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之中，日本的关东军竟然能够在百日之内，就以有限的伤亡，大体的完成东北三省的占领，当时的东三省面积为日本本土的三倍，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关东军这种军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说是闪电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皇军无敌”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若是分析当时的战局，就可以知道，中国在东北的守军，原来就是实力不足，又有“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锁在仓库中，就是不战而退，当然更有边防军响应日军的招降，自动地把武器、仓库献出而成为汉奸的。因此关东军的百日大胜，只是在中国军队“礼让”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说是“胜之不武”。 　　5.1　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借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斯大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5.2　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干隆中叶以降，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面对西洋挑战所响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国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缘之中国的写照。 　　5.3　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民流离失，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命？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零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2，五个骑兵旅，三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而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持，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5.5　南京国民政府的困境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借口，日本政府应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全盘状况，才不致于误以为不抵抗的政策，是蒋、张二人“亲日”的选择。这个对日军挑衅不抵抗的权宜性政策，其中实在有着太多主、客观不得已的环境与背景。假如蒋张二人要是亲日，张学良随时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拥立，早就成为所谓的“东北王”；蒋介石也可以放弃东北主权，而得到日本大量的军经援助，以扫平群雄，成为中国的新领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对统一与建国的众多挑战。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主管的认同，不是蒋张二人私下可以说了就算数的，虽然这个政策是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与极大的压力，甚至几乎成为蒋张二人“不抗日”的历史罪名。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清楚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蒋介石虽非“反日派”，但是绝对非“亲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当成他们大陆政策最为主要的障碍，张学良与日本人更有国仇与家恨。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为抗日尽力最多的，正是蒋介石，而不是批评他们的人。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甚至可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自的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曾经与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与合作，他深知当时中日两国的总体国力，相差太远，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两国断交宣战，十日之内中国就会亡国。”而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时可以完成总体战的动员。 　　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有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一战的国力与军力。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时，日本籍口护侨，出兵山东，迨蒋介石下台，日始撤兵；次年，革命军克济南，日本再度出兵山东，在济南惨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五三惨案），就是企图造成中日战争的冲突，以阻挠国民政府的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明知日军恶意的挑衅，但是仍然采取极低的姿态进行退让，就是避免中日提前爆发战争，而阻碍中国统一的大业，这就是中央军在山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对于这个屈辱，不但在其日记中，有着势必雪耻的决心，其后蒋介石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在设法寻求如何的统一中国与复兴中华民族，以使中国有力量来击败日本的侵略。之后日本在国际社会反对以及中国抵制日货的压力下，被迫逐步的撤兵，山东的问题才暂时得到解决。这个结果也让国民政府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对于日本在中国无理的军事行动（若是妨害到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应该是可以产生某种程度的牵制作用。 　　5.6　东北的国防实力空虚 　　而当时在东北守土有责的东北边防军，其实只是奉系地方军阀所改编的部队，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作战编组、训练与作战能力，同时又不接受国民政府直接的号令与支持，全是“土法炼钢”、自求多福的独立发展与运作，以军事的标准而言，只是改编的民团而已。多年以来，对于日本与苏联在境内拥有现代化装备与训练的驻军部队，一直是采取忍气吞声与息事宁人的做法。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企图配合中央政府的清共政策，准备强行收回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激怒了苏联，斯大林立刻调动大军反击。张学良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红军部队如此强大、迅速的反应，故没有动员足够的兵力。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时间之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而无力支持（其实就是要支持，恐怕也是一样的惨败），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这次的经验，让张学良觉得自己的维护国家的主权行动受到出卖，也让张学良了解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无法有任何的能力支持东北对抗强权，而东北军的实力，真的还只是地方部队而已，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军事强权单独作战，因此张学良清楚的知道，假如东北军与日苏爆发任何的冲突，一切只有由东北军自求多福。 　　在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日盛之时，张学良却将大军主力调入华北，以协助南京国民政府平乱，东北留守的兵力实在不足，部属又不断的发出告急的请示，造成他极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赶回沈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但是张学良在五月底因为伤寒住院，七月底病愈之后，又因为华北的局势，出现日本策划的反南京政府的兵变，造成张学良进一步增派五个旅的兵力入关平乱。虽然华北的兵变很快地就被平息，但是局势仍然紧张，军队无法抽调回防东北。最后，张学良准备九月五日返回沈阳，不过在行前，又得知关东军可能会对他进行刺杀，因此打消回沈阳处理危机的计划，这时候，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个人误事 　　在这种危机与低迷的局势下，不但张学良滞留北平不归，东北大部分的军政首长，也都纷纷地离开职守，以规避应变事变爆发的决定责任，像身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不在职责所在地掌控局势。在这种从南京、经北平到沈阳的“不抵抗政策”，阻碍了任何全局与深入的应变计划的拟订，而在事件爆发的紧急时刻，更是没有领导的主管可以指挥与应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大部分的东北军都没有进行守土有责的有组织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说的：“中国守军有如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现场，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之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营查看，当日军向北大营发动军事攻击之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根本不在营内（人在沈阳参加水灾募款晚会），下属的六一九、六二与六二一等三个团长，只有六二团长王铁汉于枪声后赶到营内。旅参谋长赵镇藩联络不到旅长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应该如何应变，所得到的答复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军进入。 　　假如东北军执行这个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军全成战俘，当然是东北军所不能接受的。最后旅参谋长赵振藩决定突围，而王铁汉团长决定下令自卫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借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甚至可能会借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九一八事变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强调在中日国力悬殊之下，国民必须逆来顺受，政府将设法在国际联盟中，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因此无论事前与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策，来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外交上则是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 　　总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之所以没有进行有组织性的抵抗，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是如同谣言的说法或政客的批评，说因为当时的张学良，正在沉迷欢场女色，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而误了大局，同时也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指示而误事。在基本上是出于国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选择，同时对日本军政情势判断发生的错误，因而造成历史悲剧的结果。 　　事实上，由于当时政府保持着消极与被动的不抵抗政策，影响到政府对日军在东北的侵略，毫无应付事变的周延策略与准备，所以没有布署防御的部队，也没有设计应变的作战计划，当事变在仓促之间爆发之时，中国根本无法进行应有的应变。同时国民政府也误以为只要中国部队不抵抗，日本总不至于在连借口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公然地发动侵略3。何况当时日本政府，的确不赞成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甚至连日本军部也要压制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行动。 　　顺带应该要澄清的事实是，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的确由于年少得志，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比起当时的其它同级的军政人物，甚至党国大老们的表现，张学良并不算声名狼藉的。可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错误印象，莫过于与汪精卫唱和的文人，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类以讹传讹的宣传，只是纯粹为了羞辱张学良的“文斗”而已，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根据所有的查证，名影星蝴蝶女士，事实上根本没有与张学良有过任何交往的记录，事变发生的当天与前后，蝴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归，虽然当时朱家几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与张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朱五女士是张学良部属之妻，与张更没有任何的感情牵扯；只有赵一荻女士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而张、赵之间不是露水姻缘的男欢女爱，而是携手走过人生富贵与失意的真正情侣，他们最后在台湾完成正式的婚礼。假如说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艰巨挑战的，恐怕是他的体能问题，先前张学良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在紧要关头身体更难负荷重大决定的压力。但两年后他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5.8　东北军民浴血抗日 　　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东北共有三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后，关东军可以说是按照预定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状况下，一天之内就顺利攻占了辽宁大部分的地区，而接着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军自动投降，日军在三天之内也就完成了对吉林的占领，至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早有汉奸张景惠作内应，只待苏联方面允许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军企图攻占黑龙江省时，才正式遭到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 　　由于关东军一击成功占领辽宁，又有汉奸接应“接收”吉林与哈尔滨，面对进一步的控制黑龙江省，则因为关东军的兵力不足，以及参谋本部不同意出兵北满的压力，迫使关东军指使已经投降关东军的伪军张海鹏军阀，率兵进攻黑龙江，不料受到黑龙江的于兆麟部反击，并且联络马占山部队，烧毁了江桥铁路桥，击败了汉奸部队的进攻，关东军唯恐东北军抗日的英勇形象，会积极带动东北百姓的抗日风潮，使得关东军决定直接介入。 　　这时东北军第三旅的旅长马占山，已经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在击败伪军的进攻之后，决定继续坚守江桥，而关东军则决定出兵江桥，引发了关东军违抗参谋本部“临参命”的重大事故。结果马占山部在江桥奋勇迎战关东军，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一度造成关东军极大地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动员关东军所有的部队参战，同时紧急向朝鲜军借兵助战，日军在十一月五日，对马占山发动前所未有的陆空联合攻势，日军猛攻了半个月，最后马占山在缺乏后援与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有后撤，但是却打响了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起义旗号，激动了中国人民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暴露出关东军并非无敌的“神话”。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变局，张学良当时唯一的军事布署，就是在辽西的锦州，设立了临时的军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同时把留驻东北突围的部队集中锦州，张学良希望保有辽西，作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是既无护侨的借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只有为此再度发出四道临参命，以控制关东军企图占领锦州的行动，在临参命的压力之下（这回关东军不易为自己行动找到辩护的借口），关东军只有暂时停止进军，但是设法派遣投降日军的汉奸军阀部队，前后三次攻击锦州，但是都被东北守军所击败，因此关东军对于辽西的张学良据点，是几乎一筹莫展。但是到了十二月七日，日本政府与军部都进行全面的改组，新的日本政府与军部，都决定支持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的大政方针，因此日本正式从本土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中国东北，同时军部也同意了关东军攻占锦州的计划。 　　正当日军准备动员大军围攻锦州之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在空前的混乱与斗争之下，进行改组，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反蒋张的粤派人士孙科等人，主导国民政府的政局，并由反蒋、张最力的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虽然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一连发出两道命令，叫张学良死守锦州，但是由于粤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法挽回财政混乱的危机，又不能有效地掌控军队，与张学良的关系更是水火不容，因此张学良根本无意听从这个摇摇欲坠的南京政府，所下达“死守锦州”的命令。（其实当时没有一个地方势力愿意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命令，就连上海的银行，也不敢接受它所发行的债卷）。 　　在关东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对锦州发动攻击之后，东北军只在外围进行局部的抵抗，张学良在确定粤派的南京政府，真的是无法也无力支持东北军抗日之后，于次年元月二日下令，东北军自动弃守辽西，因此日军轻取锦州，直逼山海关的华军防线。 　　日军既然顺利攻占锦州，又得到苏联方面不干预日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立宣示，这时已经得到日本本土大幅增援的关东军，再度挥军北上，以优势的兵力，顺利地攻占了黑龙江省与哈尔滨市，整个中国的东北，就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底，完全地被日军占领了。只剩下不愿意成为日本奴役的东北军民，自动自发的组织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与日军进行殊死决战，表现出中国人豪勇的民族气节。他们也开始惊醒全国同胞，中国人需要团结奋斗，以扭转可能亡国的考验。 　　附注： 　　[3] 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