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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一章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第一节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之后发展就缓慢了。而欧洲的英、法等国从164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60年代起又进行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它们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其资本主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越发集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大量输出资本，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多未开发，而且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中国自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竞争、角逐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列强
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贸易，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西方列强自此以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亦于1844年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全部特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此外，美国还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取得了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的权利。1849年，葡萄牙也在英、美、法三国的支持之下强行霸占了中国的领土澳门。
1857年，英、法两国乘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广州；次年5月，攻占大沽炮台，迫近北京。俄国利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956年改瑷珲为“爱辉”)，中国被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月间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国被迫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通商、设领事馆和停泊军舰。当月，美国也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给予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特权(“一体均沾”)。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再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开埠时，牛庄、登州、潮州分别改设于营口、烟台、汕头)，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并允许鸦片进口，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但英、法殖民者仍不满意，1859年英法联军借故再次进攻大沽，于1860年侵入北京，将清朝统治者经营100多年、聚集古今艺术珍品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并放火将这座综合中外建筑艺术、举世罕见的壮丽园林和宫殿焚为废墟；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还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火打劫，以所谓“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了，海关也落入外国人控制之中，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走向殖民地化。这一时期，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由英美倡导，俄、法等国支持，在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采取“合作政策”，即在侵华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清政府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这就越发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势力侵入缅甸之后，即开始向中国西南部扩张势力。1876年，利用上年马嘉理事件，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中方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又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还规定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款，由此获得了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多的特权。
1883年法国在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及临洮连败法军，但清政府在美、英、俄三国以调停为名迫使妥协的压力下，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新约》，其中规定中国今后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并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遂又侵入云南、广西，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1888年，英国军队侵入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郎热等要隘。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和《印藏续约》，隆吐山、热纳、咱利一带为英国强占，并强迫清政府开放亚东，准许英国派官员驻扎。英国势力遂侵入西藏。
日本本来与中国清朝一样，同为封建独立国家，对外都采用闭关锁国政策，遭遇也大致相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1874年，由美国怂恿、支持，并供给舰船及派军官参与指挥，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侵略中国，即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台湾琅。后在英国“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偿付日本“抚恤”等银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台湾。
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年又侵入朝鲜，并在俄、德、法、美四国暗中支持之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并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等。这一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使日本迅速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加紧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而且也适应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与日本在中国经营工业企业的相同权利，都可以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由于日本勒索的战争赔款已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西方列强则通过巨额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工业不发达，在经济上无力与英、美等列强竞争，便企图以扩大领土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而中国的东北正是它扩张的主要目标。当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俄国资产阶级曾叫嚷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干净利落的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认为这是对其独霸中国东北和争霸太平洋的直接威胁。他们要“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维持中国的现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遂向德、法两国建议，由德、法、俄三国共同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友，为乘机向清政府索取利权，当然愿意参加干涉。德国这时的垄断资本已迅速发展起来，又沿袭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已经成为一个侵略性强的军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企图乘机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以作为其向东方扩张的海军基地，因此也同意参加干涉。三国的海军舰队开至日本附近海面，俄国并在西伯利亚集结5万军队随时准备出动。日本急向英、美两国求援，但英、美不愿日本的在华势力过分膨胀，也劝日本接受三国要求。当时日本因甲午战争的消耗，考虑到“国力枯竭，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韩国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因而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下日本还辽，是19世纪末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1896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共同防御日本的名义，规定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俄国军舰可以驶入中国所有口岸。此外，允许俄国在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通至俄国海参崴的铁路（中东铁路），路轨宽度与俄国一致；无论平时、战时，俄国均可以使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至于建造、经营和防卫铁路所需的土地，完全由中国给予；俄国在铁路范围内，还享有行政权和警察权等特权。这一铁路的修建，使中国的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德国于1895年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政府强索了汉口租界；1897年，又以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夺取了青岛炮台。俄国紧接其后，派军队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国作为军港，规定德国军队在胶州湾沿岸百里之内可自由通行；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侧30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使用外人、外资和外国机械器材，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等。这就把山东变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就在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的当月，俄国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不久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只能归俄国，不得让予他国建办。1899年，俄国竟将中国的东北视为它的土地，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
法国利用三国干涉日本还辽的机会，于1895年强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7年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年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了广州湾及附近海面；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由越南至昆明和由广州湾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广东和广西割让给他国，从而使中国的这三个省改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德、俄三国在掠夺中国利权的过程中是相互达成默契或相互支持的。如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于第二天就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当时的借口是帮助清政府抵抗德国。可是事后却向德国“表示感谢”，说“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口实。”又如法国强租广州湾后，法国驻华临时代办吕班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关于强租广州湾一事，我得到俄国代办的支持，有如对类似情况我所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相互争夺的一面。最早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并不甘心其他列强的势力在中国扩展。为了抵制法国在中国西南的扩张，1897年夺占了中缅边境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南碗(勐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以广东三水和广西梧州为商埠。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英国立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的中国领土“租借”给英国。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中国东北向南方扩展，在俄国强租旅大后，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大的同样条件，取得了威海卫海湾和刘公岛以及威海卫沿岸10英里宽地区的租借权。为了保持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优势，英国于1898年还迫使清政府公开声明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免与其他列强因争夺中国而产生对抗，1896年英国与法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利权都由英、法两国共同享有。1898年，英国又与德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山东境内的威海卫。西方列强以牺牲中国主权来调整它们的利益。
日本在被迫还辽后，见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不甘落后，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靠近台湾的福建列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向中国扩张。1899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国“除了直隶一省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对策。在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取得了菲律宾等地后，立即于9—11月间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发出了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美国在致英国的照会中就表明了它的目的：希望中国“为全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清除国际摩擦的危险根源，从而使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海港等的一系列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爱国义愤，也引起了许多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清政府曾发动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可惜很快即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改革变法仅仅百日便告失败。可是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思想在民间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但也具有盲目排外性的义和团运动。为此，正如美国致英国照会所说的“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1900年，德、法、俄、英、美、意、日、奥八国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击败了清军，占领了北京。此8国和后加入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个国家于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严重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赔款４．５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作担保，另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白银，上述赔款限期39年付清本息共９．８２亿两白银，中国的关税、盐税从此全由帝国主义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许在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内驻军，于是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炮台全部毁掉，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上的12个战略要点却允许各国派军驻守，侵略者遂得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俄国不仅出军参加联军，而且单独出军17万余人，分数路侵入中国的东北，相继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制造海兰泡惨案，强占了江东64屯。1890年11月，以武力强迫清政府驻盛京(即奉天，今沈阳)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国驻军盛京及东北其他各要地，遣散华军，交出军火，拆毁炮台及火药局；俄国在盛京设总管，凡清朝的盛京将军要办的重要公务，都要通知俄总管；中国设马步巡捕，名额要俄中双方商定等等。按此规定，则东三省名存实亡。当时俄国《新时报》竟称东三省为“黄俄罗斯”。（１８９１年清政府得知该章程后，将增祺革职，宣布该章程作废。）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略军相继撤走，俄国的十几万军队却依然霸占东北。1902年虽然订立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全撤走。但俄军不仅不履行条约(仅将其在辽西的军队集中到中东铁路沿线)，而且沙俄政府还特设远东总督府于旅顺，将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俄国远东领土的一部分，进行殖民统治。1903年，俄国远东政策的主持者，财政部长谢?尤?维特就远东局势给沙皇的奏疏中说：俄国应当“从衰朽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从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遗产中，尽可能分得最大的份额。”还说：“由于俄国和中国有绵长的国境线，由于俄国具有特别有利的形势，俄国吞并中华帝国领域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年又增兵重占奉天，强迫各户悬挂俄国国旗。”
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与日本早就准备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美也不愿俄国独占东北的权益，支持日本对俄作战，以打开“被俄国关闭的门户”。日本遂于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这场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历时一年，结果日军攻占旅顺口，并在奉天会战中击败俄军，后又在对马海峡击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不敢继续作战，日本也已疲惫不堪，遂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各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905年末，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日本继承俄国从中国强取的长春以南全部权利（包括“驻兵护路”）外，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今爱辉)、满洲里等16处为商埠，在营口、安东、奉天等地划定日本租界，并享有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以及开采鸭绿江右岸森林等特权。1907年，日、俄签订了《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协定”承认并保护日、俄及列强在华的特权。“密约”规定北满为俄国势力范围，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利益。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于1903年再次派遣军队从印度侵入中国的西藏地区，攻占凰里后进占干坝。当年12月向西藏腹心地区大举进攻。1904年5月占领江孜，西藏军民发起反击，夺回江孜政府大部地区并坚守１个月。8月间英军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规定赔偿英国军费50万镑，并将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寨完全拆除，把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913年，英国又开始制造西藏“独立”，并荒谬地欲将昆仑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肃西部、四川康定和云南阿墩子以西地区都划为西藏地方，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这当然为中国政府所拒绝。1914年7月，英国与其操纵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自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与此同时，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方式，划定中、印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就在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期间，俄国也趁火打劫，于1914年6月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宣布该地区归俄国所有，又强行霸占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欧洲列强在争夺殖民地斗争中，形成了德、奥、意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两个军事侵略集团。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主要在欧洲的西线、东线和巴尔干战线进行。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借英日同盟的名义，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在事先根本不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9月2日在中国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相继攻占了莱州、平度、潍县等地，沿途烧杀掳掠，并将经过的所有城镇、邮电机构和交通设施全部占领。这种完全无视国际法的野蛮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集会抗议，并致电中国政府，要求采取措施。然而由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也和腐败的清政府一样，竟承袭日俄战争的恶劣先例，将潍县车站以东的莱州、龙口及胶州湾等地划为日德交战区。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9月23日强占潍县车站，接着进军济南。至10月6日，侵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山，并驱逐中国工作人员，全部改用日本人。10月10日，日军增兵，并开始进攻德军主力侵占的青岛。英国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的山东，亦派军由崂山登陆，与日本共同进攻青岛。德军于11月7日向日英联军投降，青岛遂为日军占领。日本既已参战，协约国便要求日本派军队去欧洲战场，日本却以“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为借口，拒绝出兵。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对德宣战的真实企图。1915年1月18日，日本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实质上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21条无理要求，越发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
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4日正式对德、奥宣战。1918年3月，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苏联新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退出了战争。当年9—11月间，同盟国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相继投降。至11月11日，孤立的德国也因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同时又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一切特权归还中国，废除各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的军队、警察，关闭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电信、邮政机构，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英、法、美等国对中国提出的七项要求和废除“二十一条”，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由，不予讨论；而对山东问题，竟然支持日本要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的要求。在《凡尔赛和约》上规定：德国所获得的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附属之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关于德国在胶州领土之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档案，以及牵涉到山东主权的“各种文件”，均“移交日本”。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在国内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国力因战争消耗而有所下降，对中国采取了保守既得利益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势日强，对中国推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别国独占中国；苏维埃俄国政府对中国放弃了帝俄在华强取的一部分权益，使中国北方的压力有所减轻；日本在战争中不仅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一切权益，而且夺取了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等殖民地，独霸中国和争霸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而此时中国则又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之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世界列强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占或“租借”了中国大片的领土，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筑路、开矿等一系列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外贸、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等经济命脉，大量向中国输出商品和夺取原料，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经济上濒于破产，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2000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成果又被封建军阀所篡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张其在华权益，各自支持实行割据的各系军阀，造成军阀之间长期的对立与混战。就在此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局面。192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1926年实施统一中国的北伐，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遂告破裂，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要致力于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力量，对外则一味妥协退让，客观上助长并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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