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局部战役中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南进”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军有力的支援，创造了同古保卫战、仁安羌保卫战、东枝攻克战等出色的战例，使中、外、敌、友莫不表示钦佩和赞誉，其作用和影响在二战史上极其重大和深远。但是，远征军虽经浴血奋战，仍然未能挽回缅甸战局的颓势。最后，中英军队丧师失地，全缅溃退。这种局面的出现，其原因是极其复杂和多种的，史家们众说纷纭，即使参战的当事人也各执一说。总观全面，第一次缅甸会战的失败大致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 　　一　整个世界局势对缅甸战场的影响 　　1942年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在西方，希特勒德国以欧洲大陆为基地，西攻英国，东击苏联，威胁美国。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一只魔爪伸向大西洋，另一只脚踩在莫斯科的郊外，还有一条腿跨在非洲大陆，西方的局势更加严重；在东方，日本企图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北攻苏联，南进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不到4个月就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打开了通向印度洋的道路。东方的局势更加严重。如果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一旦把欧、亚、非战线连接起来，在战略上集中兵力紧密配合，对世界反法西斯主要盟国构成全球性大包围，那么，英美苏都必将陷入两线作战和被各个击破的危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整个地球表面几乎都已成为战场，在这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历史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联盟国家提出了一个十分迫切的全球战略抉择问题，即面对德意日三个敌人和欧亚两大战场，怎样联合一致，相互协同，共同消灭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无论是英美，还是苏联，它们都始终坚持欧洲第一，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来分析，这个战略方针对首先打败头号法西斯德国，赢得世界全局战争的胜利无疑是重大的。然而，英美苏等国之所以坚持并能够使这一战略方针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亚洲人民的反抗，尤其是中国的抗战。因此，1942年上半年，亚洲和太平洋的局势最为严峻。 　　苏联地跨欧亚两洲，地缘上正好夹在德日之间。希特勒曾经狂叫：“要获得‘生存空间’，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 注：希特勒：《我的奋斗》，转引自美国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4章，第121页。 ] 日本一直把苏联视作“绝对的敌人”，1936年，日本关东军拟定的《西北施政纲要》强调要“开辟一条包围苏联的防共走廊。”可以看出，苏联一直面临着腹背受敌、东西夹击的态势。1941年夏秋，当德军迅速向苏联腹地推进之时，正是日本北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以外相松冈为首的亲德派，极力主张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并作好了北进的临战准备。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还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代号的秘密动员，从日本国内向东北和朝鲜输送了大量的兵力、马匹和武器。关东军总兵力达70万、马匹14万、飞机达600架 [ 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443页，每日新闻社1974年版。 ] 。但由于日军大量被陷在中国战场，据本就无法对苏开战，日本外相松冈不得不哀叹：“我们日本人因为对中国事变没有办法，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北进苏联)……这真是可笑得很。” [ 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卷第749页。 ] 苏军元帅扎哈罗夫也承认“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兵力牵制在中国。” [ 注：(苏)M·B·扎哈罗夫主编：《结局》，第16页，苏联科学出版社1969年版。 ] 苏联历史学家茹科夫也曾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军的双手束缚住了，从而中国人民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的帮助。” [ 注：(苏)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940～1949)第523页，1959年版。 ] 另外，1940年－1942年在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他的军事顾问笔记中也多次证实，1941年夏秋苏联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刻，在中国战场，不仅是敌后战场，就是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也对苏联战局给予了巨大支持 [ 注：(苏)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35～36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的战略重点一直放在欧洲。1940年夏，英法在欧战中接连失利。法国投降，荷、比沦亡，美国 [ cdhyy注：原书如此，似乎应为英国。 ] 孤军作战，给日本“南进”提供了大好时机。它准备在中国打通粤汉路、湘桂路，进攻昆明、西安，威胁重庆，迫降蒋介石，并限定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为“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创造一个稳定的后方。日本偷袭珍珠港，改变了整个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的舆论。“不要忘记珍珠港”成为激励美国人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口号。1942年在全美的一次民意调查，其中主张首先打败日本的占62％ [ 注：斯蒂尔：《1942年第一次攻势(罗斯福，马歇尔和美国战略的制定)》第84页，1973年美国版。 ] 。在美国国会和军队内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日势力，他们强烈要求把战略重点转到亚太地区，英国首相丘吉尔为此忧心忡忡，他说：“我们意识到一种严重的危险，即美国人可能致力于在太平洋上对日作战，而让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去打德国和意大利。” [ 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大联盟》)第568页，1950年美国版。 ] 但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力排众议，从美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全局出发，仍然坚持欧洲第一，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把主要的兵力放在欧洲战场。罗斯福之所以敢如此坚持，并理智地实施这一战略方针，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对中国的抗战潜力寄予厚望，他相信在英美主力转移到太平洋之前，在盟国的支持下，中国能够拖住日本的国力，从而在战略上保证英美和苏联等主要盟国集中兵力先打败德国，然后腾出手来收拾日本。因此，英美两国都强调：“尽管日本参加了战争，我们的观点依旧是：德国仍是头号敌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旦失败，则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将随之而来。因此，英美战略的首要原则应该是，尽最大可能不分散对德作战的力量。” [ 注：雅各布森·史密斯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和战略》，(文件和评论)，1979年美国版，第42页。 ] 当时为美国陆军助理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准将针对时局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打仗。我们必须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费资源，更糟的是浪费时间。要想使俄国坚持下去，要想挽救中东、印度和缅甸，我们必须用空军狠炸西欧，接着尽快实施陆上进攻。” [ 注：马特洛夫：《联盟战争的战略计划(1943～1944)第156页，1959年美国版。 ] 接着，他在1942年2月底，正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报告，勾画了美国应采取的全球战略的蓝图，他强调，在两洋战争情况下，美国应在太平洋取战略守势，并越过大西洋发动大规模攻势。为了最终打败欧洲轴心国，他认为必须支持英国和苏联打下去，同时在印度和中东地区采取措施，防止德日会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强调美国应立即与英国共同制定在西北欧实施登陆进攻的计划。关于在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问题，他认为虽不是重点，但也不能使日本轻易获得过多的利益 [ 注：同上，第157页。 ] 。由于英美坚持先欧后亚的大战略。造成了太平洋战场的严重局面。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调6个师团加上日本国内4个师团共10个师团的兵力(占其陆军总兵力1／5)，势如破竹地横扫亚太地区，很快占领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当然，尽管日本进攻猛烈，咄咄逼人，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毕竟在战略上已陷入生死存亡的两线作战的总体战中。德国对此忧心忡忡，它们既为日本的胜利感到高兴，同时又担心日本进攻美国对德国不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告诉希特勒：“我们固然欢迎在对美国的战争中得到一个新盟友，但是如果对美宣战……则意味着增加一个必须对付的新敌手。” [ 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第1227页，北京1974年版。 ] 　　总之，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苏美面临欧亚两线作战，整个战争局势日趋严重。然而，它们实际上又避免了分散兵力，顺利地坚持了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方针。在客观上苏美英把战争危局的份量转移到亚洲，让亚洲人民承受重大牺牲，这是一种带有帝国主义战争策略烙印的政策，即以牺牲他国利益而从根本上保护本国利益。苏英美三国正是依靠和利用中国抗战和亚洲其它国家人民的抗战对日军的牵制，才有可能集中精力于欧洲战场。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 [ 注：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档案(三)22237页。 ] 。战后日本防卫厅也明确指出：“同日本对抗的苏美英各国，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着世界战略，最希望的是把日本的陆军拴在中国大陆，……在那里，中国事变被当作这些列强的战略手段，美英苏三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在战略上把中国事变的扩大和长期化，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 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 ]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正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极其艰难的岁月，以及盟国各种矛盾、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出征缅甸，虽然是一次积极、主动的行动。但整个战争的大背景已经在客观上注定它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在此以前，诸多著述均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局上考查，因此也就不可能对这次远征的失败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 　　二　中英两国战略目标的不同 　　纵观第一次缅甸会战，英国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清楚，特别是仰光失陷后，就完全暴露了，即：放弃缅甸，确保印度。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是十分明白的，即：确保仰光出海口，维护滇缅路的畅通。 　　早在1941年5、6月间，“中印缅马”考察团就向美国提交了一份关于中英共同防御意见的草案，此后半年多，英国既未对中英共同防御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签署后，英国对“防守缅甸与维护对华物质供应均未被置于重要地位。” [ 注：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04页。 ]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就向英美明确表示：一旦条件允许，中国就将出兵协助英国防卫缅甸，并与英国远东司令韦维尔讨论有关出兵的具体问题。 [ 注：《新华日报》1942年1月4日。 ] 但中国政府这种鲜明的姿态，始终未能得到英方的积极反响，反而以各种借口阻挠中国军队入缅布防。直至日军攻陷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泰国后、兵临仰光城下之际，英方才对中国军队入缅给予明确的态度，但为时太晚，难以挽回颓势。因此，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过迟是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的直接原因。当时任中国陆军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就指出：由于“集中于战场之时机过晚，无法发挥全力，自始至终战场均呈被动之态势，虽官兵奋勇用命，率难挽救危局。” [ 注：台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第117页。 ] 其它入缅指挥作战的中国军官也普遍认为：如果中国11个师一开始就布防缅甸，完全可能使在缅甸部队集结为一个更有效、更紧凑的战斗集群，而不致分散在广阔的地域内作战，造成通讯困难，配合无力，从而导致全线溃败的局面。 [ 注：E·D·Smith，Battk，For Burma，1979，New York P．25． ] 　　英国之所以多次强调中国军队不宜过早入缅布防，并在实际行动上加以阻挠，其根据原因就是由于它的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尽管在仰光失陷后，英国对于放弃缅甸有过犹豫，因为缅甸毕竟是英国在远东经营了数百年的殖民地印度的屏障，其存亡对印度的影响颇为重要。但战局的发展又迫使英国不得不继续沿着既定战略目标走下去。这一点，当时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的杜聿明将军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而不愿让给中国。其实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未能及时揭露，合理解决。所以英国始终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危急，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 [ 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39页。 ] 　　三　三国协同作战的指挥失误 　　盟军之间互不信任，中、英、美三国对指挥权的明争暗夺，造成指挥系统紊乱，致使中英联军既无协调一致的作战计划，也无集中统一的有力指挥，这是导致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英国的亚历山大、美国的史迪威、中国的蒋介石，他们之间的指挥权问题是错综复杂的。 　　英国当局对中国军队一直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认为凡中国人皆不可信。在第一次缅甸会战中，英军的行动计划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会通知中国方面，也“拒绝我方(中方)派遣联络参谋于其师旅司令部。” [ 注：林蔚：《缅甸战役报告书。1942年》国民党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5103，《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1册。 ] 正由于此，在战斗中、经常出现英军单方面撤离作战区域后，中国军队仍在坚持自己战斗的局面，从而造成军事行动上极大的盲目性，损失惨重。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但联合军统帅部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中英双方也未对此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对英国人也是不信任的。一方面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多次以积极的姿态，主动要求出兵帮助英军，不但没得到英国理解，反而处处受到英方的怠慢和鄙视，心里十分不快。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比较清醒地看到，英国在亚洲战场上的首要目标是全力保卫印度。缅甸的存亡虽然重要，但毕竟不是根本。因此，蒋介石一开始就不愿将中国入缅部队交给英方指挥，并企图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 [ 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40页。 ] 。在未达到目的之后，蒋介石又坚持史迪威全权指挥入缅的中国部队 [ 注：《史迪威事件》第26页，第120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 ，并要求史迪威在战略上着重严密防守，而不是单纯协助英方，并反对让中国军队放弃自己阵地去驰援英军防卫的曼德勒以南地区。 [ 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第103页。 ] 蒋介石这样做，很明显是由于他不能达到目的而用美国(具体来说是史迪威)来压迫英国就范。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中国远征军头上，又加上了一层重复的指挥机构，盟军联合作战关系显得更为复杂。 　　史(迪威)蒋(介石)矛盾的出现使本来已经重复的盟军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史迪威作为一位美国将领，到英国的殖民区域指挥中国军队，这使他的地位显得颇为特殊。从美国政府派出史迪威到中国战区的三项职权来看，史迪威的真正任务是“进行协调和安抚，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把各派势力揉合起来并抓住指挥权，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 注：《中华民国史料丛刊》译稿第2辑，《史迪威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1～22页。 ] 换句话说，在当时，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当局的一些严重缺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中国，以便使中国人采取步骤纠正这些缺点。然而，这是一项要求具有相当外交才能的使命，史迪威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材，但对外交可说是不精通的，这就注定了他一开始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使命。而蒋介石一开始之所以对史迪威持欢迎态度，正是因为，史迪威将“成为向美国索取他们(中国人)所要的一切东西的工具。” [ 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第96页。 ] 史迪威本来是应蒋介石的要求来华的。但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抗日进程，而是为了便于求得美援，装备其嫡系部队，保存和壮大实力，以便抗战结束后全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蒋介石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战争的重担已经转移到美国的肩上，日本对他的统治基本上不再构成威胁，对他来说，真正的心腹之患是共产党，于是，他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这和美国政府派出史迪威来华的目的是相悖的。因此，史蒋之间矛盾的产生和冲突在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这是史蒋矛盾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史蒋矛盾的早期表现主要集中在盟军指挥权上面。史迪威当时的地位是，既未与英国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确定指挥关系，又无大批直属的美国军队归己指挥，并且实际上，对中国军队，他也无全权调遣的权力。1942年3月8日，日军从泰国向缅甸南部进攻，攻陷仰光，使能够向中国运送美援物质的唯一大港和铁路终点丢失。当时国民党第5军3个师及第6军均在缅甸，控制着腊戍和滇缅公路。在这种形势下，被蒋介石授权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史迪威将军决定将中国军队集中到同古决战，以收复仰光。但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反对这一决定。在史迪威再三坚持下，蒋介石表面表示同意，暗中却密令中国军队的将领故意制造困难，延宕作战行动。所以，史迪威很快就发现：“他并没有指挥他所率领的中国军队的实权。” [ 注：《史迪威事件》第42页。 ] 史迪威还通过实践进一步地感到：中国军队之所以不能有效地作战，“主要原因是蒋的于扰，他的经常干扰和来信，完全抵消了我的权力。” [ 注：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40页，41页，42页。 ]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指挥权滥加干预当然并不单纯出于他“愚蠢、害怕和防御态度” [ 注：同上。 ] ，从根本上说，蒋介石是出于对日作战不感兴趣。 　　当然，史蒋矛盾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蒋介石一开始就对史迪威不信任。事实上，蒋出于对英国的反感和对美国的信赖，起初对史迪威是信任的。1942年4月，蒋介石赴缅时，曾在腊戍明确地向中国军队的将领宣布了五点指挥关系，确定了史迪威对中国的指挥全权 [ 注：同上。 ] 。此外。蒋介石还特别叮嘱第5军军长杜聿明说：“你归史迪威指挥”，要他“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的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 [ 注：同上。 ]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缅甸会战中，除了日军在军事上明显占优势而外，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中、英、美各自战略目标不同(尤其是前两者)，以及盟军之间指挥系统紊乱，相互不信任，各行其是等是造成这次会战失败的根本和直接原因。当然，中国远征军自身也有一些因素，如个别将领失职(罗卓英的战略指挥错误)，一些部队回避战斗，缺乏战斗力等 [ 注：同上。 ] 。这些都是全面分析第一次缅甸会战失败不能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