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 --------------- 　　3月1日，星期二天气非常暖和，就像春天一样，我们担心会发生流行病。 　　上午9时。我和程夫人坐车去焦太太家拜访。在考试院附近，她有两幢西式房子。我们希望看到她的车子仍然停在那儿，然而，唉，两幢房子都被烧毁了，一片凄惨的景象。被毁坏的一幢房子当过马厩，车库是空的，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留下。 　　离开那里后，我们去了中央研究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辆日本卡车，一个日本人——他不是士兵，还有不少中国人正在搬生物标本。我听说，这些资料已经送给金陵文理学院了，并已安排了两个人在那儿看守，假使我们有汽车的话，早就搬走了。他们说，正在把东西搬到中央地质研究所，以便安全保存。我们和他们一起去了中央地质研究所，见到了那里的负责人。他说，他们把所有的科研材料都保存在那幢楼里，是为了安全。他认为，我们日后可以拿到那些标本，但他也没把握。如果，我们想将它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必须得到驻扎在新街口的日军允许。我们到了中央地质研究所后，程夫人先走了。奇怪的是，我发现那里的两个年轻人开车跟着。我去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地质研究所，这两个年轻人命令不必搬那些标本了，然后，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允许我将这些东西送到金陵文理学院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平仓巷3号，安排救护车和卡车，下午去运标本。下午4时，两辆车满载而归。希望这项工作明天仍然能顺利进行。但我不指望会有好运气，因为，在任何环节都可能会受阻，但友善，并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回报。 　　下午，在实验学校看到的一幕令我很恶心，我的狗莱蒂叼来一颗小孩的头颅，可能是被抛弃的或是没有被掩埋好的尸体。 　　附近的妇女们报告说，由于日本兵的到来和他们不断地寻找“花姑娘”，她们仍然不能呆在家里。昨天，人们身上的钱财已经被搜刮殆尽，就连20个铜板也不能幸免。当我们今天早上去南京城东时，除了正在搬运掠夺物的人之外，看不到其他中国人。抢劫还在继续。我们看见许多士兵、军车——坦克、装甲车及军火等。除了少数几家日本人开的商店在营业外，大多数商店都没有开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开店是十分冒险的。到今天，日本人进城已两个半月了。 　　3月2日，星期三今天天气有些凉，飞机活动也少了一些，至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上午，8个年轻女子被她们的母亲从南京西边靠近广播电台的村庄带来我们学校，她们说，她们村一直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村子周围一直淹着水，现在水退了，日本兵在夜晚不断进村找年轻女子。我们劝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跟她母亲一同回去，因为她看起来还不到10岁或11岁。一位妇女说，她的丈夫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3位年轻的妇女进来了，她们是从城东的村子来的，并报告了同样的情况。 　　王先生的3个孩子和程夫人的3个孙子、孙女，下午在忙着建一个花园，花匠小董是他们的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 　　我们继续从中央研究院搬资料。假使这些东西和植物标本在麻烦发生前就搬走的话，该有多少年的科研成果能得以保存啊!3月3日，星期四我在艺术楼设了一个办公室。由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愿意拨专款为每1000名难民支付4位工作人员和2位助手的费用，于是，我们雇用王先生、焦先生和陈先生帮忙管理难民所。一旦煤运到，我们就要开设一两个澡堂。 　　今天，我支付了2月份的薪水。现在，我已把钱存到银行去了，相信这样比较安全。但遗憾的是，我以前一直没有将它存在那儿，而是放到“帕奈号”上了，如果有人帮我们捞回我们的钱，那该多好啊!不出所料，我们的教职员工大多病倒了，玛丽住进了医院，吴小姐和薛小姐无法上课了，罗小姐也累倒了。 　　新规则是所有新来的难民，首先必须到宁海路5号去，由那里作出决定：是否允许入住以及如何分配。 　　我们真希望更多的难民能够回家。我们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我们特别担心春天的流行病。 　　假如我们能买到石灰消毒就好了!我们已挖好了两条存放粪便的壕沟，壕沟长20英尺，宽5英尺，深4英尺。 　　今天有300多人参加了礼拜。王小姐领唱得非常好，不幸的是由于玛丽病了，我们找不到人弹钢琴。 　　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蜜蜂号”明天要去芜湖，我们顺便让它捎去邮件，星期六它可以带邮件去上海。 　　今天的天气更凉了，还下着雨。 　　3月4日，星期五今天下起了春雨，天气更凉了。这场雨对树木来说真是太好了!黄水仙不久就要开了，紫罗兰也十分可爱。难民在校园里到处挖掘绿色植物，我们不得不禁止，因为他们把花挖掉了，包括紫荆、一枝黄等。 　　我一直在努力平衡账目收支，只是一点都想不起来，12月9日我在哪里支出了50美元。我知道，我把它花在家禽计划上了，我也知道，所有属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钱都被安全地藏起来了，或者是存放到了“帕奈号”。 　　午后不久，来了一位芜湖的17岁女难民。只要一看这孩子的可怜相，就知道她的故事有多悲惨。她说，日本人一到芜湖，日本兵就到她父亲的商店里去了——她父亲是个商人。因为她哥哥理的是平头，看起来很像士兵，所以她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和姐姐全都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了。而她则被两个日本兵带走了，和她一起的还有另外8个姑娘，被他们看管起来，过着地狱般的日子。大约两周前，他们将她带到南京的南门，一位看起来比其他人和善的长官告诉她来我们这儿。我们给她发了被褥、脸盆、饭碗和筷子。明天，我们将送她去医院。 ---------------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2) --------------- 　　我想，这就是许多家庭的命运吧!“中日提携”?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取得胜利吗?今天收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蟋蟀号”军舰从上海带来的邮件，还有一封11月30日写的信，这封信曾被寄到汉口。 　　3月5日，星期六天气阴沉沉的，空中没有飞机活动。灌木和新移栽的树木需要这种天气。 　　我花了一个上午为在上海的教师找书。下午则用来写信和给在各地的许多朋友回信，他们写来的短信，让我意想不到，而且十分珍贵。美英大使馆被迫取消为中国人发信和收信的特权，这真是遗憾，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那些缺乏钱而困在这里的妇女们不能随时写信求援了。 　　中午前，有3位宪兵来访，其中有2位我以前见过。他们对我们的图书馆很感兴趣，而且态度很友善。我高兴地挤出时间带他们参观，因为，我想那样也许会有好处。其中一个懂点英语的宪兵说，他听说过京都的同志社大学。 　　今晚，我们为全体教职员工举行了一次晚会，晚会安排了许多游戏，还有点心和饮料，大家似乎玩得都很开心。开晚会时，我们仍然把厚厚的绿色窗帘拉起来，而这在过去是没有必要的。 　　学习《耶稣传》的圣经班情况如下：高中和初中有两个班，六年级有两个班，五年级(70人)分成两个班，三年级、四年级(300人)分成四个班，总共十个班。早祷之后，我们于8时开了个教师会。 　　3月6日，星期天昨晚下了一夜的雨，到今天傍晚开始下雪了，真让那些回到被毁的家园的人们备感寒冷与凄凉!今天没有日本人来打扰。 　　沈牧师在下午的礼拜上布道，参加的人很多，约有350人。他告诉我们，今天早上在原安全区外面的5个教堂举行了礼拜活动。今天，在估衣廊的卫理公会教堂首先举行了礼拜活动，第二个礼拜活动是由麦卡伦先生在南门基督教教堂举行的，第三个礼拜活动是在圣公会的圣保罗教堂举行的。这些教堂对那些返回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下午，德国大使馆的参事罗森博士在英语礼拜活动中发表了讲话。尽管他很谦虚，而且看起来局促不安，但他的讲话很好，主要是强调基督教的谦让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崇拜。这不是自我贬低，而是我们对人类与万能的上帝之间的真正关系的感知。他还阐述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兄弟之爱。 　　礼拜结束后，传教士们留下来吃晚饭。饭后，讨论了如何让更多的传教士回到这儿来。我们是根据老规矩，请求所有的传教团体都来，还是让很少几个我们急需的人来呢(但这样会不会使其他的团体泄气呢)?由于中国军队开始一次攻势，战火会蔓延到这里吗?我们打算在9时30分收听基督教广播节目，但由于干扰，我们什么也听不到。 　　那可怜、勇敢、幼小的黄水仙、紫罗兰和茉莉花，今晚要受冻了，因为，天上正在不停地下着雨夹雪。 　　3月7日，星期一现在，我们有14个人做早祷告。早祷后，宣布当天的通知和计划。现在是7时吃早饭，7时30分做早祷。我们正对这里的难民重新进行登记。我们决定，努力说服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似乎无法防止不了解这里情况的新难民悄悄地溜进来，看门人无法查明他们的身份，即使是管理大楼的工友也弄不清。 　　上午11时。米尔斯、索恩和我一起去美国大使馆，向阿利森先生询问让传教士回来的有关事宜。艾奇逊先生大约星期四到这儿，在他停留的短短几天里，阿利森先生将试图召集3个大使馆的代表联合行动。他们还将努力找到去城外的布道团基地的途径，比如淳化镇，至今只有麦卡伦和里格斯曾经到过城外，前者为医院买蔬菜，后者为难民所采购大米和煤等生活必需品。罗森博士也只出城去了国家公园中两个指定的地区。 　　上午在下雪。花匠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将杂志搬回图书馆顶楼，将我们去年夏天所做的工作全给毁了。不久，我们必须将地下室里许多已装箱的书全都搬走。 　　学习《耶稣传》的10个班还在继续上课，下午的全体会议也照常开，大约有250人参加。 　　我去大学医院看望玛丽，医院里充满了悲剧。住在玛丽隔壁的是一位54岁的农民，由于他说不知道哪里有牛和妇女，便被日本兵吊在两棵树中间，下面燃着一堆火。后来，一位军官可怜他，才停止用火烧。邻居们一直等到日本兵走了，才割断绳子放他下来，并将他送到大学医院里来。 　　已经两三天没有飞机活动了。 　　大约下午2时。来了两名普通士兵，但未制造麻烦，我和李先生带他们参观。玛丽说，从她住的病房窗户，能看到中山路上有许多车在运军火。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呢?3月8日，星期二早晨，大地银装素裹，覆盖着一层美丽的白雪，这是冬天最美的景色，当然也非常冷。 　　我花了一上午重新仔细阅读了吴博士的来信，并给她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回信。她不久将离开成都。一年前，我们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今日中国的状况啊!哦，何处才是尽头啊?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由和进步的，因为，在我们心中只有恐惧。 　　大约2时。有一两百名妇女和女孩跑进校园。据报告，日本士兵正在邻近地区挨家挨户搜查，找钱财和“花姑娘”，人们都被吓坏了。这些妇女中约有100人后来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这使出席的人数达到370人左右。 ---------------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3) --------------- 　　礼拜活动后，我们为本周将开设的4个或更多的班制定计划。要是我们有更多的布道者和教唱歌的人就好了!现在，我们在东南餐厅开两桌，5位给我们帮忙的女难民和我们一起吃饭。 　　3月10日，星期四早上，一片美丽的洁白世界，可惜，明媚的阳光使雪很快融化了。我有一个感觉，这将是我们度过的最后一个寒冷的天气。如果人们敢种菜和庄稼的话，那么这场瑞雪对春天的田园是很有益的。斯迈思估计，农村的田地至今只有1／3是正常栽种的。如果士兵继续威胁农村居民的话，下个秋冬季节就有闹饥荒的危险了。 　　今天，又有一些飞机活动了。下午，警报响了两次，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现在已没人留意警报了。 　　今天，我们这里发现了第二例猩红热。假如她母亲在家的话，我们只能将这个女孩送回家，因为，那是我们能进行的最好的隔离。我们害怕万一某种流行病在我们的难民所里或在这个城市流行开来，医院的人手就会严重不足或工作过度紧张。布雷迪医生2月21日到这儿，至今已为难民所里的7582人打过预防针。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约有2000人。 　　要是我们这里有校医和护士就好了!程夫人目前无法做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3个帮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 　　今天上午，我见到第一个班的学生(35位20岁以上的妇女)，在旧式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到4年的学。现在，女人们身上有一种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温和和敏感，这是因为痛苦和害怕的结果。其中几个女人谈到，由于她们暂时抛开对家庭的惯常照顾，才获得现在这种机会。 　　在课堂上，我解释了主祷文，我希望到星期六她们中的许多人能熟记。假如我能说中文那就更好了!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今天该到了，要是他来了，我们就能收到上海发来的邮件，另外我希望能收到一些教学材料。他会停留几天，然后去芜湖，再从那儿回上海，然后转道香港去汉口。 　　3月11日，星期五我们继续组班。现在，三年级有10个班——相当于高中水平，有5个班的姑娘或妇女，她们曾经在各地的私立学校上过半年到4年的学。还有的是根据年龄分班的，有7个班是从未受过教育的，年龄在12～30岁之间。我不敢确定除了这1000人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 　　我们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教师和教室。没有一个班能在教学楼上课。因为，所有的教室都被难民占用了。我们有一半的班在艺术楼用于礼拜的房子里上课。今天，我们又将舞台用做了教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书。 　　下午4时。我们召开了全体教职员工会议，会上对复活节前五周的工作、工作重点和复活节前一周的节目以及对我们的最高年级50位初、高中女孩正在准备复活节的日出聚会以及复活节庆典活动作了安排。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将庆典活动放在复活节当晚举行，问题是能否保证有灯。所有这些工作是由我和7位难民负责的，神学院的王小姐在指挥这些活动，可以说，她是头。 　　下午2时。3位军官和2位士兵来我们这里检查。我知道，礼拜堂正在做礼拜，科学报告厅有一班未受过教育的姑娘们在上课，因此，我故意将客人们拖在四方草坪的北边。我们带他们参观了图书馆和中央楼，中央楼里仍然住满了难民。他们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无法查明他们的来访有何不良动机。他们带了一个翻译，就是以前到这儿来过两次的士兵，他在神户的一个教会学校学过英语。 　　今天，我们收到了由美国军舰“瓦胡号”带来的上海邮件。上海的朋友如此慷慨使我们很羞愧。就食物来说，我们不再十分紧缺，因为，现在在街上既能买到蔬菜，又能买到肉。程夫人担心以后一旦储存的食物消耗光了，外面的食物又无法运进来，那我们就会缺乏食物了。 　　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使我们很伤心，某个地方出了大漏洞，但我们不知道漏洞究竟出在哪儿。今天早上，难民们在痛苦地抱怨，一些人还给我看了她们分到的早饭：非常稀的粥，而且量也不足。这种为填某个人的私囊而让这些妇女和儿童饿肚子的事情让我愤慨不已。 　　我们真希望能亲自掌管这个粥厂，除掉所有的压榨行为。 　　8时30分。灯照例熄了，我借着烛光在写日记。我养的狗狂叫不止，我猜想是否有人正在试图进入校园。窗户上仍然挂着厚厚的绿色双层窗帘。城里警察很少，然而我们还算平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3月12日，星期六我现在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似乎还生活在去年12月，总是想写12月份的日期。也许是因为去年12月根本没有日期可言，那只是一连串的苦难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多多少少相似。今天很冷，但阳光灿烂。 　　上午9时。王小姐组织了最后一个班，学生都是十八九岁的未受过教育的姑娘。现在，我们已经为未受过教育的人组织了7个班，有335名学生登记在册，年龄从12～30岁左右。 　　上午9时。我见了我自己班上的妇女们，她们在其他各地的私立学校(旧式的中国私塾)上过1～4年的学。我原以为有35位学生，现在却有43位。有些人的脸看起来有强烈的责任感。 　　班里已有一半人抄写并熟记了主祷文——这是第一个任务，因为主祷文中蕴涵着我从未认识到的一种完整的意义。我们下一个任务是熟记“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要讲第121首赞美诗。 ---------------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4) ---------------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为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收集书，给他们寄信。下午6时30分，终于将邮件送到了大使馆。我们深深感谢大使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件大包裹。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未听到他们对此有什么抱怨。南京的悲剧，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大使馆代表的价值及其为南京人民提供服务的重要性。我们有任何麻烦都可以随时去找他们。 　　我们遇到的一个最令人沮丧的问题，就是那个为我们的300名难民供饭的粥厂。我们得知，这个粥厂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 　　陈先生希望把粥厂移到校内，这样，它就处于我们的监管之下了。当人们得知，他们并未享受到他们应该享受的国际委员会给的大米时，他们都义愤填膺。 　　晚上，我们在实验学校按惯例第二次举行周六晚会，游戏节目有九柱戏和游览，点心有甜土豆、爆米花和花生糖等。 　　天气仍然很冷，但我总觉得春天很快要来临。玛丽还在医院。回到城里的里奇先生来信说，他希望能在3月24日前通邮，到那时莫兰德也将回来了。我们在上海聘请教师时，遇到了困难。在南京和上海，邮件都可能受到检查。 　　3月13日，星期天今天很冷，但天气晴朗。从东南方飞来了许多轰炸机，城市上空有许多飞机在进行训练。我们很少注意这些飞机，但是，轰炸机的嗡嗡声令我很烦闷。 　　露西·邵小姐来吃晚饭，谈起我们下午的礼拜活动。那些妇女和姑娘，现在能把《赞美上帝》和《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两首赞美诗唱得很好了。由于大多数人已经记熟了主祷文，而且知道了它的含义，所以她们唱得更加投入，更加有感情了。当我今天站在讲台上，面对250人时，我似乎觉得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学生，因为，我到处都能看见一张张酷似我们某个学生的脸。较年轻的难民现在看来好些了，因为她们洗了头和衣服。在这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人想洗脸梳头，衣服也越旧越好。 　　礼拜活动后，一位妇女告诉我，她刚把她的3个女儿从六合附近带回来，去年秋天她们就躲避在那里。她说，士兵把鸡、被褥、水牛、钱等东西都抢走了，没抢去的则都被强盗抢走了。他们经常来找“花姑娘”，如果不交给他们，那些父母亲常常就有生命危险。在回来的路上，年轻的女子几乎都穿得破破烂烂以逃避检查。 　　程夫人、王瑞琪(音译)小姐和我一起去平仓巷3号，参加英语礼拜活动。在礼拜活动前后，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德国人接管奥地利的事。麦卡伦说，上午在南门做礼拜的有60人，全是老头老太，而他们自己的信徒却只有8个左右。福斯特报告说，在圣保罗教堂只有50人做礼拜。 　　刚吃过晚饭，一位约60岁的母亲和她37岁的女儿来到粥厂，我们还没来得及阻止，她们就向我们叩头，求我们去保释这个年轻女人惟一的年仅15岁的儿子，据说，他被关在模范监狱。她们给我们提供了那些使她们确信他在那里的证据。那位老太太说，她有4个早晨去了监狱附近，看见七八辆卡车装着男人们去各地干活。一些男人穿着士兵服，一些人穿着平民服，还有一些人只穿着裤子和衬衣，而且她说，他们的脸色都糟透了。 　　告诉她这一消息的人还说，大约有3000人关在监狱里，其中约有1000人是平民。她听说，其中有一些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被冻死了。监狱的地上连一棵草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已3次间接地设法使那些平民得到释放，都未成功。明天，我要去自治协会见一位有影响的人。 　　3月14日，星期一天气晴朗，但是很冷。 　　上午10时。斯迈思和里格斯先生来访，在我的办公室与两位农民进行了商谈，这两位农民是我们西面地区的邻居。国际救济委员会迫切希望农民和菜农返回家园，种植春季作物。但是，人们都害怕回去，正如姓陶的农民所说的那样：当他们回家时，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抢走，首先是钱，然后是被褥、衣服、食品，连农具都不会留下。如果他们抵抗就会受到威胁。 　　他说，他的儿子被指控为士兵，就因为他的草帽在他的头上留下一个印记。年轻妇女自然是不能回去的，甚至连老太太都会遭到强奸。就在今天，一位40岁的妇女一大早就被家里派出去买米，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到晚上5时她还没回家。南京城里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实际上已陷入停顿。而全世界都被告知，在南京被占领的那几天里商业活动正常进行。 　　如果今年夏季和秋季不能种植庄稼，那么食物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临近中午，我到宁海路5号见许传音博士，恳求他帮助我们从军事监狱里保释平民(现在绝对不能称之为模范监狱了)。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他将尽力而为。他是自治委员会的一位成员。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新的办公室是个非常忙碌的地方，因为，他们刚刚完成新一轮的登记，正准备给每人编号并发给标签。今天，地面被弄平了，粥厂也将被移到校园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年轻女子远离前门，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粥厂管理上根除压榨，给难民应得的食物。每当我想到竟有人要从这些危难之中的身无分文的人身上榨取钱财，我就十分愤怒。 ---------------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5) --------------- 　　程夫人今天送了4位难民去大学医院。一个14岁的女孩今天下午在文学楼死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天上午8时30分，两个澡堂开门，程夫人除了要做所有的分内工作外，还要管理这两个澡堂。洗衣工要负责烧炉子，有4个难民打算来帮忙。我看见一位母亲拿着一块“救生带牌”肥皂进来，她说，明天要给两个小儿子洗澡。她是多么高兴啊!当我在写这篇日记的时候，3架重型轰炸机亮着灯、“兴高采烈”地返回句容的基地去了。 　　看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以为它们做了一次短程旅行，而不是去执行毁坏性的作战任务。 　　3月15日，星期二今天暖和一点了，阳光灿烂。空中有许多飞机活动。我们被告知，城里来了新部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上午9时。为了更换转移属于中央研究院的资料的新通行证，我去了一趟原交通银行(现在是日军司令部)。今天，我们也许有一辆卡车用，我准备将资料全部搬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想带走两架钢琴——那是我们朋友的。我现在多么希望以前已经将这些东西运进学校了呀。我们得到一个为期5天的通行证。在那里，我看到两个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我恳求他们从模范监狱释放平民。我认为，他们多少会为此作出努力的。 　　我10时30分上课。现在班上有近50人登记在册。我多么希望我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写一手好中文。 　　11时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南门的一些大街上仍然很少有人，即使有人的街上，除了几个老妪也几乎看不到妇女。整条莫愁路是个忙碌的市场，有许多人在做买卖。有人说10个人中有8个在做生意，因为没有其他事好做。我猜想，人们聚集在街上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觉得那样会更安全。对妇女来说，危险确实是小了，可是抢劫仍然时有发生。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我们刚刚重新登记过这里的难民，现在有3310人。刚刚又收容了14个新难民，都是去年深秋撤往乡村的妇女和姑娘。她们的钱用光了，土匪又猖獗，所以她们选择了回南京的艰难历程，她们可能听说过安全区或某个难民所。 　　今天上午，我在城南看见许多日本兵，有骑兵，也有步兵。看见他们趾高气扬地走在街上，就像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样，我的内心极为反感。我们经过大街时，看到大部分店铺要么被烧光、抢光，要么就是用木板封门。以前的巧克力店被日本人接管，但我不知道现在店里在卖什么。 　　今天有两批日本兵光顾。 　　写完这一页，我听见几架轰炸机从西北方返回句容。今夜月光皎洁，它们可以畅通无阻。 　　3月16日，星期三今天春光明媚，但不太暖和。从凌晨4时开始，空中就有大批的飞机活动。 　　一个苦力在四周平土，老吴在栽种、移植花木。男人们又在挖新的壕沟盛放粪便。终于弄到了石灰，撒在不清洁的地方消毒。 　　今天，陈先生给了我下列难民数据：中央楼528人，科学楼517人，文学楼885人，宿舍(东北)487人，宿舍(西南)497人，宿舍(西北)431人，共计3310人。 　　我们希望难民们回家，但我们不想强迫年轻女子也回家。 　　我们的澡堂现在已经开张两天了，第一天有154人洗了澡，今天有161人洗了澡。对成人的收费是4个铜板，孩子减半。 　　据报告，新士兵连铜板都感兴趣，我们听说了几例有关平民连少得可怜的20个铜板都被抢走的事例。街上现在有许多鸡蛋出售。当我问他们是如何通过城门口士兵的检查时，他们说，现在士兵不再没收农民所有的携带物了，而更愿意得到四五个鸡蛋。 　　今天我去南山公寓为玛丽·陈找一本书。那儿负责管理的男孩说，现在没有士兵到公寓附近来了。我们没人有时间将散乱的物品放回衣箱或带抽屉的橱柜。用来储存东西的食堂看起来像遭过飓风袭击似的。哪一天，我和程夫人必须上南山公寓将东西放回原处。 　　可怜的陈先生在粥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如果将它搬进校园，原想可以消除压榨，但这也正是困难之所在。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巢县、合肥以及其他离南京不太远的地方的难民，现在都打算回去了。每天，我们都能听到他们在计划回家的事。老邵今天来告辞，他要跟他的儿子、儿媳一起走。 　　3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时。我和其他外国人去了宁海路5号，接受华丽的丝绸或缎面的画卷，这是对我们在这几个月对南京市民所做的一切表示的衷心感谢。孙淑荣孙淑荣为伪自治委员会会长。、程先生即程朗波，伪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和许传音博士是出席者中仅有的中国人。他们发言简短，但很诚挚。米尔斯先生代表我们做了答谢，他们给我们每人颁发画卷，然后，仪式就结束了。虽然这3个人都是地方自治政府的成员，但是，这项赠送是代表所有平民百姓的。 　　后来，我去了约翰·马吉的家。南京的外国男人实在是需要他们的妻子啊!起居室兼做餐厅，显得乱七八糟，需要一个女人来好好整理。马吉看起来也不是很健康。 --------------- 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6) --------------- 　　下午，我和王先生制定了一个计划，在释放模范监狱里的平民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许传音博士和孙淑荣先生已经帮我起草了这份请愿书。这个消息也许会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城市，那样我们就难以招架了。我希望本周内得到签名，请愿书及签名要一式三份，一份送往日本军方，一份送往特别委员会，还有一份送往自治政府。今晚，我们给了一个难民和她的孩子5美元的救济，明天他们要跟随一群人设法去汉口。她说，如果钱用完的话，她就要去讨饭了。 　　还有一个年轻妇女带着4个孩子来求我给她在重庆的朋友写封信，看看她的丈夫是否到过那儿。她的丈夫起初肯定是跟着一群人乘小船逃离的，但后来她听说，许多船只都沉掉了。 　　王师傅来学校看我，他和他的一家人曾逃往湖州。他说，他们离那个山谷里的小镇有40里，那里很太平。他看起来又黑又瘦，他说，他必须找到工作。如果我有办法的话，我会送他去上海找鲁丝。他进城时没遇上什么麻烦。 　　今天，3个女人经过艰难跋涉，从农村来到学校，恳求我帮忙，看看是否能找到她们的丈夫。其中那个最年轻的女人的公公被杀害了，她的丈夫在12月26日登记时被抓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悲剧发生!我祈祷我不会变得麻木不仁或漠不关心。要是我们的请愿书能成功地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该多好啊!夜空明朗，月光皎洁，那意味着在汉口、安庆，也许连长沙和重庆的空袭都很猖獗。欧洲的局势也令我们感到不安。难道另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吗?3月18日，星期五春天美好的天气一直持续着，晴朗、暖和。总有许多重型轰炸机朝西北方飞去。但愿上帝怜悯那些中国士兵!白天，有消息说，城门口搜查很严，连人们身上的铜板都不放过。那些没有良民证的人不许进城，这也许会使李汉德博士回城受阻。 　　可怜的中国妇女真是不惜一切，抓住任何一线可以救回她们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希望!今天早上到9时，我们已经得到许多人的签名，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中，我和大王以及他的小儿子，都在忙着让人们在我们准备好的3份请愿书上签名。到中午已有104名妇女签了名，她们中大多数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只好让王先生帮她们写，她们再按个手指印。我帮着她们按手印。许多妇女由于辛苦劳动，手被磨得又粗又硬，以致她们把手弯过来按手印都很艰难。整个下午，人们接连不断地来签名。她们大多数都有伤心欲绝的故事。我真希望能坐在一边安慰她们。其中一名妇女，她有4个儿子被抓走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妇女说，她们惟一的依靠丈夫以及三四个孩子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群多么心碎却又充满了希望的人啊!在过去的3个月中，我常常责备我们自己不收留她们的丈夫，不过，今天许多妇女都说，尽管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叩头求日本兵放过他们，可还是被带走了。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下午，一位朋友来拍一些有关我们难民所及其活动的电影镜头。可惜的是许多室内场景无法拍。我们的校园里现在又在给所有难民进行登记。登记结束时，我们努力将年长的妇女和孩子送回家。这时，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在搜查大烟，今晚，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因为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要是人们肯说真话，那我们的工作就会轻松多了。 　　今天，我们从贷款基金中贷出了50美元，用一幅画卷和一些金戒指做抵押。 　　3月19日，星期六今天是一个晴朗的春日。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来飞去，从东南到西北，又从西北飞回句容的基地。 　　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在两位工人的帮助下，我和王先生以及他的小儿子，管理着源源不断地前来在3份请愿书上签名的妇女们。这些可怜的心碎的女人!我永远也无法忘记她们那悲伤、绝望、忧心忡忡的面容和那双辛苦操劳的手。“他是我惟一的儿子”；“他们抓走了我所有的3个儿子，我不敢去求他们”；“我家里有4个男人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我只有3个孩子和我婆婆留在身边，无法维持生活了，我只有去讨饭”；“我的两个孙子被抓走了，他们是我们这个家惟一的依靠”。诸如此类的话不断地萦绕在我的耳际。她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仍然还活着，在这一点上她们的希望要比我的大，因为，我听说城门外或幽僻的山谷中的池塘边尸体成堆，不过还是乐观点好。也许正是有了这个希望，这份请愿书才能使模范监狱里的那些人获释。但事实是，安全区外的许多男性平民被当场杀害了，而安全区内的成千上万的男性平民则被带到安全区外加以杀害了。 　　在这两天中有605名妇女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我说她们签名，其实只有几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人被要求下星期一再来签名。 　　就在正午前，一位叫方灏的先生上门来视察，他是自治政府第四区的头头，也是该区军事负责人，同来的有一个中国翻译、一个宪兵队长和一个普通士兵。当我们去几幢住着难民的楼参观时，他们给孩子们分发糖果。方先生还宣布说，现在难民们可以安全地回家了，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们可以立刻去汇报。在他宣布时，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脸上并未闪现出快乐的光芒，因为，她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再相信这些口头承诺了。他们要通过多年的良好行为和真正的友好才能改变目前人们对他们的不信任和恐惧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