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迅速地攻占热河，同时击溃华军的长城防线，日本的大军就直接兵临平、津重镇，日军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对于中国的华北与内蒙地区，造成了极大的战略威胁。不过日本政府与日军也开始明白，日军任何进一步的军事侵略，是必然会遭到中国的浴血反抗，中国不会像甲午战争的时代，打了败仗就准备割地赔款。纵使中国军民的血肉长城，一时之间仍然无法阻挡日军的侵略，不过却足以让日军付出可观的代价，日本若是要想以继续动武的方式，来侵略与占领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超过当时日本所能负担的。何况日本还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以及国际强权的反弹，所以日军无意恋战，反而希望先见好就收。 　　12.1　中、日在战略对抗上的比较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情绪虽然因为侵略中国而上扬，但是还不足以让人民支持全国立刻成为“全民皆兵”的地步，特别是扩大与中国的战争，日本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更非当时经济低迷的日本所能承受。日本极缺作战的重要物资如石油、钢铁、橡胶等资源，所以日本政府认为，它需要时间来培养更为狂热的军国主义，日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已占领的中国领土，转化中国的资源成为日本的国力。加上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中国，准备独占中国的利益，出现相当的不满与压力，所以日本不愿在长城作战之后，全面的乘胜追击，而是希望将最终征服中国的战略，暂时的从战场移到谈判桌上。 　　当时日本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是，以和战交替互用的方式，逐步蚕食中国，最终能全面的屈服她的抗日意志，让一个分裂的中国，接受日本的纵与支配，而使中国的资源，成为支持日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要侵略中国，但它却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全面的战争，认为只有步步进逼，逐渐分割与蚕食她，才是上策。 　　不过中国在热河长城作战之后，出现另外一波民族主义觉醒的意识，西北军大刀队的搏斗（与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拼斗），虽然能够激发中国人的抵抗热血，却不能真正的打败日军的攻势。同样的，天险长城加血肉长城，也不能阻挡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侵略。但是中国人的这些鲜血与牺牲，并没有白白的浪费，一个凝聚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幼苗，正在中国人抗日的血泪的灌溉之下，迅速地成长，曾是老大陈腐、分裂内讧的中国，开始在日本连串的侵略之下，出现了团结与转变。 　　当时，中国无法战败日本的基本原因，还不只是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足，也不是中国军队不够勇敢拼斗，而是更基本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分裂的国家。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民、政府、工业与军队，因此她在总体的国力上，根本就不足以击败日本的强大优势，军队在战场上抗日的失利，只是中国全盘落后、加上内战、分裂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开始逐渐知道危机的所在了。 　　中、日战争是一场历史性的民族战争，其胜败的关键在于总体国力的强弱，中国若继续陷在分裂与落后的状况之中，她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对抗日本的侵略，中国若是立刻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亡国。但是当时的中国，与其它成为西方殖民地的古文明民族不同的是，中国不愿接受亡国的欺凌，中国人不肯成为亡国奴！因此中国就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争取时间，以完成团结与建设。 　　任何国家要想现代化，绝对不是一日可以完成的，中国若要复兴与现代化，当然也是如此：她幅员庞大、人口众多，加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因此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凝聚共识，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发展。现代化的战争要有现代化的人民、社会、组织、经济与工业，才能组成现代化的军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实力来对抗日本的侵略。 　　而中国要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至少要有几十年的时间培养与发展，才能看到具体的成效。但是在日本疯狂的进逼下，中国被迫即使没有做好作战的准备，也要开始反抗了。所以日本的决策者知道，绝对不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来复兴国家与救亡图存，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决战胜负，就决定在时间的竞争上。 　　12.2　日本企图建立汉奸政权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年初，武藤信义率兵进军热河的重点并不只在征服热河而已，而更是直指华北，目的是要给中国人民一个“无法对抗日本”的事实打击[1]。日本特别希望能够击溃国民政府之中央军，以离间华北的各个地方部队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武藤认为让中国遭到前所未有之丧师辱国的惨败、打垮中国的抵抗意志，这样才可以屈服华北，同时进而造成华中与华南的分裂。 　　因此当武藤信义调动关东军准备进军热河的同时，日本的“中国通”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立刻奉命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坂垣的计划是，利用中国部队作战失利所引起的社会与人心动乱的当头，来利诱军阀与政客，他曾经企图利用段祺瑞、孙传芳与吴佩孚，但是都不得要领。（这真是大大的出乎板垣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怎么会有官不做？）板垣只有跟张敬尧与孙殿英等“三流”军阀联系，并且透过他们与东北军将领张作相，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都有所接触。板垣希望能够离间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然后在华军的战线崩溃之时，由他们趁乱出兵反蒋，造成“华北独立”政府，届时再运动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渠来响应就更有可能了。但是这次任凭板垣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真正的策反这些原先与蒋介石有仇的军队，来公然的反叛国民政府。而担任居中联络的汉奸张敬尧，又被爱国志士所刺杀，因此板垣所有的策反计划全都落空，使得关东军在华北的军事行动，失去了政略上的作用。 　　同时国际社会已经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破坏了各国在华利益的均衡，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反弹。日本既不能一口就并吞中国，政略离间以瓦解中国又没有达成，因此只有设法与中国停战，以集中力量消化所占领的东北四省。日本军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向关东军下达“华北应急方案”，要求关东军在六月底之前，要与中国方面达成停战，然后撤军回到长城以北地区。而在国民政府方面，汪精卫在张学良下野之后，重新复职，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因为热河之战输得太惨，自己无法兑现抵抗到底的宣言，只有请假出国，进行广泛的外交联系活动。蒋、汪二人对于当前的局势，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可以有条件的暂时接受屈辱，而尽量设法保全华北，以图国家的建设与抗战的准备。 　　12.3　黄郛设法收拾残局 　　不过问题是，国民政府方面当时并不知道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决定在华北停战。国民政府眼见日军突破了长城防线，兵临平、津，而蒋介石却正处在无兵可调与无财可用的窘境。蒋、汪只有设法请出与日本关系良好，也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老同志黄郛，让他设法与日本人谈判折冲。由于黄郛是留日学人，精通日语与了解日本的文化与国情，曾在同盟会时代，热心参与革命，后来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并且与蒋介石结为金兰，是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主要私人顾问，而他与日本当时的军政方面负责人，也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黄郛虽然已经退出政坛多年，但在国家陷入危亡震撼之际，蒋介石又动之以金兰情，恳请他念在苍生而出山，他只好出面收拾华北的局势。 　　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最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与日本进行直接的谈判与交涉。因为当时日本的政局，在少壮派军人的主控之下，气焰之狂妄，根本是无理可谈，所谓的中日谈判交涉，只不过是让中国在会议桌上屈膝受辱而已（其实连日本政府官员，也不敢惹这些少壮派军人）。而当时中国的民气又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的罪行，因此官员在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当时黄郛实在是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勉强同意蒋介石的请托而出面收拾华北残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黄郛出任北平政务处理委员会主任，统领华北的军政全局，负责与日本进行交涉。 　　日本策反华北军阀运动失败之后，如今由于黄郛的复出，日方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日本想先给黄郛几个交涉成功的机会，以巩固他的地位与影响力，然后再以各种威胁利诱的方式，软硬兼施的拉黄郛入伙，使他成为日本分裂华北的汉奸领袖。所以日本就主动透露欢迎与黄郛进行停战交涉的意愿。黄郛是先在上海与日军代表根本博进行接触，得知日军有意在华北停战，他才决定北上，收拾残局。 　　事实上，国民政府的部队在热河与长城作战的失败，同时动摇了政府脆弱的财政基础，由于银行团担心大局急转直下的全面恶化，因此不肯购买政府债卷，而在宋子文于四月中出国之后，财政危机更为严重，全靠黄郛利用他与银行团的关系，先设法为国民政府先借到两个月的周转金，否则军队与公教人员又领不到粮饷了。银行团是希望天津海关的关税收入，做为政府还款的担保[2]，因此黄郛的任务，不但是收拾华北残局，更是要保存平津，以稳住国民政府的财政信用。 　　但是谈判就要开始时，日军却决定利用机会，先给黄郛一个下马威，以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城下之盟，因此日皇裕仁批准了关东军在长城沿线的作战计划，武藤信义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在五月六日，下令原先后撤的日军，再度的越过长城的关口，猛攻在滦东的华军。 　　华军根本没有料到日军会退而复返，更没有想到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日军会加强攻击，加上华军已经力竭而不堪再战，因此滦东阵地连续失守，日军席卷滦东各个军事重镇。五月二十一日，日军兵锋前缘突破香河，直逼北平外围的通州，炮声响彻北平全城，溃兵与难民接近失控状态，而在北平坐镇指挥军事的何应钦，已经下令将指挥部撤离北平，准备南下良乡与保定。一时之间，平津的沦陷，几乎是迫在眼前的事实了。 　　12.4　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 　　黄郛在这种危机关头，冒死匆匆地赶到北平（沿路还有“爱国志士”准备刺杀他），这时北平已经是处在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危机状况，黄郛在北平弃城前夕，设法再作最后的努力，与日本军方代表永津佐比重进行私下的接触。其实当时日皇的军令是，不准关东军攻占北平与天津，因此日军兵临城下，只是谈判的手法而已，但是黄郛与国民政府却根本不知道这个状况，只知在日军的包围下，平津已经危在旦夕，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城，必须设法立刻接受日军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否则华北即将沦陷，中国的政局也将面临瓦解的危机。 　　而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武官永津中佐，早已经奉命要在六月底之前，与中国代表达成停战协定，因此他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突然派人与黄郛进行接触与谈判，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要求黄郛立刻承诺，黄郛在考量挽回大局的情况下，只有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决断是否接受。这时蒋介石与汪精卫等人，特别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中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够暂时保全平津，必须接受日本的条件，因此立刻致电黄郛，表示除了涉及东北四省的主权之外，其它全都可由黄郛全权作主决定，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蒋、汪二人绝对会为协定的内容，共同负起历史责任（这是黄郛最为关切的重点之一，他不愿意成为所谓“外交卖国”的千古罪人）。 　　这样黄郛设法与日本少壮派军方代表周旋，用尽人际关系的运作，勉强与日军达成了停战协定纲要，而实际的条约内容，则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交由中日双方军队的指定代表，在塘沽签署生效，这就是所谓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要求，将中国领土滦东地区，划为中日停战地区，允许日军掌控长城各个战略关口，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停战区，但是允许日本实际遥控滦东战略地区[3]，与取缔所有的排日组织与行动。为了减少中国舆论的这个地区的位置，就是相当于宋代“燕云十六州”的东南部，日军有效地控制此一地区，中国在黄河以北，几乎就无险可守了。反弹，中日双方并未完全的公布协议内容，以及进一步退让的口头承诺。日军在谈判桌上，即获大胜，对平津的包围与攻击才告停止。 　　12.5　黄郛力撑大局的困境 　　在华北局势的兵荒马乱之际，黄郛运用个人关系的运作，与日方谈判而稳住了濒临溃散的华北局势。日本之所以会突然与黄郛达成停战协定，其实是它的两面策略，一方面避免日军全面地陷入中国战场，一方面是设下圈套，先给黄郛交涉成功的机会，然后设法逼他逐渐地接受日本的政治计划而领导华北自治运动。但是黄郛坚决不肯就范，而是尽量与日本周旋，日本则是不断地利用机会，制造事端，给黄郛带来没完没了的压力。 　　而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军政实力人物，原本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有着旧仇，对于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与立场，所以并不是完全的认同与支持国民政府。因此他们在日本的压力与利诱之下，经常有游走中、日之间的政治举动，这对于无兵无财的黄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福建爆发了闽变，十九路军宣布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华北的局势立刻受到了影响。 　　当时华北的日军，认为闽变造成了蒋介石南北无法兼顾的窘境，所以日军立刻籍机加强压力，推动华北自治；韩复渠等人更是热中“联省自救”，并且与广州的分裂政府进行接触与唱和，他们强力要求黄郛宣布华北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被黄郛巧妙的以政治手腕拖延了下来，同时蒋介石以迅速的军事手段，敉平闽变，因此才没有进一步的造成中国再一次的分裂。 　　但是黄郛以一个文人，本身没有军队支持，又处在这种内外困难交错的状况之下，其个人的名誉与家人的安全，更是经常地受到所谓“爱国志士”的羞辱、威胁与攻击。他在不堪日本人一再的威逼之下，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因为身心俱疲而完全退出政坛。黄郛成功地靠着个人的外交手腕，先将华北政局稳定下来，再设法与日人周旋，完成沦陷的东北与中国的各种民间之交流协定，更为中国抗日的大战略布局，争取到将近两年宝贵的准备时间。。 　　这里节录几段当时黄郛与蒋介石之间的电报，从电文中就可以知道，当时处理日本侵略华北局势之艰难，而在谈判桌上的折冲，甚至比战场上的火并，还要惨烈[4]。 　　五月二十二日，黄郛在北平准备弃守前夕，向蒋介石报告的电文： 　　“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进行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六百万，事实上又成空话，（此为黄郛出面，与银行团商借国民政府的紧急周转金），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五月二十三日，黄郛在最后关头与日方代表进行私人接触，经过彻夜的谈判，终于日本达成停战草案之后，向蒋介石报告的另一电文： 　　“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闻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黄郛）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定’。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为最后之努力，事机迫切，闲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恐。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加意审慎，当不致大受指摘。然兄（黄郛）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蒋介石）亦必能想象也。” 　　就历史而言，签署塘沽协定，是暂时稳住了华北濒于崩溃的局势，使得中央政府有时间进行安内与全面抗日之部署，但这个协定也给与日本公然侵略华北一个法理与地缘的根据。而有心反对蒋介石的各个格局政治势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罪证”。塘沽协定固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有哪个批评者能够站出来，告诉我们，在当时中国有什么实力来拒绝签约？而中国又凭什么能与日本决战？ 　　由于汪精卫当时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更是直接负起与日本交涉退让的责任，因此后来从闽变的爆发，到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刺杀汪精卫事件，都是塘沽协定的后遗症。然而处在当时的局势，谁又能为国家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呢？真真是“恨”中国到了这个地步，许多的政客与军阀还不知奋斗与团结[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