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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十分艰难的时期。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频频取胜，尤其苏德战争爆发后，欧洲局势岌岌可危。在亚洲，尽管日本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但它仍然不顾一切，对欧美国家多年来在远东及西太平洋苦心经营、费尽力气建立起来的政治军事优势，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珍珠港事件后仅半年时间，日军进攻的前沿阵地远离本土达5600公里，控制、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和西南太平洋海域，形成了北起千岛群岛，经威克岛、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帝汶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安达曼群岛至缅甸的“外围防御圈”(亦称第一道防线)，土地面积达386万平方公里，(是日本本土的10倍多)，人口1亿5千万，中途岛以西太平洋上数以千计的岛屿和大约3000万平方海里的广大海域，一时竟成了日本的“内陆”和“领海”。亚洲危机，太平洋危急，世界整个反法西斯局势危急。
一 “东亚军事会议”及中美英三国同盟的建立
由于日本大举“南进”和对东南亚疯狂扩张，使缅甸成为英美与日本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从英美的角度看，缅甸的存亡是它们“先欧后亚”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尽管英美对缅甸问题的态度有差异，但保卫缅甸，使之不沦为日本之手是共同的基本立场，从中国的角度看，日军进攻缅甸最大的威胁在于切断中国当时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滇缅公路，阻止英美盟国对华军事物资的援助，并从南部合围中国，迫使中国投降。因此，不同的利益，共同的需要，使中英美三国在危难之际结成了战时同盟。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美实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尽管有时也关注着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动向，但英国因欧战日紧无暇东顾，美国仅仅以经济上援助中国作为遏制日本的手段，对日本基本上采取“中立”和绥靖政策，以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受大的损害为限，根本就没有作同时进行“两洋战争”(即大西洋，太平洋)的准备。
1940年6月，日本乘英国在欧洲战争中身处困境之机，胁迫英国政府关闭滇缅路，英国被迫妥协，与日本签订了封路协定，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阻止日本攫取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但这仅仅是一厢情愿，日本利用这一协定，看破了英国的弱点，于1940年9月初，进攻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迈开“南进”的第一步，其争夺英美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这时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 [ 注：梁敬淳：《史迪威事件》第219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 ”在美国远东政策变化的影响下，英国在封路三个月后又重开滇缅路。虽然英国对远东政策仍然很有矛盾，但它毕竟考虑到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以印度为基地的亚洲殖民地来之不易，弃之可惜。对英国来说，确保印度事关重大，因为“印度是英国在东方防御的枢纽 [ 注：《新华日报》，1941年11月6日。 ] 。”然而，保住印度的关键在于“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 [ 注：(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 。”在这进退维谷之际，英国看到中国的抗战愈战愈强，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处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所发动的著名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 [ 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 ] 。河北与山西的动脉，如正太、平汉、同蒲、平绥和其它的铁路和公路都被破坏，正太路几乎完全被扒掉，日军视为命根子的井经煤矿也被彻底炸毁 [ 注：聂荣臻：《关于百团大战对晋察冀社记者的谈话》，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上册第399～400页。 ] ，此外，还消灭了敌伪据点2993个，收复了四五十个县，最后得到巩固的有26个以上 [ 注：彭德怀：《百团大战》，《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 ] 。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我军对这个奇袭(即百团大战)完全没有预料到，所以损失甚大，而且恢复起来也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巨额经费 [ 注：蒔原章：《太平洋战争史论》第41页。东京1982年版。 ] 。”据日方统计，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全年共交战20123次 [ 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第38页。，东京1971版。 ] ，损失惨重。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忧心忡忡地对参谋总长杉山元说：“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 [ 注：白井胜美，稻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470～471页，东京1964年版。 ] ”八路军对日军的频繁打击，战功卓著。英国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进而认为在英国无暇顾及日本挑战的情况下，只有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从而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开始转变，重开滇缅路之后，派了不少将士到中国来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中英军事问题。
中英军事同盟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对中、缅、印、马(马来西亚)的军事考察，共同商量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经过协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于1941年1月成立，其考察团的成员如下：团长商震，副团长林蔚，团员是杜聿明、侯腾、冯衍、唐保黄、刘方榘、周应聪、郑康琪、刘耀汉等人 [ 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332页。 ] 。考察团于同年2月出发，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约3个月之久，搜集有关缅印马经济政治军事资料，编成“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洋洋30余万言，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对缅甸、马来西亚地形交通及估计日本会采取的战略战术而拟定的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它包括“敌情判断”、“共同防御意见”两大部分。草案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面是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一旦日寇与英国开火，势必先击败英军而侵占马来西亚、缅甸。这样，日寇既击败英军而夺了它的殖民地，又可封锁中国，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 注：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 然而，对这样一个经过实地考察分析得出的正确结论，英国方面除驻新加坡总督波普汉·丹尼斯等少数人之外，对当时的局势分析，看法与中国大有出入。他们仍然幻想以大英帝国的招牌吓唬日本，狂言英国有雄厚的力量，日寇不敢轻易挑衅，并断言，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经过缅甸。由于英国始终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 [ 注：同上。 ] ，故千方百计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作战尽可能地加以限制，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致使中国和英国军事同盟的建立和联合作战的问题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推到战争的第一线，为了确立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地位，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国采取了与英国不同的对策。中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较为单一的经济援助转而正式与中国结成战时同盟，这种变化是符合美国战时对华政策和亚太战略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最害怕的是国民党战场全面崩溃、日本从中国拔出泥足，横扫太平洋。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如果中国被打垮了，您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 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04页。 ]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从作为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手段，上升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的一环，是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将来中国是盟军太平洋反攻和攻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因此，为了充分发挥中国作为美国的有效的军事盟友的作用，美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加强和采取了一系列援助措施，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仅1942年一年，美国就给予蒋介石政府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
从长远的战略目标出发，美国不仅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而且需要中国成为一个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促使中国出现自由主义的、亲美的政府，以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影响，把美国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塑造一个战后亚洲的新格局。正是基于这种需要，美国极力想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大国的地位。赫尔曾经写道：“我们对于中国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共同进行有效的战争，第二个是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承认并建立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处于同等地位的强有力的中国，这既是为准备一个战后的组织，也是为了东方稳定和繁荣的形成。” [ 注：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49页，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 ] 1941年12月，在“阿卡迪亚”军事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极力说服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举蒋介石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泰国和印支)盟军最高指挥官，后来又把中国同英美并列于《联合国家宣言》之首，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坚持把中国作为《普遍安全宣言》(即“四强宣言”)的签字国等等，都是美国亚洲战略把中国作为中心地位来考虑的结果。在缅甸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缅甸失守，我方整个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 注：谭圣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②》第112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日军一旦占领缅甸，控制滇缅路，援华物资就难以运往中国，而中国抗战就难以维持，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美国积极赞助中国派兵入缅作战。但英国却认为美国这样做是“牺牲英国而增进美国利益的努力 [ 注：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3页，纽约1948年版。 ] 。”从而反对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而强调只能在中缅边境上布防。英美两国在缅甸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它们在远东问题上的矛盾由此而产生，为后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投下了阴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的抗日态度一直是积极的。
国民党方面。1941年12月8日凌晨，当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后，蒋介石十分兴奋，上午即在重庆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并决定向美国提出建议，以美国为领导，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一方面告知中国政府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另一方面将中国政府希望中、美、英、苏、荷、加、新、澳等国成立联合军事同盟的建议，当面交给三国大使。9日，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战书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和与世界和平，……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忍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册，第227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 。”接着，国民党政府又对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宣战，废止中德、中意之间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及有涉及之关系 [ 注：纳塔拉詹：《美国阴影笼罩印度》第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 。
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得救。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的战略地位将会大大提高，美国基于它的全球战略，决不会抛弃中国，只会不断地加强对中国的援助和联系。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采取“借棍打狗”的策略，把美国推到前台，而他在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就采取单纯防御，保存实力的方针，以积极参战为名，向美国索取丰厚的援助，壮大国民党的军队，以待抗战结束后，去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美国总统罗斯福尽管对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败、积极反共的情况大致有所了解，但他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对蒋介石政权的种种丑行仍采取宽恕的态度。他认为，战时中国战略地位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百万的日军，战后美国有一个五亿中国人的盟国，还可以抵制苏联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也将成为美国今后几代人开辟一个庞大友好的贸易市场 [ 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162～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因此，当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把蒋介石的建议带回国后，罗斯福总统很快给蒋介石回电，同意其建议，美、中、英、苏、荷五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由蒋介石负责在重庆召开五国联合军事会议。苏联、荷兰因欧战事紧，无暇东顾，拒绝参加会议和加入这个同盟。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历来对抗日的态度是坚决而彻底的。当日寇迈开“南进”步伐，骄横不可一世，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的时刻，中共中央1940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三周年发表了时局宣言。鲜明地指出：“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因此，中国人民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注：同上。 ] 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和全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本在亚洲连遭挫折，欲进无力，欲退不能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与敌人作战24800余次，毙伤敌伪军13万6千余人，新四军与敌作战5300余次，毙伤敌伪军6600余人 [ 注：宋平：《蒋介石评传》第424页。 ] 。日军惊呼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叫嚣“剿灭中共势力是作为大东亚共荣圈一环的华北的当务之急 [ 注：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65页，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天就发表宣言，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宣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如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八路军及新四军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 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175页。 ] 。
中国抗日战争“七·七”事变后不久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 注：《华北治安战(2)》第405页，东京1971年版。 ] 。”两个战场的出现，及其相互配合，在战略上形成了对日军的夹击态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集中侵华兵力的70％左右，伪军的100％，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总力战”，结果仍然以失败而告终，日军深深地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人民的反抗迫使日本只能以10个师团的陆军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战场上仍保留着40个师团，这在客观上，不仅减轻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也使美、英等国对日作战赢得了准备反攻的时间。
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是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位将军，英国代表是印度全军总司令兼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韦维尔爵士；中国代表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宋美龄(主要是担任现场翻译)。整个会议由蒋介石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个。(1)、同盟国利用中国之人力问题，(2)、同盟国之对华供应问题(即援华物质)；(3)、保卫缅甸及滇缅路问题 [ 注：《中共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 ] 。这次会议一开始，中国和英国就有关问题发生争执。英国态度十分明确，他们认为在东南亚打日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看不出与英国有何干系。因此，除缅甸问题之外，韦维尔不愿涉及其他任何问题。
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是通向中国和太平洋的西大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战略地位日渐重要。日本也把缅甸作为其南方防务的西陲，认为占领缅甸“无论是在切断援蒋公路，对重庆军施加军事压力，还是策动印度反英的政略和战略施策上，都具有战争指导上的意义 [ 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41页。 ] 。”同时，日本占领缅甸还可以为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西部屏障，并以此为基地，西进印度，实现与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
蒋介石在缅甸问题上的考虑是极为慎重的。在韦维尔的强硬态度下，蒋介石极其克制地表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果一国失败，如中国失败，则英国之印度必危而不保”，“如果英国需要，我国可派8万人入缅作战 [ 注：《新华日报》1942年1月4日。 ] 。”遗憾的是，蒋介石如此“诚意”，得到的却是韦维尔傲慢的鄙视，他根本瞧不起国民党军队，说：“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明确表示：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 [ 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分册第74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很显然，英国要保护缅甸，是因为缅甸是保护英国最大殖民地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国要保护缅甸，是因为缅甸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外国补给线，大批的美国援助物资要通过滇缅路运往大西南；而美国积极支持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是需要中国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本扩张侵略，维护美国亚洲利益的责任。因此，中、英、美三国利益的上述差异，使这次东亚军事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出兵缅甸的问题)趋于复杂化。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激烈的辩争，中、英、美三国在共同保护缅甸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上达成了比较接近的意见。要想在亚太地区打败日本侵略扩张，就必须“维持中国的抗战”；要使中国能够拖住上百万的日军，就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输血管”的畅通，而保住滇缅路的前提是必须保卫缅甸免遭沦陷。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中、英、美三国联合行动。蒋介石在会议上反复强调：“远东对日作战，端赖中国陆军与英、美之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主体 [ 注：马特洛夫：《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3～1944)》第417页，1959年美国版。 ] ，”方能取胜。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中国军队的援助，就不可能保住缅甸，拱卫印度，英国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和利益将会彻底崩溃。美国也确信，动员中国的巨大人力是击溃日本的最好办法。因此，整个会议结束时，中英美三国缔结了《共同防御缅甸军事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综上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战略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三方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最终走到一个比较共同的立场上来，这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胜利，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历史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二 中国战区的建立与史迪威来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迅速南进，大有一举越过东印度群岛、甚至推进到中东之势。于是，美、英、荷、澳四国，以四国首写字母为代表，匆忙成立了A、B、N、A战区，这个战区包括从孟加拉湾到澳大利亚这样广阔复杂的区域。
圣诞节下午，美英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马歇尔提出对新成立的战区必须实行统一指挥，由一个人来统率整个战区的陆海空三军。统一指挥原则提交美英首脑决定时，丘吉尔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远东盟军相隔甚远，有些甚至超过1000英里，各国部队应独立行事，指挥官对最高统帅负责。但由于罗斯福的坚持，最后还是确定了统一指挥原则。统一原则通过后，12月29日，罗斯福提议由英国爵士韦维尔上将担负着美、英、荷、澳战区最高统帅。马歇尔认为中国牵制了日军主力三分之二以上，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战场，坚持中国战场的抗战，对太平洋战场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他在征得三军参谋长同意以后，起草了一项关于建立中国战区的备忘录，交给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建议：“很清楚，目前在中国战区最好也成立一个类似的合作国家作战行动司令部。我们建议，这个战区应包括缅甸的东北部以及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凡是合作国家部队可能到达的地方。”罗斯福在“包括”的前面加上“最初”两个字，并删掉缅甸东北部，此外把所有“合作”都改成“联合”，因为这一天正是联合国家命名的日子 [ 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第210页。 ] 。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任总司令，指挥在华、越、泰等地盟军 [ 注：《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第350页，(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翻译版。 ] 。1942年1月3日，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白宫宣告：兹英美两国参谋总长之建议，及白宫总统与丘吉尔之条陈，并经荷兰政府与各有关自治领政府之同意，爰特宣布在西南太平洋区设立一统一指挥机构，该区所有陆海空三军，悉由最高统帅指挥，罗总统建议并征得各有关方面同意，韦维尔上将为总司令。蒋介石上将已能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指挥现在及将来在该区作战之陆空军，所辖区域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联合国家部队可能到达的地方。其统帅部之设计部分，将有英美代表参加工作 [ 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333页。 ] 。
成立中国战区，获得了缅甸、马来亚、泰国、荷印等国华侨支持。蒋介石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公告发表后，在他的元月份的反省录中写道：“自允我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 [ 注：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17～18页。美国新泽西州1953年版。 ] 中国战区的成立，说明中国远东太平洋战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于统一协调指挥各国在本战区的军事力量，贯彻实施反法西斯阵营的总体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之后，罗斯福又批准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成立中缅印战区的决定，由史迪威担任中缅印战区司令，统帅中国、缅甸、印度的美国陆、空军。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东南亚司令部，由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爵士担任最高司令官，史迪威出任副司令官。
这样，在亚洲大陆上，盟国一共建立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地理战区和一个作战区。东南亚司令部为美英的战区，作战范围包括缅甸、锡兰、苏门答腊、马来亚，但不包括印度。印度属于印度司令部，由英将奥金莱克指挥。印度司令部对有英印师作战的中东负责和远东负责。中国战区的作战区域包括中、泰、越及盟军可能达到的地方。美国的中印缅战区其作战区域包括上述三个地理范围，这个战区也对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在这三个地理战区和一个作战区中，中国战区抗击了日军地面部队的65％以上，空军的一半左右，并成为印度安全的有效屏障。
1942年2月初，日军已经登陆菲律宾、新加坡，空袭仰光，威逼印度。当时，印度国大党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日本乘机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把英美赶出亚洲”的口号，积极鼓动在外的印度流亡分子，策划反英独立活动 [ 注：《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第11～12页，(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翻译版。 ] 。这样，如果日本拿下缅甸，移近印度，丧失人民支持的英国军队，将有立即瓦解的危险。失去印度，将是对同盟国的一个重大打击。
2月4日，为了调解英印矛盾，协调中印英一致抗日，刚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久的蒋介石偕夫人与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由重庆经加尔各答，9日到达新德里。10日，蒋介石先后会见英国驻印总督林里资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阿柴德，以及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等，就印度政治双方矛盾问题、军事实力及如何团结民众抵抗侵略问题，交换意见。
在蒋介石调解英印矛盾过程中，印方要求立即完全独立，英国退出印度，允许印度在战后自治，印度回教地区也成立第二自治邦。英方则不肯变更传统的殖民主义政策，拒不接受印方的要求。于是，蒋介石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提议英国立即宣布印度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印度顾全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大局，暂时放弃完全独立的要求，但由于英印双方都毫不妥协，调解活动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18日，蒋介石与圣雄甘地在加尔各答晤谈。甘地向蒋介石详细说明了他发动的叫“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起源、成效，表示以后将坚持这一主张，斗争到印度获得自由为止。蒋介石则强调：中印两民族占世界人口半数，欲求世界人类完全解放，则必须先获中印两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为争取世界同情，印度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中印两国应在联合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奠定民族自由的基础。经过五个小时的长谈，甘地最后表示，不妨碍中英间的合作，不制造纠纷。21日，蒋介石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和尼赫鲁共进午餐，当日乘飞机回国。
22日，蒋介石通过驻英大使顾维钧转告丘吉尔首相：英国如不改变对印度政治现状，则难以防止日本之侵略。24日，蒋介石又电告宋子文转罗斯福总统：印人对英积怨甚深，英国背道而驰，无异驱印资敌。建议由中美两国共同劝说英国，予印度国民以政治实权。
蒋介石出访印度，调解英印纠纷，虽然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受到许多英国、印度人士的欢迎，也获得了美国舆论界的好评，说明中国开始在亚洲发挥大国的作用。这次访问还使中印两个古老的民族加深了认识，增进了相互了解，为战时中印合作和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2年1月3日，当盟国公布成立中国战区的第二天，蒋介石电宋子文，让他转告罗斯福遴选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 注：同上。 ] 。蒋介石要求此人不必是个远东问题的专家，相反，对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军队情况十分了解的军界人士，如果他们还是按老观点看待目前的国民军，那是不利于指挥作战的。
负责为中国战区挑选参谋长的是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他们重视中国军队内部的改组，认为这是一个有利于发挥美国资源、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正确办法。他们最初准备挑选第1集团军司令休·A·德鲁姆中将，但德鲁姆在被告知不可能派遣美军去中国作战后，拒绝担任此项任务 [ 注：同上，第18页。 ] 。
1941年1月14日，马歇尔推荐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表示服从命令。史迪威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20～1923年美陆军部任命他为语言教官来北平学习华语，1926～1933年任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营长。1935～1939年任美国驻华武官。1940年7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美军步7师师长。同年9月，提升为少将。1941夏，由于他指挥步7师在美国全军大演习中的突出表现，被晋升为第3军军长，被誉为是美国陆军47名少将中最出色的一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迪威负责从加州沿海到墨西哥边境整个西部防御司令部南部战区防务。以后，他又被选为美国在战争中第1个进攻战略的指挥官。
从1942年1月14日至23日，马歇尔、史汀生、史迪威充分讨论了远东的形势和盟军的任务，马歇尔决定美国政府做出必要的外交安排后，从速派史迪威来华。1月19日，史汀生与宋子文会谈，要求委员长同意把部分中国军队，特别是即将入缅作战的军队交给任命的美国参谋长指挥。宋子文了解了被提名者的身份，调查了史迪威的经历，十分满意。他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他把美方的意见电告蒋介石，蒋回电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前来中国担任此职。
史迪威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的职责，中国方面的理解陈述为：为中国监督和控制所有美国防务援助事务，在最高统帅之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国部队和可能指定给他的中国部队，在任何中国举行的国际战争会议上代表美国，并担任最高统帅的参谋长，改善、维持、和控制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在取得中方同意后，美军陆军部很快下达了史迪威来华任职命令。命令如下：(1)根据总统的指示，任命你为参谋团成员，委派你去参谋本部，所有部队归你指挥，并任命你为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参谋长，除了向最高司令报到外，你也被任命为在中国战区、缅甸和印度的美国陆军的指挥将官。(2)你立即在华盛顿集合你所选任的幕僚，并准备尽早与你的幕僚动身往中国重庆，将在给你的指示中列举你的职责。陆军部给史迪威的命令是：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在动身前夕，史迪威要求马歇尔批准：(1)他的幕僚和可能给予他的部队定名为特种部队，因此可以有一个适合于大于军事代表团的组织名义。(2)在可以提供时，运送给他供30个师使用的装备。(3)应在美国部队和航空可以提供支持时获得他们的支持。(4)如仰光失守，供应品不应中断，应转移到印度的适当基地，最好是加尔各答。(5)派运输机加速运送供应品去中国。史迪威的长远目标在于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效能。陆军部审查了史迪威的要求，同意持续运送供应品去仰光，派遣运输机、允许史迪威称其所部为美在华特种部队 [ 注：宋平：《蒋介石生平》第420页。 ] 。
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关于战略的备忘录中提出：西南太平洋是盟军处于守势的战区，为了把战争导向日本，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国的“进攻力量”，同时至少投入一个美国军，但他的设想未能批准。在他赴陪都重庆前得到的最后指示中，他被任命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租借法案总监督，同盟国战争会议美国代表。他的职责、任务是维持滇缅公路，指挥可能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率，增加美国对中国政府援助的效果以便进行战争。史迪威把上述任务归类，发现有8个不问的头衔和职责。除此之外，为了应付仰光失陷后出现的不利局面，他还要开辟经喜马拉雅山南部到昆明的空中“驼峰”航线，用租借法案物资修建从阿萨姆的利多，经缅甸北部到中国龙陵与滇缅公路连结的利多公路。
离美前，罗斯福总统接见史迪威，他要史迪威“告诉蒋介石，我们永远支持中国的事业，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直至中国收回它丧失的全部领土。” [ 注：同上，第420页。 ]
史迪威从第3军的部分人员和曾在中国任职的美国官员中组成了35人的幕僚班子。2月13日，他们从迈阿密乘飞机离开美国，陆军部用船运送400多技术人员和教官到中国，帮助和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装备和战术 [ 注：《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史迪威》第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纽约1970版年第347，339页。页。 ] 。3月4日，史迪威一行抵重庆。6日，蒋介石接见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史向蒋汇报了奉命来华之经过，及其所负的责任，商谈了缅甸的军事形势。史还向蒋转述了罗斯福的口信和正在途中的援助物资。3月9日，蒋、史进行了深入的会谈。会谈中，蒋介石表示第二天就成立联合参谋部，并且要史迪威在缅甸担任指挥。蒋告诉史，已在缅甸的中国军队第5、6军只接受史的命令，这使史感到安心 [ 注：39 ] 。两天后，蒋又用书面形式告诉史迪威：我愿通知你，今早我已下令第5、6军置于你的挥之下，林蔚的司令部在腊戍，在后方你可以使用他的司令部。我已命令他给予你一切帮助，你可以用他的参谋人员，在后方他可担任你的参谋长。我已命令林(蔚)、杜(聿明)和甘(丽初)将军绝对服从你的命令 [ 注：梁敬淳：《史迪威事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4页。 ] 。史迪威受命后，立即赴缅指挥第一次缅甸作战。
史迪威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一开始就处于困难的地位。他被派往中国协助蒋介石执行盟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职责，在这个职务上，他是助手，而这个司令官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史迪威又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是美国总统在重庆的军事代表，掌握着租借法案物资分配权，在中华民国与美国双方一致时，他可以执行他的任务，当双方不一致时，史迪威就不能确定是服从直接上司和盟国战区司令的指示，还是遵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联合参谋委员会的指示，因而陷入两难困境。正由于此，就为蒋史合作共事埋下了矛盾冲突的伏笔。
三 中国远征军的组建及演变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成立的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1939年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6月4日，英法联军在敦克尔克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英国希图凭借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伟大力量，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方面的军事，以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同时，在中国方面，为了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当时也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的国际交通运输线。因此，自1940年10月起，英国首先开放封锁已久的滇缅路，接着酝酿中英军事同盟。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到缅甸、印度、马来亚作军事考察。以后几经协商，在同年12月23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
根据“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的意见，中英军事同盟本来应早成立，以使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可是英方迟迟不决，直到1942年2月，中国军队才先后动员入缅，3日12日，即仰光失守后第4天，才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2路在越南方面，但因以后情况变化未成事实)，指挥三个军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
中国远征军随着当时情况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和三种不同任务、不同作战地区的组织。前一阶段，自1941月12月11日中国军队动员入缅开始，属于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指挥范围。第一次入缅失败后退入印度的部分军队改称为“中国驻印军”，另一部分军队退至中国境内怒江东岸，连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此为后一阶段。但一般都把前后两个阶段的入缅驻印的中国军队通称“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前后两个阶段，三种情况的实际组织概况如下：
第一阶段：1941年12月11日～1942年8月。
作战地点，包括缅甸境内同古、叶达西、斯瓦、仁安羌、乔克巴当、棠吉、腊戍、曼德勒及中缅边境惠通桥诸战役及失败后分头撤退的地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由杜聿明代职，继任罗卓英。
副司令长官 杜聿明
第5军军长 杜聿明(兼)
第200师师长 戴安澜
新编第22师师长 廖耀湘
第96师师长 余韶
游击司令 黄翔
第6军军长 甘丽初
第49师师长 彭壁生
第93师师长 吕国铨
暂编第55师师长 陈勉吾
第66军军长 张轸
新编第38师师长 孙立人
新编第28师师长 刘伯龙
新编第29师师长 马维骥
第二阶段：(分为两个方面)
印度方面：1942年8月～1945年日本投降。
作战地点：包括中缅印边境孟拱、密支那、八莫及芒友会师，打通中印公路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
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史迪威(兼)
副总指挥 郑洞国
新编第1军军长 郑洞国(后为孙立人)
新编第30师师长 胡素(后为唐守治)
新编第38师师长 孙立人(后为李鸿)
第50师师长 潘裕昆
新编第6军军长 廖耀湘
新编第22师师长 李涛
第14师师长 龙天武
中国方面：1943年4月～1945年3月前后。
作战地点：包括中缅边境松山、腾冲、龙陵、芒友会师诸战役。
部队番号及指挥官：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 陈诚，继任 卫立煌
副司令长官 黄琪翔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宋希濂
第2军军长 王凌云
第6军军长 黄杰
第71军军长 钟彬
第5军第200师师长 高吉人
第20集团军总司令 霍揆彰
第53军军长 周福成
第54军军长 阙汉骞
直属部队、第8军长 何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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