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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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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1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我们有9个人出席了7时30分的祷告，我们想，以后每天都进行这一活动。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我们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
除了程夫人给我们做了令人意外的早饭外，上午平淡无奇。早饭有菠萝、炸糕、可可以及平时的食物，这的确是一次盛宴。
中午，程夫人和玛丽去巴克家参加新年聚餐。请程夫人去很不容易，因为她太悲伤，太难过，无法高兴起来。下午轮到我在办公室值班。在4时以前发生了两件事。大约在3时，一名工人跑来说，一个日本士兵正带走一位女难民。我匆忙赶去，在图书馆北面的竹林里追上了那个和姑娘在一起的日本士兵，他听见我的声音后飞快地逃走了。后来，我又赶走了同时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士兵。
校园里的一些姑娘很傻，尽管我们一再告诫她们，但她们仍不愿呆在屋里，而是在大门附近闲逛。
大约过了半小时，有3名军事顾问来访。他们看起来很整洁，似乎真的对难民的处境感兴趣，并为此表示遗憾，但他们却把这一切归罪于蒋介石!他们走后，我去拜访翻译詹荣光，看看他能否间接地阻止再在我们校园里为男子登记。我们一直非常谨慎，不让所有男子——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带食品到校园里来，或进来看望难民。但是，让男子在这里登记暂时打破了这个惯例。
在北门桥附近大火冲天，抢劫还在持续着。我们相信，强奸妇女的事件已有所减少，但是，几天前在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校园里有27名妇女被强奸。我们得知，举止似乎文明一些的宪兵今天抓了一些普通士兵，理由是有严重的不轨行为。据说这些士兵被枪毙了。
下午，当局在鼓楼公园召开大会，要求我们区派1000名代表参加，新的市政官员在会上就职。到处是五色旗和日本国旗。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关的细节，但我知道，我们的一位代表对此感到恶心，连晚饭都没吃。毫无疑问，你们会看到人们对新政权热情支持的电影。
今晚是元旦之夜，使馆的警察们还没有来，这使我们很着急。
1月2日，星期天今天天气温暖，阳光明媚。对于那些房屋被焚毁、铺盖遭抢劫的人来说，这是件大好事。
早上开饭时，一辆载有3名日本老年妇女的小汽车驶进了校园，她们是日本全国妇女国防组织的代表。她们没发表什么评论，但似乎对到处看看很感兴趣。我多么希望自己会说日语，向她们讲述这些难民所遭受的苦难。
10时。李先生和我去了鼓楼教堂。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礼拜，布道者曾在我们位于南门的星期日学校工作，后来弃教从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私。他的布道表明，他已在精神上从苦难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一定有八十多人参加了礼拜，在许多人的生活中，宗教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麦卡伦说，上个星期的礼拜做得也很好。教堂以红色装饰，很有节日的气氛。在停了四五个星期之后，今天下午4时30分，英文礼拜又重新恢复了。我上午做礼拜，玛丽则下午去。我们俩不想同时离开，我们中总有一人留在这里，用日本宪兵写的条子赶走四处游荡的日本士兵。
今天，我们在校园里做了3次礼拜：早上7时30分的祈祷；下午2时为妇女举行的一次；晚上7时30分为勤杂工举行的一次。校园里有足够的帮手，因此，我们轮流主持——王小姐主持早上的，罗小姐主持下午的，而陈先生则主持晚上的。
中国人的登记工作明天在8个地点继续进行。人们天真地希望尽快登记，以为有了良民证就可以护身了。我们已听说好几起日本士兵撕毁良民证的事件。
今天下午2时。5架中国飞机飞临南京，投掷了几枚炸弹。我们的老朋友——高射炮没有开火。
贝茨收到了由日本记者带来的莉莲斯·贝茨(Lillath)即瑟尔·贝茨夫人的信。她最后一次收到贝茨的信是11月14日。虽然她写了12封信，发了6次电报，但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获准进入南京。
1月3日，星期一登记仍在继续，应该是在8个地方进行。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登记的人很拥挤。上午8时，日本哨兵来了，8时30分开始训话，先对妇女，然后是男子。今天，自治政府提出的登记方案被日本官员粗暴地否决了，至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这样。
上午，我去了金陵大学，看到登记是在农学系大楼进行的，但与我们相比，人数没有我们这里多。对我们来说，人数太多意味着要将米饭的供应减为一天一次，这对孩子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我认为，男子宁愿在这里登记，因为万一他们被当做士兵，他们的女人能够证明。
只有在进行登记的时候，我们才没有零散士兵的骚扰。
今天为5位妇女写了一份请愿书，以帮助她们找到丈夫。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给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附近被两个日本士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从臂膀上被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在以后的10天里，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下关几乎没有房屋了，他记得只剩扬子饭店和教会房屋还立在那里。他说，没有被运走的家具被当做柴火，不是在炉子里，而是在篝火中焚烧。在以后的两天里，他被带到中央大学西面的一所房屋，继续为日本士兵挑赃物。最后，他被迫挑东西到句容，天未亮就动身，天很黑了才到达，一整天都没吃没喝。在18日到那里后，日本人给了他及其他有同样经历的人路条，并告诉他们可以返回南京了。尽管在黑暗中行走很危险，但他们仍决定冒险。他们一再被日本士兵用刺刀拦住，但最后总算回到了南京。后来，除了两人外，其他人又被抓去当挑夫。他说，他们路过的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尽管如此，为了解渴，他们不得不喝塘里的水。他在12月28日回到了家，既消瘦，又疲惫。即使现在，他仍然因过于疲劳而走不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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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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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来了两位年轻妇女，要我帮助找回她们的丈夫。有一户在南门开鸭子店的人家，3个兄弟中有2人在12月14日被抓走。
妇女们逐渐学会了排队买米，她们觉得这种方法比拥挤和争斗好得多。我们学校附近的上海路看起来像是中国春节时的夫子庙。现在已可以买到一些食物了。我们杀了袁博士的一只羊，供我们和工人吃。此时还是买不到肉。
1月4日，星期二上帝一定是将风调和得适合于剪了毛的羊羔，因为，这几天天气仍然晴朗温暖。登记继续在校园里进行，似乎男人们大部分都登记完了。应该说，有5000～10000名妇女今天登记了，或者说，至少完成了接受训话、领预备登记条等第一个步骤。8时刚过，登记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多，仅在中午休息了一会儿。虽然，日军宣布17～30岁的妇女才需要登记，但有许多人年龄小于或超过了这一规定。总的来说，妇女比男人的待遇要好一些。
然而，站岗的日本兵把人像牲口一样驱赶，并在她们脸上涂上令人难堪的标记，以此为乐。
田中先生应该在下午3时去上海，我原本希望他能将我给鲁丝的第一封信带出去，不幸的是，他下午1时就出发了，我的信还在南京。我的电报仍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美国军舰发出去。
南京被占领3个星期了，外国人仍然不许进来，也不许离开。安全区内的街道上有许多人，不少小贩出售食品。看不到多少日本兵。今晚，我从南山公寓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南门附近，另一处靠近东门。但大火比以前少多了。
登记工作一旦完成，日军当局就要催促人们回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遗憾的是，有那么多人无家可归，即使那些有幸家还在的人，其住所也屡遭抢劫。
1月5日，星期三由于登记，今天早上7时30分开早饭(我们一直是8时开早饭)。8时30分，当我站在那儿和一名中国警察说话的时候，有三四千人从我身旁经过。真是一个可怜的场面。妇女大多都是4人一排地进来，因为她们离开时也要这样列队走。虽然宣布说只有30岁以下的妇女需要登记，但有许多年老的妇女在这儿。通常4人中有一个有力气的人，拖着另外3个人，并催促她们，似乎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个看上去有病的妇女由丈夫背来，另一个年老的妇女被儿子扶来，还有一位显然有心脏病的妇女倒在我身旁，她说，这是第六次来登记了。
9时。当局的小汽车来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是来为妇女们登记的，而是告诉她们不必登记了，于是，她们又疲惫而蹒跚地往回走。我们的门卫对我说，有些人凌晨4时就来排队了。我们仍然为那些登记时站岗的日本兵提供取暖的篝火，但是，我们的柴火就要告罄，陈中凡家的桌椅都拿来当柴烧了。取消妇女登记，使薛小姐和王小姐松了一口气。
情况略有好转，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今天下午，我的3个好助手——程夫人、布兰奇·邬和王小姐因感冒和劳累而躺在床上即是明证。然而，安全区外面的情况仍然很糟糕。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来自户部街的56岁的妇女，她昨晚被强奸。
今晚在校园门口，有个男子想为住在我们校园里的女儿送些吃的东西。当被告知我们不让男子进来时，他说：“现在我只有这个女儿了。3天前的晚上，在安全区内，我的妻子因反抗日本兵时呼喊，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了窗外。”下午我在办公室时，一名刚结婚18天的新娘来问我能否帮助她找到丈夫。他是位无辜的裁缝，12月25日在家里被抓走，至今未归。另一位结婚两个月的新娘恳求我帮她找回12月16日被抓走的丈夫。虽然两人都不是当兵的，但找回他们的希望却很渺茫，因为，我听说在最初几天疯狂的日子里，许多年轻人被枪杀。在前一个例子中，那位男子是10口之家惟一挣钱养家的人，后者则供养8口之家。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悲剧。
我和王先生在五六时之间去了日本大使馆，请求继续派使馆的警察每晚在我们大门口站岗。
只要有一名使馆警察，对我们就很有帮助。
1月6日，星期四显然，日本人昨天傍晚改变了难民登记的方法。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这次登记改由文职人员负责，而不是军人。刚到8时，又有许多妇女拥进来登记。然而，这次没有人训话。难民们约排成12行，在每行队伍前面有两张桌子，在第一张桌子前领许可证，在第二张桌子前领登记卡。所有的登记都由中国人负责，不过，有几个日本警察，还有几名日本兵在附近围着篝火取暖，今天天气很冷。
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我得到批准，带着5名工人和程夫人的儿媳及4名女勤杂工去登记。登记很快就办完了，这就免去了那些繁琐的程序，而这些程序令人厌烦。布兰奇及一名女勤杂工还躺在床上，但我没费周折就为她们拿到了登记表。
在事先通知了日本大使馆的情况下，上午11时，3名美国官员——我想是领事，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平仓巷3号吃了饭，今晚，日本大使馆将正式宴请他们。为此，日本使馆的高头先生来这里找一些鸡蛋，我是从他那儿得知这件事情的。我为晚宴找了10个鸡蛋，并很高兴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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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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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冈中佐于上午11时善意地来访，并带走我写给瑟斯顿、鲁丝、贻芳和吕蓓卡的信，他下午将飞往上海。我们希望鲁丝明天上午就能收到信。这是封非常难写的信由于是通过日本人带信，魏特琳担心日本人看到信的内容。。令我惊喜的是，下午5时，斯迈思带来了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这是12月5日以来我第一次收到的来信，这些信的日期为12月19日和20日。请记住我最后收到的是11月14日的《字林西报》。此后，我连信箱都想不到看了。斯迈思还告诉我，明天中午之前送到大使馆的信，可由明天下午的船捎往上海。
今天下午，5个日本兵被派来站岗，现在他们都在门房——确切地说是陈先生一家住的房子。在我们这儿呆了8天的使馆警察是最令人满意的。我们极不情愿由士兵来接替警察。我们的难题是无法区分哨兵和普通日本士兵，因此，我们常犯一个可怕的错误：试图把哨兵当做普通士兵赶走。
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的陶宝庆先生上午来访，他是个62岁的老头。他最后一次担任公职是在齐燮元北京政府时期任江苏督军。手下(大约1924年)。
我们这里年纪大一些的难民都陆续回家了，但是，大多数年轻的难民还在这里。在我看来，这样很明智。对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备感心痛。
1月7日，星期五妇女们的登记大约三天就结束了。最后两天的登记办法令人满意，这使得妇女们不那么紧张和恐惧，因为负责登记的都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日本兵在边上站岗。几名日本使馆的警察在这里配合中国警察执勤。中午，我遇见一小群匆忙进入校园的妇女，她们说，是从南京西面17里的地方来的，她们认为登记过了就会安全。
今天上午，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布兰奇感冒了，还躺在床上，但今天好多了。虽然很冷，但天气晴朗，充满阳光。人们都在房屋的南面晒太阳。
上午我在写报告，这是昨天抵达大使馆的3名美国人所要的报告。他们回来，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他们似乎还没有等到允许就回来了，原先，他们只是说会在某个时候到达。在送这份报告时，我还带去了给鲁丝、弗洛伦斯和艾丽斯的信，因为有一班船今天将去上海，可以通过这班船带信到上海。由于不知道上海的新闻检查有多严格，我不知道在信中该写些什么。
今天，红十字会开始采取新的方法为校园里的难民供应稀饭，以前是在校园大草坪的两处开饭，而现在将在伙房里卖。伙房在北面，从我们教工花园穿过马路就是。
今天，我们第一次收到零星的无线电广播，听到了我们一直在担心的消息：在那几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日本飞机对汉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人口众多的城市，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据说与南京一样，杭州也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上帝可怜那些穷人吧!但愿他们不要经历我们这里10天来的恐怖!4时30分。我去了平仓巷3号，仍住在我们木工房的唐老板与我一道去了。我仍然认为，最好不要单独外出，以免发生不测。有几位先生非常担心他们的妻子(她们原先在牯岭，后来到了汉口)，尤其是米尔斯和斯迈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工作都非常出色，他们为众多中国人的利益奉献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自己的房子却遭到了抢劫。德国商人也非常了不起，相互配合得很好，委员会主席拉贝无所畏惧。
1月8日，星期六今天很冷，没有阳光。没有足够衣服和被褥的人们要受罪了。虽然外面的局势还不很稳定，但越来越多的人回家了。现在，校园里约有五千名难民。家住我们学校西面姓陶的邻居一直和家人住在校园的东院，他早晨回来说，即使是男人，现在也无法在他家所在的地区安居，因为日本兵随时都会来要钱，如果不给，就强迫他们去找花姑娘。他说，家里现在一无所有，他回家是为了保住门窗。下午，从校园可以看见三个方向的大火，这意味着抢劫仍在继续。
贝茨给我看了埃尔茜发来的电报，她在电报中说收到了我的电报，她还说，1月16日，金陵大学的办公室和职员迁到了成都。我希望得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分校的消息，真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不知道吴博士在哪里。现在，我们的大使馆里有3个美国人了，这真让人感到宽慰。
午后，日本大使馆的高头来访，要我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学院的损失和美国公民的损失，他带来了翻译，翻译明确地说，他们不考虑中国教师的损失。学院的损失很小，我对他们说不要赔偿了，大概共毁坏了6扇门。至于私人的损失，艾丽斯是惟一有损失的人。其他外国人的财产均在南山公寓的阁楼里，没有被发现，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有损失。由于昨天给了高头10个鸡蛋宴请美国大使馆官员，他欠我的人情，因此，我大胆地请他帮忙，希望他婉转地让日本哨兵在汉口路和宁海路站岗，而我们自己守卫校园。昨晚9时～10时之间，两个日本哨兵到养鸡场，把里面的工人吓得要死。
谣言传播起来像野火一样迅速。据说，中国军队已临近南京城，并说，日本军队想借老百姓的衣服化装逃跑等等。我承认，日本兵想要老百姓的服装也许有上述原因，但我知道几个更接近事实的动机。我问高头，南京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安宁，让难民们回家?他回答说：“大概两天以后。”从农村来的妇女说，她们那里的情况可怕极了。严格地讲，她们只有将自己埋葬才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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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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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5时。王先生、程夫人和我乘汽车到格蕾(Gray)小姐家找王师傅。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家如此乱七八糟。大部分东西扔在外面的院子里。我们不知道王师傅是死是活，既没有找到人，也没有找到尸体，估计他在12月13日之前去了芜湖。后来，我们去了新街口，主干道中山路两旁的许多商店被焚毁，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抢劫过。我们看见街上有两辆卡车，日本人正往车上装掳掠来的物品。
6时30分～7时。在我们教会的团契活动之后，王先生、玛丽和我到大门口去拜访哨兵——他们每天都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明白我们在校园内执勤。
1月9日，星期天今天阳光灿烂，但却相当寒冷。池塘里结了一英寸半厚的冰。没有难民睡在有顶的长廊里，但有些人睡在大厅里。很多人晚上来，白天回家。可怜的贝茨在金陵大学农学系和金陵大学附中所遇到的许多麻烦，我们这里还未遇到——难民中的负责人相互争吵，然后到日本人那里去告发对方；难民将赃物带到难民所，然后为分赃而争吵；难民内部有告密者。
王先生、李先生、薛小姐和我去鼓楼教堂做礼拜。你们想象不出上海路上稠密的人群，主要集中在美国大使馆和金银街之间。路两边，数以百计的小贩开设了店铺。很遗憾，我不得不说，他们卖的东西大部分是从商店里抢来的赃物。我们的工人也开始买这些东西，因为，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教堂的礼拜做得很好，约有五十人参加。中山路上现在有不少车辆，主要是日本人的卡车和小汽车。安全区外还有许多日本兵。
玛丽在2时的妇女礼拜上帮忙。南画室座无虚席，由罗小姐布道。星期四，我们也为妇女们举行了布道会。在今晚为工作人员举行的礼拜上，南画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可能是出于好奇而来参加的。
4时30分。我们14个人参加了英文礼拜，礼拜由马吉主持。大使馆的埃斯皮(Espey)先生也来了。我第一次确切得知美国军舰“帕奈号”被炸沉，同时沉没的还有美孚石油公司的两艘船。这似乎是日本人故意干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与所有日军官兵的接触中，他们似乎对美国人很友好，并且无一例外地告诫我，要警惕俄国人和英国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3名英国官员抵达南京，除了我们之外，又增加了6个人，这说明现在的局势更加稳定了。
善良的程夫人今天“打劫”了伊娃的屋子，顺便说一下，这屋子还没有人进去过。她在屋里找到了一些油，并让老厨师陈本立(音译)做了蛋糕。晚饭时，我们将蛋糕吃了。她原准备将蛋糕送给平仓巷3号的人，当我对她说，他们那儿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因此，常有蛋糕和饼干吃。我这样说了后，她才让我们吃蛋糕。过一阵子，玛丽和我要请厨师做肉馅饼，因为，玛丽发现日本兵并没有将她屋子里的肉馅抢走。
特里默医生说，一家日本商店在中山路开张了。里格斯先生把他的时间都花在为粥厂运煤炭上，而索恩先生的时间则花在送大米上。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怀疑很多人都得挨饿。
1月10日，星期一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特别是最后的几小时。晚餐时，我发现鲁丝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日期是1月5日，这显然是由英国大使馆的人带来的。信中夹有一封吴博士12月20日寄自汉口的信，还有弗洛伦斯1月3日写给格雷斯特小姐一信的复写本。刚吃完晚饭，我们便围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分校正不断发展，这真是太好了!已来了4位新老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看了吴博士和鲁丝的来信，我们多么希望讨论一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远景规划啊!在校园内开办一所中学的设想目前还无法实现，但是，为那些丈夫被日军无情杀害的妇女们开设一所技能培训学校则非常必要，并且是切实可行的。今天上午，程夫人和我讨论了鼓励在明德中学开设一所小学的计划，但即使这样也不大可能，我们将视情况而定。
阅读了信件之后，玛丽和我到大门口的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哨兵，并试图对他们表明，如果他们愿意到宁海路和上海路去巡逻的话，我们将负责校园内的安全。
此后，程夫人带来了一些蛋糕，想想看，这是自己做的蛋糕!昨天她“打劫”了伊娃的橱子，结果，今天我们就有烤鹅和蛋糕吃。今天的菜肴真够丰盛!在程夫人走之前，我们朗读了弗洛伦斯致格雷斯特的信，大多数得不到解答的问题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对外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了解。在烛光下，玛丽和我吃了一大块蛋糕。我们不知道是否为今后留下一些蛋糕，但最终决定不留，因为今晚我们心情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下午4时之前，我带几封信去了美国大使馆，希望通过使馆送往上海。想想看吧，城里已有9位外国官员——3名美国人、3名英国人和3名德国人。生活几乎恢复了正常，不过，今天下午远方仍有浓烟，这无声地证明了抢劫还在继续。今天上午，离我们校园不远处，2名姑娘被强奸。
下午来了4个日本兵四处看了看，他们还不算讨厌。那个头目和我交换了邮票，并很自豪地给我看了他妻子和孩子的相片。但愿我能将所有的敌人转化为朋友，帮助他们认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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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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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星期二你们很难理解我们对这些平静的夜晚是多么感激不尽。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一整夜，同时，也对校园内大量女难民的安全感到放心。最近几个晚上为我们站岗的是新派来的5名宪兵。此前的8个夜晚，由大使馆的警察住在学校门房里。除了平时的守夜人，我们又增加了两名曾当过警察的人守卫校园，他们现在已身着便装。在此之前的5个晚上，我们这里有一大群普通士兵(约25名)站岗，我们对他们很担心，因为不论我们怎么说，他们坚持要在校园内及校园外站岗。就在他们来的第一个晚上，两名妇女被强奸了。这一事件发生不久，我们便让使馆警察来站岗。全城只有17名宪兵，如果多一些宪兵的话，情况会好得多，因为，他们似乎素质较高，我遇到的几个相当不错。
上午9时～12时。F·陈和我一起到国际委员会总部，这是第一次召集所有难民所的负责人开会。会议开得很成功。一开始，拉贝先生和我们在一起，他对各难民所负责人(大约20个难民所，35人参加了会议)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们交流并讨论了各自的困难和问题。和往常一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比那些男女混住难民所的问题要少得多。那些难民所里的坏人——吸鸦片、赌博者招惹出不少麻烦。
下午3时。我带了一大包信件去我们大使馆。在我的劝说下，程夫人终于给纽夫人写了一封信，她以前不愿意写这封信。
4时～5时。我在办公室。来了许多妇女，恳求我帮助寻找她们的丈夫，他们有的已失踪数周，实际上，从12月14日以来就再没有见到过。如果我直接对她们说，我认为他们永远回不来了，这未免过于残酷，但对那些被抓走的年轻男子来说，这是事实。在最初的那些恐怖的日子里，他们被枪杀了。
今天晚饭后，我和王先生到大门口与卫兵交谈。我们得到了他们头目的姓名，并让他们知道由我们负责校园内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样做更明智。东北方的天空闪烁着火光，又是一幢房屋被焚烧。
此后，我和薛小姐去巡视了艺术楼，我们原打算安排490人住在这里，有些人认为，我这样安排过于拥挤，但在人数最多时，我敢肯定那幢楼里住了2000人。
1月12日，星期三天气冷多了，我们担心要下雪。如果有可能，我们想把房屋后面的粪便打扫干净，否则，大雪融化时将使其蔓延。不幸的是，我们到处都弄不到石灰，因此，没有石灰作消毒剂。不可能让所有的妇女都将马桶倒进我们挖的粪坑里。自从校园外面每天提供两顿饭，以及登记工作结束以后，学校的工人稍多了一些打扫卫生的时间。
上午7时左右。我看见9架似乎是中国的飞机向句容方向飞去。
10时～12时。王先生在艺术楼会客室里统计丈夫或儿子至今仍无下落者的资料。今天下午，我将把这些资料送给福田先生，但愿他对此能有所帮助。要求获得红票免费吃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其部分原因是人们把钱用完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又有贫穷的人们进来了。此外，还有许多人要被褥。
今天下午，王先生、焦先生、夏先生和我到美国学校北面的寺庙仓库，看看能否为学校弄一些大米。我们能够得到大米，但没有办法运进来。
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正在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很显然，留下来的少数中国警察没有相应的权力，而为数不多的日本宪兵连自己的士兵都管不住，更不要说管老百姓了。
许多人从安全区回到自己的家，尽管他们的家还不安全，但这是保住房屋、门窗和地板的惟一办法。
今天，程夫人、F·陈和玛丽都感冒了。大家工作极为辛苦，也非常紧张。
菲奇和斯迈思今晚来访，并给我带来了一些黄油。黄油是大都会旅馆的经理送的，虽然不太新鲜，但这毕竟是黄油。大都会旅馆现在已成为日军宪兵总部。
今晚，王先生和我去结识新来的4名哨兵，我发现他们很聪明，并且很友好。军曹是个中学毕业生。每晚我们都记下日军哨兵头目的姓名。我觉得今晚将平安无事。我仍旧把自来水笔放在牙膏盒里，而不是放在抽屉里。
1月13日，星期四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了。现在局势有了一些好转，抢劫、纵火少了一些，人们稍许多了一些安全感。安全区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兵，而且强奸事件也几乎停止了。至于安全区以外的情况，我们只是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事实。抢劫还在继续着，不仅是日本士兵，而且还有老百姓。
今天上午，我花了很多时间设法解决5名年轻妇女的问题，她们是从短期护士培训班毕业的护士，来这里寻求庇护。我们认为，不能将她们集中收留在这里，这将会给她们、也会给其他难民带来危险。我们选择了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内的5个难民所，让她们抽签。后来，我们为她们写了几封介绍信，派一名工人送她们去。
我们送信的小伙子魏，自从经历了那段苦难之后，不敢再走出学校大门了。
下午，我花了4个小时设法把米运到学校来，最后，总算运进来12袋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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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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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委员会已把运送大米的有关事宜移交给了自治政府，而他们却遇到各种困难。他们在美国学校附近设立了销售点，但现在又被迫迁出了安全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大米，这些大米以前是中国军队的。听说，里格斯先生今天去了7家煤店，但都没有煤。燃料越来越成问题，除非能从外面运进煤来，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房屋木料和家具被用做燃料。
能使人保持健康的食物也成了问题。实际上，农村已没有什么绿色的蔬菜。一度有7万军人住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鸡、猪或牛留下来。驴子被宰杀了，马也是如此，今天有人看见有马肉卖。已设法去上海弄蚕豆、花生和绿色的蔬菜。
玛丽、程夫人和布兰奇仍然患感冒卧床。陈先生已经可以起床了，但还不能出门。
今天有200人参加了罗小姐为妇女们举行的祈祷会。事实上，举行祈祷会我们并没有声张。
但愿这里有一个能将全部时间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的能干的人。
1月14日，星期五今天又是阳光灿烂，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日子，上帝继续给我们无尽的恩赐。
我一整天都在设法将28袋大米，从美国学校附近寺庙的仓库中运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如果里格斯无法为我们弄到卡车，我们就得花一天时间，用独轮车或板车运送大米。下午3时，正当我们已不抱希望时，里格斯开车来了。
上午11时30分。王先生和我再次去了门房，认识一下新来的卫兵。这些卫兵的头目是个农民，另一个卫兵是个机修工，还有一个是兵工厂的工人。我们认为，结识这些卫兵虽然费时间，但却值得。到目前为止，一批又一批的卫兵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如果他们挑选4个较好的卫兵长期为我们站岗，而不是每天换人的话，那我们就更放心了。
城里至少有一个地区现在有电了，我们又开始收听无线电广播。据说，中日双方在徐州附近集结了大批军队，我是多么可怜那里的老百姓啊!今天想买头活猪，但一个知情人告诉我，南京周围几十英里之内已没有猪了。马肉、骡子肉，甚至狗肉都有的卖，但就是没有猪肉和牛肉卖。
埃尔茜今天发来电报说，吴博士目前在成都。
情况好转后——如果能够好转的话，我想给实验学校的看门狗授予一枚“卓越服务奖章”，它的确是一个忠实的守夜者。
下午和晚上，我看到两处大火，一处在西北方，另一处在东面。抢劫和纵火仍在继续着，数目惊人的赃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上的渣滓赶上了好时光，当警察撤离时，这些人被释放了。
今天，我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个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1月15日，星期六今晨6时～7时之间，10架日本飞机飞越南京上空，向西南方向飞去。估计这些飞机要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去轰炸九江、汉口或长沙，为此，我们非常担心。飞机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看上去像是欢乐地载着一群愉快的旅客去度假。
(以前从事过布道工作、两个星期前进行登记时为日本人当翻译的詹荣光，今天早晨独自悄悄地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他及家人能否住在校园里，他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布道工作。他现在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前面提到的一个日本军官与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结婚后住在他家，而其他军官由于嫉妒或别的什么原因，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这些军官对詹荣光也不满。显然，他很害怕，觉得最好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出去，并辞去现在的工作。他的话真实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福斯特今天上午来说，他的工作人员每周可以来5天，协助这里的布道工作。我们将制定计划，他们会准备题目，进行布道，下个星期开始举办布道会。他还告诉我，陈越梅即杭立武夫人。的钢琴和“维克多牌”留声机及床都被抢走了。
今天下午，我向日本大使馆报告了26名妇女的丈夫或儿子被抓走至今未归的情况。这些人的丈夫没有一个是军人，其中许多人是一大家子的惟一供养者。不知有多少人在初期的野蛮屠杀中被杀害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听到的枪声都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很可能是些无辜的人。
许多天来，第一次有日本兵来到我们校园，他不理会门卫。我发现他进入西南宿舍楼住有难民的屋子。当我把他送出来时，他表示愿意离去。
我们从美国大使馆得到一份礼物——两只鸡和几个鸡蛋，这是他们在美国军舰“瓦胡号”附近的农民那里买的。我还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装贵重物品的箱子可能被打捞上来了，是由一名俄国潜水员从沉没的美国军舰“帕奈号”中打捞上来的。由于军舰已迅速被长江河床的泥沙掩埋了，他们无法把军舰打捞上来。我特别为瑟斯顿夫人高兴，因为她结婚用的银器都在箱子里(她曾把这些东西保存在学校的保险柜中)。
今晚，拉贝、克里斯汀·克鲁格尔(ChristianKruger)、马吉、贝茨、斯迈思、鲍尔、特里默、米尔斯和我，在日本大使馆做客。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虽然，我们嘴上开着玩笑，但心情却常常十分沉重。我认为，增进相互了解还是十分必要的。田中、福田和福井先生是主人。晚餐与这些客人一样，也具有各国的风味，有中国菜、日本菜和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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