裕仁退位，由其弟轶父恭亲王接任。 　　但是这个行动，因为波及到日皇裕仁的地位，因此受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反对，荒木贞夫大将也不敢予以支持，所以军部在十月十七日调动支持日皇的部队出动，抢先化解了政变的企图，但是当时的政府与军部，却担心假如大举的追究政变责任，会使日本关东军真正的“叛变”，也会造成满洲事变会以失败收场，因此日政府仍然对少壮派军官作了让步，就是只对准备带头政变的桥本中佐进行隔离审讯，其它参加政变的军官仅给与行政处分，并且由日皇派专使到关东军司令部，表达日皇对关东军的关怀，才消弭了关东军与东京之间可能决裂的“战争”。 　　4.3　“临参命”约束不了关东军 　　日本政府此时简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应付九一八事变了，当时日本不愿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苏联，害怕与其在东北霸占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当时苏联控制着所谓“北满”的中东铁路沿线，假如关东军北上进占黑龙江省，苏联是否会进行自卫反击？虽然苏联在十月中旬，对日军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中立的态度，但是日本的参谋本部仍认为，对于苏方真正的军事意图不能不加以防范5。所以日参谋本部决定强制约束关东军，不得进入北满生事，参谋本部决定祭出最后的军令王牌，由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帷幄上奏日皇裕仁，颁发指挥与约束关东军的“临参命”给参谋本部，这是参谋本部决定以“临参命”的最后手段，来控制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这个消息迫使关东军暂时改变进攻北满策略，决定招安一批东北边防军里的失意军阀与部队，在黑龙江充当爪牙，关东军则在幕后提供支持，以减少与东京军部直接的对抗。 　　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眼看自己在东北的根据地，在不抵抗政策下，在几天之内，就丢掉了辽宁、吉林二省，剩下的黑龙江省，也在投降日本的伪军的进攻下，显得岌岌可危。因此张学良在十月八日，决定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统率部队进行反击。结果在十月十五日的江桥一战中，马占山部大败伪军的进攻。关东军担心东北百姓的抗日义勇军，很可能会因为江桥起义的胜利枪声，而跟着风起云涌的发展，因此断然的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全力歼灭马占山的抗日力量，否则会后患无穷。 　　关东军既然决定自己亲自出兵，那么也就是公然的挑战参谋本部的要求，当关东军开始集结进攻黑龙江的东北军阵地时，此举当然惊动了东京，于是日参谋本部从十一月五日起，正式发出“临参命”，企图制止关东军进攻的军事行动。但是临参命却没有达到军令如山的断然效果，关东军在朝鲜军加派两个混成旅团的支持下，发动了江桥作战。马占山部再次奋勇迎战，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但最后日军再度发动陆空联合攻势，东北军在后援与兵力不足下后撤。当然关东军更大的胜利是，打败了日本参谋本部，被日军视为最高命令的临参命，以无军令上绝对的权威了。 　　关东军之所以敢对临参命有所违背，除了抗命成习的跋扈传统之外，当然也是受到陆军省的支持。这时候的陆相南次郎，已经看出若规内阁陷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他自己也被陆军省内部少壮派军官所包围，因此南次郎在内阁中，竟然提案，要求内阁增兵支持关东军进攻黑龙江。这等于宣布陆军省与政府政策不合，陆相随时可以辞职而导致内阁总辞。 　　同时，这也出现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政策冲突问题，既然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意见不合，关东军就有看风向、钻漏洞的机会了。而参谋本部对于关东军的抗命，真的有些按捺不住了，于是在十一月二十日，派遣参谋次官二宫前往关东军司令部，监督关东军执行军令，但是二宫在关东军司令部，居然并未严格的执行参谋本部的命令，反而一再为关东军的立场向本部提出申辨。这真是日本军事历史的奇观：九一八事变，一方面是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事变，另外一方面则是关东军与日军参谋本部之间的权利战争6。 　　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关东军的违抗参谋本部的临参命，还是要有所限度的，因此在参谋本部连发九道临参命，严厉限制日军在黑龙江省的军事活动下，关东军只好在击败马占山部后，暂时有所收敛。既然军部暂时不准关东军在北满攻掠，刚好土肥原贤二又在关内的天津，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回师向南，进攻辽西的锦州，以彻底瓦解张学良在东北的军政影响力。但是参谋本部立刻下达四道临参命，强力约束关东军，不得径自采取袭取锦州的攻势，但参谋本部没有想到，这已是自己将要被关东军击败的前兆了。 　　4.4　日本帝国覆灭之路的开端 　　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充满困惑，百姓则是人心惶惶，东京金融市场一团混乱，大家都不知道关东军这样抗命蛮干，会把日本推到何种危机的深渊之中？但是基本上，日本是一个崇拜实力与英雄的民族，日本人关心赢、输的结果，远远地超过对错的选择，因此，当关东军接二连三的捷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民开始热烈崇拜神威无敌、又能开疆辟土的关东军，连日皇裕仁都被这种突然的重大胜利冲昏了头，裕仁实在非常惊讶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认为中国军队简直是“有如满清的太监”，至于关东军阴谋叛变与违抗军令的“小问题”，日皇都忘光了。 　　于是，一种继承明治大帝开疆扩土的胜利情绪，影响到日本上下的意见，日本民意开始转为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包括日皇在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开始认同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开疆域于万里”的壮举。关东军是胜利者，因此就是赢家。参谋本部的日皇军令，最后竟然斗争不过关东军的自做主张！若规内阁与金谷范三大将既然站在“抑制”民族英雄的立场，那么只有面临改组下台的命运了。 　　这时候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热情，已经大大地受到刺激而陷入狂热之中，这些受到操纵的民意舆情都认为，关东军“扬皇威于海外”，替帝国争取“生存发展的空间”，政府实在不应再扯关东军的后腿。若规内阁在对内无法控制军部与关东军的行动，对外无法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提出总辞。十三日犬养毅内阁成立，皇道派的荒木贞夫大将出任陆相，真崎甚三郎出任参谋本部次官（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也下台，由闲院宫亲王戴仁接任），而新的内阁正式同意，将第四与第八师团调往满洲支持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且追认第二十师团从朝鲜移防满洲的事实，内阁通过陆相荒木贞夫的提议，正式划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绥靖区域”。 　　经过一番政潮与兵变的角力斗争之后，关东军终于全面的获胜，日本参谋本部与内阁则是惨败。由于日本人民迷信权力即是正义，全力支持获胜、但却企图阴谋政变与严重抗命的关东军。不过当时力主关东军应该撤兵的外相币原重喜郎，曾经说过一句历史的预言：“关东军的进占满洲，将给日本吃下一颗炸弹“。但是当时陷入胜利狂热的日本君、民，一致认为关东军是为日本吃到了天鹅肉。后来的日本外相重光癸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逐步成为军人专政的国家，日本军阀终于控制了中国的东北，但是日本军阀也同样的控制了自己的国家，使得日本不可避免的步上亡国的历史之路。 　　附注： 　　[1] 日本政府部门比较倾向以武力威慑的外交折冲来取得中国东北的市场与资源；东京的中央军部，则是希望以比较稳健的军事策略，逐步的威逼蚕食中国的北；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则是希望采取闪电战的手法，充分的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以及国际社会自顾不暇的时机，一举攻占中国的东北全境。 　　[2] 由于关东军的所谓“柳条湖事件”，造假得过分离谱，中国军队连营门都没有出，手上更是没有武器，连铁路也没有真的被炸毁，如何能够归罪于中国？同时中国方面又宣布不抵抗的政策，因此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中的事实总结是，九一八根本没有“暴虐支那”破坏铁路，攻击日军的这回事。同时日本政府也担心这个军事行动，会破坏外交部与中国交涉的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谈判，以及引起国际强权的出面干涉。 　　[3] 这与今天日本国定历史教科书把对华侵略改之为“进出”中国相对照，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妙不可言”。 　　[4] 在日式的观念中，对与错并不重要，赢或是输才是真理，所以有无正当理由侵略中国，根本不是重点，而是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的东北，才是重点。 　　[5] 谁知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准备将计就计、借力使力，让日本暂时在东北完全得逞，结下中日爆发大战的历史引信。中、日之战，必将是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来对付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 　　[6] 这再一次的证明，日本人只有赢与输、没有对与错的观念，关东军既然获得连胜，成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就没有抗命与违法的问题存在，反而是约束关东军侵略的参谋本部，成为了需要整肃与改组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