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特琳日记1937(三)(7) ---------------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呆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我们叫他赶快回去。我们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获释，我肯定以前从来没做过祈祷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祷。 　　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时45分，我们才决定离开。看门的杜偷偷地向门外看了看，没有人在那里。他悄悄走到边门，边门似乎也关上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离开了那里。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她的房间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接着，我们到了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都在那里。后来，我和玛丽到实验学校，令我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客厅里。当陈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后，我想真是奇迹救了他的命。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感恩会，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祈祷。后来我们到门房，在门房隔壁的陈先生家呆了一夜。我上床时肯定是午夜了，恐怕大家都没睡。 　　12月18日，星期六现在几乎每天都一样，整天都听到各种各样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悲剧发生。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的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新的痛苦。我们必须尽更大的努力，劝说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和已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回家，以便腾出地方给年轻未婚的女子。 　　这些天，我整天都在校园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声地说：“这是美国学校!”大多数情况下，这足以让日本人离开，但有时他们不理会，并凶狠地盯着我，有时还对我挥舞刺刀。今天，当我们到南山公寓去阻止日军抢劫时，其中一个日本兵用枪对着我和与我在一起的守夜人。 　　由于昨夜的可怕经历，我带着现在是我私人秘书的大王一起走，我们决定到日本使馆去报告情况，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帮助。当我们到了汉口路与上海路交界处时，我停了下来，不知是否应该叫瑟尔·贝茨和我一道去，还是我独自去，或是先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我们很幸运，在美国大使馆找到了一位非常有用的中国秘书或是职员，他叫J·C·谭。他给我写了两封信，并用大使馆的车把我们送去。我们立即来到日本使馆，报告了我们的困难、经历以及星期五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要了一封可以带在身上的信，以便用它将进入校园的日本兵赶走。我还要求在学校门口贴上告示。这两个要求他们都答应了。回来时我高兴得难以形容。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还说，他将去找两个日本宪兵在夜里站岗。他是一个善解人意和稍带忧郁的人。当一切都办妥，我准备给大使馆司机小费时，他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如果对这些毁灭和残忍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会是什么样呢?由于有米尔斯先生和两名宪兵在大门口守卫，数日来我第一次安静地上床睡觉，并认为一切都将会好起来。 　　当我在办公室里写这些日记时，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门外的喧闹与嘈杂声。我猜想，仅这一栋楼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计，今晚校园里一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们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我们不再分配房间，开始时，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曾试图这么做过，但现在他们能够挤在哪里，我们就让他们挤在哪里。 　　玛丽和布兰奇·邬都搬到实验学校来了。 　　12月19日，星期天今天又有大批惊恐万状的妇女和年轻姑娘拥入校园。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惟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 魏特琳日记1937(三)(8) ---------------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接着，我又被叫到西北宿舍，发现两个日本兵正在偷吃饼干。看到我时，他们匆忙离开了。下午晚些时候，分别来了两批军官，我有机会对他们讲述了星期五晚上的经历和今天发生的事。 　　今晚，我们校园有4名宪兵站岗，明天还来1名。入夜，城里至少有3处燃起了熊熊大火。 　　12月20日，星期一晴朗的天气似乎是这些悲哀与痛苦的日子里惟一令人欣慰的事。 　　8时～9时。我在大门口，试图劝说年长的妇女回家，腾出地方来保护她们的女儿。她们原则上都同意，但还是不愿意回家。她们说，日本兵白天不断地到家里来抢所有的东西。 　　10时～12时。我在办公室写一封有关日本兵在我们校园所作所为的正式报告，准备交给日本使馆，但没有写成，因为，我不断地被叫到校园的这边或是那边去驱赶一批批日本兵。 　　在南山公寓里，又有两名日本兵正在抢劫吴博士的五斗橱和手提箱。吃午饭时，玛丽和我到学校的3个地方去赶走日本兵。他们似乎很喜欢在吃午饭时来。我们正在设法要一名宪兵白天在校园里站岗。 　　下午3时。来了一位高级军官和其他一些日本人。他想视察大楼和难民工作。我真希望他在校园时来几个干坏事的日本兵。当我们看过拥挤着难民的中楼后，西南宿舍的一名工人报告说，那儿有两个日本兵正要带走5名妇女。我们匆匆赶到那里，这两个日本兵看到我们时急忙逃走。一名妇女跑过来跪在我面前，求我救她。我回过去正好挡住一个日本兵，不让他逃走，并故意拖延时间，等那位日本军官的到来。那位日本军官训斥了他，然后就让他走了，没有给他应有的严惩，以避免这类无耻行径再次发生。 　　4时。大王和我去了我们的大使馆，大使馆的人带着我们去了日本使馆，再一次报告了我们的情况，要求交还我们的两名工人，并要求他们白天也派宪兵来站岗。艾奇逊的厨师报告说，他的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了，但没有人敢回去埋葬他。 　　出乎我的意料，刚吃完晚饭，25名宪兵被派来守夜，显然中午发生的事起了作用。通过地图，我向他们指出了学校的危险地点，特别是西北角，日本兵常从那里进来。 　　今晚，我们大约有六千多名难民，校园内的路上全是人。夜里，东边的天空很亮，城市里的抢劫还在继续着。 　　12月21日，星期二现在日子似乎很漫长，每天早上都在想这一天如何度过。 　　早饭后，我们开始收集有关昨晚25名宪兵所干坏事的材料(两名妇女被强奸)。但我们知道，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必须小心谨慎，要讲策略，否则，可能引起这些士兵的仇恨。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比我们目前遇到的麻烦更糟。 　　玛丽和程夫人要求女难民吃饭时排队，如果她们有耐心的话，这倒是需要的。我们的米饭总是不够，但有些人拿了超过她们需要的数量。 　　11时。王先生和我到我们的大使馆去预定一辆车，下午送我们去日本使馆。 　　下午1时30分。我和艾奇逊的厨师坐着使馆的车向西开去。他听说他75岁的老父亲被打死了，急着要去看一看。我们看到那位老人躺在路中央。我们把他的尸体抬到一个小竹林里，用席子裹好。据说，这位老人拒绝到大使馆接受保护，说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 　　当我们2时到达日本使馆时，领事不在，因此我们准备4时再来，幸运的是，当我们出门时看见了领事的车，于是，我们就回去与他见面，并告诉他我们很抱歉，无法为25名宪兵提供木炭、茶和点心，能否晚上安排两名宪兵，白天安排一名。他很聪明，猜到昨晚25名宪兵在我们那里表现不佳。 　　今天下午，南京所有的外国人给日本使馆送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为了20万南京居民以及日本军队的自身形象，恢复南京的和平。由于我刚去过日本使馆，所以我没有同他们一起去。 　　离开日本使馆后，我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三牌楼詹金(Jenkin)先生家。尽管他的房子有美国国旗和日本使馆的告示，以及致东京特别电报的保护，但仍然被彻底洗劫。在车库里，我们看到了他信任的佣人的尸体。在这以前，他拒绝离开主人的房子到大使馆躲避。 　　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像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 　　不管悬挂哪国国旗，只要没有外国人在场，任何小汽车停在街上都是不安全的，于是，我们把使馆的汽车开回使馆。我同大王、老邵一起走回学校(我不愿独自一人行走)。这时，一名神情黯伤的男子走了过来，问我们能否帮助他。他27岁的妻子刚刚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家，就碰上了3个日本兵来到他家，这3个日本兵逼迫他离开，而现在他的妻子还在日本兵的手中。 --------------- 魏特琳日记1937(三)(9) --------------- 　　今晚，校园里一定有6000或7000(也许是9000～10000)名难民。由我们这几个人管理，简直累坏了。我们不知道在高度紧张下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是死亡和凄凉。 　　我们与世隔绝，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也发不出去信件或消息。今晚，我到前门去视察时，守门人说，现在度日如年，生活已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实话。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未来。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 　　还没能把我几天前写好的电报发出去。 　　12月22日，星期三今晨响起了剧烈的机关枪和步枪声。这是演习还是更多的无辜者被打死?我突然感到没有力气了，这些天的紧张与悲伤使我精力耗尽。除了早上与日本使馆警官会晤，下午与福田先生会晤，晚上与我们卫兵的负责人会晤外，今天我什么也没干。白天尽可能多休息。有玛丽·特威纳姆和“大王”在这儿帮忙，真是上帝的恩赐。程夫人的许多意见都非常明智、有价值，但她也是疲劳至极。 　　今天，我们没有向难民们提供米饭，原因仅仅是管理问题。我们重新安排了供应的办法，在真正穷得买不起食物的人身上缝了个红标记，以后他们将首先得到食物。我们还准备了票给当天没有领到米的人——每次还没发遍，米就没有了，下次分发时将首先照顾到这些人。我不敢估计现在我们有多少难民，有人认为大约1万人。科学楼只开放了两个房间，一个大厅和一个阁楼，里面就住了1000人，因此，在艺术楼里一定有1200人，他们说，仅仅阁楼里面就住了1000人。在水泥路上，夜里一共有1000人。今晚，菲奇先生过来问我们，是否愿意开放汇文楼，我们说当然愿意。 　　下午，美国教会团的欧内斯特·福斯特(EarnestH.Forster)先生来了，他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今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福斯特还想知道，我们星期天能否在这里举行英语圣诞礼拜。玛丽和我认为，把所有的外国人聚在一起是不明智的，这会引起太大的注意。 　　现在，日本方面每晚都派25名宪兵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第一晚来时就发生了几起不愉快的事件。昨晚一切正常、平静。今晚，我们策略地建议采取昨晚的办法，即让他们守卫在外面，里面由我们来守卫。人们说，城里的情况稍许好了一些，当然火是少了些，不过还是有。我们与外界仍没有联系。 　　12月23日，星期四离圣诞节只有两天了。今天的情况与以往这时的校园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啊!那时一切都很繁忙：节前的准备、美好的期待和欢乐，而现在拥有的只是恐惧和悲哀，不知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校园今天和昨天还算平安。昨天来了三批日本兵，今天只来了一批。过去的两个晚上也还平静。卫兵一天一换，每次新的来时，王先生和我都尽一切努力解释，要他们守卫在校门外，而我们守在里面。今天下午2时，1位高级军事顾问和3位军官来了，他们想视察难民住的房子。我们反复说，一旦城市恢复和平，我们就敦促难民回家。他们说，城里的情况好多了，并认为难民很快就能回家。 　　住在我们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我一直在怀疑，我们晚上看到的那些火是用来掩盖抢劫与杀人的。我现在越来越担心，替我们送信的男孩以及生物系工人的儿子都被日本人杀掉了。 　　我们认为，外国人一起参加圣诞节不安全，因为，当我们都不在时，校园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玛丽和我还担心聚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现在食品越来越少，我们已有好多天没有吃过肉了，现在街上根本买不到任何东西，就连鸡蛋和鸡也买不到。 　　今晚8时30分电灯就熄灭了。连日来，我们仅在实验学校里点蜡烛，以免引人注意。 　　一旦交通通畅，我将让F·陈、李先生和陈先生离开南京，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在这里非常不安全。今天，玛丽的家被彻底抢劫，大多数住家都被抢劫过，除非有外国人在场，否则很难幸免，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如此地忙。 　　今天下雨了，所有睡在走廊上的人，无论如何必须挤进屋里。过去几个星期的好天气是天公最大的恩赐。 　　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幸好他带了一名翻译，这是日本使馆的一名年长的中国翻译，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日本人认为，姑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会躲起来。许多姑娘来问我，日本人会不会从她们中间再挑选另外79名?我所能回答的是，如果我能阻止的话，应该不会。 --------------- 魏特琳日记1937(三)(10) --------------- 　　今天下午，玛丽一直在装饰圣诞树和用于圣诞礼拜的房间。我们选择了楼上一间朝北的房间，房间的一面窗子上有厚厚的绿色窗帘。现在这间房间很可爱，有如从天堂来的竹子、圣诞树和红色的圣诞飘带。 　　晚上6时30分。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圣诞礼拜，程夫人的儿媳及4个孙子也参加了。孩子们非常喜欢他们的简单礼物。尽管他们的奶奶不同意，我们还是为他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明天有其他4批人来使用这个房间。 　　下午4时30分。我去了金陵大学。在这之前，有一批哭哭啼啼的妇女告诉我，她们听说日本人从难民中挑选出一些男子，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将被杀死。 　　许多妇女面临着可怕的困境：和丈夫呆在家里，日本兵来时用刺刀将丈夫逼走，她们遭到强奸；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躲避，把丈夫留在家里，丈夫又有可能被当做士兵抓走，并被枪杀。 　　自从校门口有宪兵站岗、巡逻以来，零星的士兵几乎不再来了，这减轻了我们不少负担。 　　大火仍然映照着南面与东面的天空，很明显，所有的商店都被抢劫，然后放火焚烧。我不想看南京，因为我肯定它已是一片废墟。人们说情况现在好了一点，但我们与外界仍然无法联系，这是我今天从美国大使馆了解到的。 　　12月25日，星期六今天在吃圣诞午餐时，瑟尔·贝茨说他一直准备写一篇题为《地狱里的圣诞》的文章。然而，对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人来说，情况还没有那么糟。实际上，我们校园里多少还有一点天堂的味道。当然，今天和我以前在这儿度过的圣诞节大不相同。 　　今夜又是一个平安之夜，25名宪兵在大门外、在宁海路和汉口路巡逻。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安稳地睡了一夜。 　　今晨7时30分。在南面的音乐教室，F·陈为我们主持了一次非常好的祈祷。我们唱的每一首赞美诗，现在对我们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非常热切地接受它给我们的安慰和力量。包括大王在内，我们共有9个人在场，这些天来，没有人想到事先准备祷文，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祈祷。 　　8时30分～9时30分。来了两批日本兵，但没有找什么麻烦，他们主要对发电厂感兴趣。 　　12时30分。布兰奇和我到巴克家吃饭，格蕾斯·鲍尔也来做客。瑟尔·贝茨和里格斯不时被叫出去，或是到金陵大学，或是到住所；要么就是去保护一辆卡车，要么是去救一批男人或女人，他们现在每天都做这些事。 　　再说说我的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刚出大门，一名妇女过来要我救救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刚从家里被抓走。我们向她指的方向跑去。我们往南走，到了上海路，但被告之他们向北去了。正当我们准备往北去时，看见米尔斯在一辆汽车里，便把他拦下，然后同那位母亲及布兰奇一起上车。很快，我们看见两个日本兵带着那个女孩。她一看见我就转身喊救命，当她看见她的母亲也在车上时，便径直跑进汽车。那个士兵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坚持认为我们亏待了他，赖在米尔斯的座位上不肯下车。一个懂一点英语的军官走过来，用一种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必要的温和方式，把那个日本兵请出来，然后再让我们继续陈述。直到米尔斯说很抱歉，我们必须带走那个女孩时，他才让我们走。 　　下午2时。在学校的小圣诞节教堂，王小姐成功地为学校员工举行了一次圣诞祈祷。3时，罗小姐为附近的女基督徒以及校园里的一些难民家庭主持了圣诞祈祷。薛小姐为白日制小学生以及其他在服务团帮助过她的学生举行了一次圣诞祈祷。至于大多数难民，因为人数太多无法进行这一活动。 　　今晚我们没有宪兵，大使馆给我们派来了一名警察。日本兵正在从城里撤走，一些难民回家了。不过贝茨说，就劫持妇女而言，今天对金陵大学来说不是一个好日子。 　　12月26日，星期天又是一夜平静，前门只有一名使馆的警察，但他的存在给人一种安全感。人们说美国大使馆是宪兵的总部。 　　今天早上来了几批日本兵，但不像以前那么讨厌。一队宪兵来视察，当然，他们要优于一般士兵。 　　早晨7时30分。我们举行了小组祈祷。下午2时，我们为校园里的中国员工做了礼拜。我很遗憾不能去鼓楼教堂，不知他们这两天有没有做礼拜。很可惜牧师撤离了。 　　学校的信使魏今天回来了，由于过度疲劳，没有讲述他的经历。 　　今天下午，我又一次觉得没有力气，我休息了。今天，对住在金陵大学校园里的难民进行了登记，一两天后，我们或许也要这样做。因此，今晚我让陈先生开始准备花名册。 　　白天天气晴朗、温暖。除了日本的《读卖新闻》提供的一些情况外，我们还没有外界的消息，外界也没有我们的消息。这将是没有圣诞节的一年，甚至没有时间来想念朋友。 　　12月27日，星期一今天对我来说是个休息日。这两天有些不舒服，因此，朋友们坚持要我躺在床上。玛丽在这儿，这使我能够安下心来休息。我很高兴有一个休息的借口。今夜又是平安无事，大门口还是只有一名使馆警察。一个外国人也过来和F·陈住在一起。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实验学校的狗夜里叫个不停，我认为或许有小偷。我真不知道狗是怎么逃脱日本兵的刺刀的。宪兵白天来检查，一切平静。他们似乎是一些清白和守纪律的人，大多数人的面相和善。 --------------- 魏特琳日记1937(三)(11) --------------- 　　下午有一些官方电话，一名日军军官明天上午要来找我。破坏仍在城里继续着，大概在北门桥一带，因为我们仍能在那一方向看到滚滚浓烟和大火。我猜想，从南门到北门桥之间的商店都被抢劫和焚烧了。现在，日本兵抢劫时动用卡车，大的东西，如床和地毯等都用卡车装运。他们说，这些赃物被送到溧阳。今天早上，一位妇女来说，抢劫仍在私人家中进行，而且连一个铜钱这样的小钱也不放过。 　　玛丽说，今天开来一辆卡车，车上的日本士兵向我们要3名姑娘，当她给他们看了日本使馆的信后，他们走开了。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所的状况如何?这需要更严格的纪律来约束，然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不用说，它是不会因为环境卫生而获得蓝绶带英国最高荣誉。的。起先我们只有400名难民时，我们设想过每天打扫房间与大厅，随时捡起废纸，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有1万名或更多的难民在这儿，除了劝说难民们不要把校园当做厕所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哈丽雅特所谓“草坪上可以行人”的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如此充分的体现，以至于现在不再有任何草坪了。许多地方，尤其是打饭的地方则是泥土和卵石。树木和灌木丛也严重毁坏，有些灌木被踩得无影无踪。一到晴天，树上、灌木上、篱笆上、围栏上，到处都挂着各种颜色的尿布、裤子等东西，当外国人来时，他们都笑了起来，并说从未见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如此绚丽多彩。 　　到目前为止，难民所里共出生了14名婴儿，死亡4人，程夫人是惟一的护士，她每天超负荷地工作。 　　12月28日，星期二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登记阶段。今天早上8时开始登记。我们这里是安全区第五区的登记点，男性首先登记。我们把自己的人集中在一起，通过翻译，他们首批接受训话。 　　日本人称，如果是中国士兵，应该自首，他们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并被送去干活。我不明白他们所说的士兵是指现役还是曾经当过兵的人。第一个承认的是给Y·H·陈干活的工人。 　　我知道他不是现役军人，我正努力让日本人放了他。接着，那些承认自己是士兵的人四个一排，每人发了一张登记表，然后走到校园的东北角。我仔细看了这些人的脸，他们大多数是老弱伤残者，因为所有的年轻人都到校园的西面去了。这时，昨天打电话的那个日军军官来了，他坚持说，他在上海时就许诺保护所有的美国人，他要求我们住到一个地方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离开各自负责的地方。我们既客气、礼貌，同时又坚决不同意离开，因此，我们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中午前，我们的教工回来了，但没有登记上，因为人太多。现在开始下雪了，这一带看起来很凄惨，但比起城南来要好得多。 　　今天下午，米尔斯来报告说，事实上，所有国家在城南的财产以及中国人的财产都被抢劫过，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这里的损失还比较轻，如果我同时可以去四个地方的话，这些损失甚至还可以避免。因此，我们这儿发生的抢劫完全应该怪我，因为我的动作太慢。 　　但愿你们熟悉南山公寓的人能看到这些。你们还记得暑假时所有的家具要么堆在阁楼，要么堆在大食堂，这样漆匠就可以油漆地板和墙面了。至少有4个五斗橱和一个大衣柜放在食堂。 　　这些东西就像花蜜吸引蜜蜂一样吸引着日本人，他们一批批地到那个房间，我不得不多次阻止他们翻抽屉。我们没有将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储藏室的门上有一个洞，上锁显然是徒劳的，一些食品和罐头被拿走了。 　　他们说“艾尔楼”成了一个景点，3层楼所有的地板上堆了约一英尺厚乱七八糟的东西。 　　最近，两张床和床垫也被抢走了。 　　说来奇怪，实验学校仅被光顾过两次。在12月17日那个致命的夜晚，来了一个日本人，工人在起居室里给他倒了茶。据我所知，他没有抢什么东西。从那以后，又来了一个日本人，但到了厨房就没有再往里走。我认为，我们的狗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就是我们晚上不开灯，仅用蜡烛。 　　12月29日，星期三这个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男子登记工作还在继续。早在9时以前，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大门外很远的地方。今天，日本人比昨天厉害得多。昨天，他们叫当过兵的人自己承认，并许诺给他们工作和工资。今天，日本人检查他们的手，并把他们认为可怀疑的人挑出来。当然，被挑出来的许多人从未当过兵。无数母亲和妻子要我为她们的儿子或丈夫说情，他们是裁缝、做烧饼的、商人。不幸的是，我无能为力。 　　王先生、夏先生和焦先生7时前就去登记了，到10时才登记完。其余的人明天6时30分去。他们似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据说，许多普通的日本兵不把登记证当回事，好几次他们把登记证撕得粉碎。 　　今天下午，我到美国大使馆，还没有外国人返回南京，使馆人员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与外界隔绝，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从外面进来——无论回到大使馆或是公司。自南京陷落以来已有两个星期了，据说，到上海的火车已通车了，但只运军需品。 　　今天早上，我和一些在校园里出售热水的人一起出去，目的是帮他们弄一车煤。他们不敢独自外出，怕被抓或车子被抢。我站在煤店门前等着车子装完煤，这时过来了一名妇女，她说她来自孝陵卫，在城外国家体育馆附近。她说孝陵卫被彻底烧毁了，先是中国军队烧了一部分，接着被日军彻底烧毁。她家10口人中仅剩下她与丈夫及一个孙子，她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及一个孙子都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这只是每天从外面听到的许多悲剧中的一个。 --------------- 魏特琳日记1937(三)(12) --------------- 　　现在城里的日本兵少了一些，因此抢劫也少了一些，不过抢劫、放火还在继续。 　　外面难民的人数现在稍有减少，由于登记，今天只能开一顿饭。校园成了一片烂泥地。今夜，我们仍然只有一名来自使馆的警察。我们3个守夜人也在值班。 　　12月30日，星期四男人的登记仍在继续。清晨5时以前，我就听到人们在宁海路排队的声音。我6时30分起床，接着去了男教工排队的地方，他们6时就开始在外面排队了。詹荣光先生日本使馆的中国翻译，后担任伪自治委员会的负责人。善意地把我们的人早早带进去，这样就可以早一点回来为难民们工作。由于这个缘故，他们8时就回来了。登记的队伍4人一排，一直延伸到汉口路那边，第一排的人说，他们5时就来了。 　　今天下午，我又一次去了我们大使馆，看看能否向纽约及吴博士发一份电报，但仍然不行。 　　他们希望艾奇逊能在几天后返回南京。你们应该看看上海路。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据说，上海路形成一个正规的自由市场了，当没有日本兵时老百姓就很多。 　　从大使馆回学校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小伙子，他刚刚登记过，他的号码是28700，我猜想，在过去的3天里，许多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了登记。 　　当我进入学校大门时，一个母亲跪在我面前说，今天在校园值班的一个日本兵把她24岁的女儿抓走了。我立刻同那位母亲一道去了詹先生家，报告了这件事。詹先生和日本官员都说，今晚不可能找到那个姑娘，但如果明天能够认出那名士兵的话，将对他予以严惩。这位官员说，他手下已有6个人被严惩。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指“枪毙”，但我不敢肯定。 　　今天为年龄在17～30岁的妇女登记，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据说是要了解这个年龄层的妇女，因为她们从事反日宣传最积极。妇女们对此都很害怕，但我不敢肯定。 　　我们希望市场很快开放。现在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更买不到水果。我们今天中午和晚上吃的仅仅是蔬菜与米饭。 　　下午，王先生和焦先生到日本使馆参加了一个会议。似乎在新年要举办一个招待会或欢迎会，要求人们对此表现出热情。他们说每个区都要有所表示。“自治政府”正在筹备中。我们听说要使用过去的五色旗。明天得把那面旧旗子找出来。 　　12月31日，星期五今天早上进行登记的不是学院的260名妇女，而是年龄在17～30岁的约1000名女难民。 　　到9时，她们排队站在中央楼前听训话。首先由一名日本军官训话，接着是詹荣光先生，他们都讲中文。他们说了一些事情，我没听清，我听到的是：“你们在婚姻方面必须遵循风俗，让父母作主，不要上剧院，不要学英语，中国和日本必须融为一体，这样国家将会强大”等等。训话结束后，她们单列排成两队，沿着我们卖饭处的栏杆，一队向南、一队向北走去。大多数妇女和姑娘一次就登记上了，大约有二十名妇女被挑选出来，因为，她们看上去与众不同，要么烫发，要么穿得太好。后来，这些人也都被释放了，因为有母亲或是别的人为她们担保。我不时地能“得到上帝的赐福”。 　　妇女们登记完后，又开始登记男子，看门的杜说，今天凌晨2时，男人们就开始排队了。5时，我听到他们在宁海路排队的声音，队伍一直延伸到实验学校。现在登记暂时停止了，要到1月3日再进行。 　　今天下午，我没有到办公室，除了捻了一些线外，别的什么也没干，但这似乎和我这几天所做的事一样费神。 　　瑟尔·贝茨今天下午来了，并带来一些消息，据说，已要求人们撤离牯岭，蒋介石命令在撤离广州前，在那里实行“焦土政策”。科拉先生(一位年轻的白俄)今天去了太平路，说那里什么也不剩了，两边的大商店先被彻底抢劫一空，然后被烧毁。 　　今晚7时。我们在楼上房间进行了一次祈祷，用宽慰和感恩的祈祷来辞旧迎新，因为在苦难和悲哀中也有福佑和奇迹，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祷告以后，我们到楼下的起居室吃了菠萝罐头。 　　今天上午，有位名叫远藤的日本人来访，他的司令部在大都市饭店。我很喜欢他及与他一起来的宪兵。他们表情友善，且善解人意。远藤先生说，他对难民工作很感兴趣，后来，他还提出要帮助我们。中午，一个少佐来访，他就是12月13日以后不久某午夜来访的那个人。 　　新的一年将给中国、南京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带来什么?我们一定不能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