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灰色的登陆艇在雾茫茫的长江上缓缓航行。我站在甲板上，两眼凝望着岸边的一景一物。我的心是沉重的。沧桑变迁，人事代谢，这一段弯弯曲曲的江岸，沉淀着一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江、夹江、秦淮河汇合处的三汊河江潮湍急。中山码头江轮云集。大桥脚下，像黑色火柴盒般的南京肉联厂，当年是英国人的和记洋行。下关电厂的那只高烟囱，矗立有七十多年了。前面那个阶旧的码头叫煤炭港。再向东，是与八卦洲隔水相望的上元门和幕府山，山下长长的江滩叫草鞋峡。芦苇丛生的草鞋峡下游，是惊涛拍岸的燕子矶！ 　　灰蒙蒙的江雾给这片苦难的山川彼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集体屠杀的十二处现场，有八处在长江岸边！ 　　三十里的江边，洒下了十多万人的鲜血！ 　　血似江水 　　中山码头〔遇难者五千余人〕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但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己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蝇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7 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抢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 .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辽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而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霉，天就要亮了。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粘滞的血，像月夜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性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乓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煤炭港〔遇难者三千余人〕 　　日本《扬子江在哭——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之记录》： 　　“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死尸。放眼望去，全是尸体，江岸上也是，几乎看不到边。这些死尸中不光是士兵，还有许多平民，有大人也有孩子，有男有女，就像满江漂流的木排，缓缓地向下游淌去。把目光移往上游，看到的也还是尸山，简直无边无际。扬子江正在变成一条死尸之河。” 　　幸存者说—— 　　我叫潘开明，今年七十整。小命是捡来的。我从小就命苦，父母早死了，姐妹八个给了人家四个。大妹妹早出门了。我是老大，十四岁到水西门的陈有记理发店当学徒。学了三年，自己挑担，手里拿一副行头，两块薄铁板中隔一根木棍子，一拉嗒嗒嗒响，剃一个头十个铜板。生意不好，连青菜煮黑面条还吃不饱，晚上还去拉黄包车，就这样一天也挣不了几角钱。活不下去了，一个弟弟卖了三十五元，还有一个小弟弟给人拐走了。日本人来了，先扔炸弹。成贤街的教育部、中央大学都炸了，八府塘那边炸死不少人！难民都跑反，拉黄包车生意好了，新街口到下关一趟能挣四角钱。没有几天，日本兵进了城，我躲到鼓楼二条巷二十四号的洋房里。那里是难民区，那年我刚好二十岁。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我出门去看看，三个日本兵把我带走了，带到了大方巷口的华侨招待所，造得像宫殿的那种式样。日本兵把我和另外七八个人关在一间小屋里，三天不给吃不给喝。十六日下午，日本乓把我们赶出小屋，用绳子一个个地反绑起来。排好长的队伍后，又用长绳子把队伍两旁的人的膀子与膀子连起来。我排在右边，从前面数下来是第七八个，两边有日本兵扛着枪押着。到了下关，走热河路，再往靠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进去，到了煤炭港，就是以前火车过长江的那个地方。队伍停下来了，我看了看，大概有三百多人。日本兵用皮带抽、用枪托打，把我们都赶到煤堆上，四周机枪架好了，一个日本兵“啊”的一声大喊，接着哨子一吹，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噼哩叭啦响了，人一排排地像割稻子一样倒下了，我糊里糊涂地也倒了，人昏了，不知道是死是活。那天白天晴，多云。夜里月亮当头的时候，我醒过来了。身子动不了。睁眼一看，我身上压着死人，身上尽是血！我想：我是人还是鬼？我死没有死？推开死尸，我爬起来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我数了数，有八个。我问离我近的那一个人：“老总，你没有死？”那是个军人。他说：“没有。”这时，坐在铁轨边上的一个人把反绑的绳子磨断了，后来你帮我、我帮你，八个人的绳子都解开了。我爬到江边，先把黑棉袍子外面的灰大褂脱下来，洗了洗，擦掉身上的血，就摔到江里去了。我四天没吃饭了，身上没劲，就靠在一个铁架子上养了一会儿神。这时，其他人都各奔东西了，有的到和记洋行，有的抱着木板过江了，有的带着伤一拐一拐地朝城里走，好几个都是中央军，讲的四川、广东口音。有个人问我：“你不走啊？”我说：“我是本地人，不能走。”坐了一会，我慢慢地站起来，往一排空房子里走，在这里捡了一件破衣服穿，天亮走到热河路。不料，惠民桥边过来了四个日本兵，我吓死了。日本兵大吼一声，要我站住。问我：“干什么的？”我说：“老百姓。”他们抓过我的两只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又问我出来干什么。我骗他们说：“给日本先生挑东西。”边说边把手搭在肩上装出挑担的样子。一个日本兵问我：“有没有路条？”“没有。”我心慌了。一个中等个子的日本兵还不错，他从衣袋里掏出日记木，撕了一张，用钢笔写了“苦力使用过”几个字给了我，上面还有些日本字我不认识。他们在前面穿了大皮靴的咯的咯走，我在后面慢慢地跟着。马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全是死人，一堆一堆的。进了挹江门，我就朝右边一拐，插进了察哈尔路。翻过山，在古林寺旁边碰见了一个种菜的老头。我跪下就磕头：“老爷爷，我几天没吃了，日本人把我拖到煤炭港用机枪扫，我没有死，我逃出来了。”这老头五十多岁，脸黑红，中等个，留着胡子。听了我的话，他说：“可怜啊可怜！”他进到草棚子里端出一大碗干饭，用水泡泡给了我：“没有菜，将就一下吧。”吃完饭，他说：“现在不能走，你先睡一觉。”我在他的草棚里睡了一觉，到晚上六点钟的样子，他说：“能走了，你走吧，路上当心。”我跪下又磕了个头：“老爷爷，谢谢你！”他说：“不用不用，都是中国人！” 　　幸存者说—— 　　你找我可找对了，我这人命苦，可也命大。我们那一批三千多人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就我一个逃了条活命，你说命大不大？要不，早变成鬼了！从头讲？好。那时我在车行当学徒，就在珠江路小营那块修脚踏车。日本人来了，我和我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和记洋行的房子里。十五日上午，日本人进来了，先是要洋钱、手表、金戒指。难民区三千多人分三个地方，日本人放了三只搪瓷脸盆，叫大家把这些值钱的东西都往脸盆里丢，连妇女的耳环子和老太太的簪子也都搜罗去了。到了下午四点多，来了二百多个日本兵，都扛着枪，叫我们都跪下来，四个一排。然后把我们押到煤炭港的货房里。机枪在大门两达堵着，还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一边一个管着我们。关了三天。第四天早上，来了个翻译说，“现在出去做工，十个人一批！”大门口的十个人先赶出去了。过了十多兮钟，枪响了。我知道坏了！外面是河汊子，没有通路，这下要死了！两三个日本兵进来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江汊子边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三四十个人一人一支步枪等着。一阵枪响，第二批人又完了！我是第三批，我排在前面，出去时我就站在江边。都站好了，我知道快要开枪了，日本兵刚举枪要打，我一个猛子拱到长江里去了。这时，枪“嘣嘣”的响，我管它？我只管拼命往对岸拱。我早作准备了，我在货房里就把褂子的纽扣都解开，裤带也解掉了，裤腰一卷掉不下来。江汊子有四丈多宽。我水性好，钻到水里先将衣服裤子都脱光，身上精光滑脱拱得快。冷？那时一心想逃命，哪里还管冷不冷！一会儿我就钻到对岸了，正好有节货车厢翻倒在江边，我就躲在火车肚子下，看着对岸十个一批十个一批地用枪打死。死人多了，河汊口的那只小汽艇开几下，把尸体冲走。日本兵那天中饭是轮流吃的，不停地杀。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还没有杀完。冬天五点多钟天就黑了，后来扛来了几挺机关枪扫，把好几百个人一起赶出来在江边扫死了！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手脚都冻麻了，又冷又饿。我躲到了扬州班轮船码头边的桥洞下，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中找了一条破毯子把身子一包，就在桥洞里躺下了。天亮了，日本兵往桥下扔手榴弹，我在死角里，炸不到。后来来了几个哨兵。我冷，动了一下，哨兵乒的给了我一枪。我屈着身子睡的，右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取暖。那日本兵枪法好，一枪伤了我三个地方。子弹从两条大腿中间穿过，两条大腿和右手第四个手指都伤了，粘乎乎的全是血。我不敢动，更不敢哼。夜里我在死人穿的棉衣里扯出棉花把大腿包起来。第三天太平一些了，日本乒抓了夫子来挖坑埋死人。我听一个人在讲：“他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一个人来拖我时我动了，他说：“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这个夫子四十多岁，他一看我的腿，就把我扶到桥上去。他走过去跪下给一个翻译官讲：“这是个小孩，不是中央军，还没有死。”翻译走过去和日本人叽哩咕嗜讲了几句，就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回家吧。”我不能走了，就爬着回去。过煤炭港货房时我站不起来不他鞠躬，站岗的日本海军给了我一棍子，疼死了。我连忙咬着牙站起来鞠躬，又递过条子，才爬回和记洋行。难民区里有个张老头，八十多岁了，白胡子很长，他的儿子和我一起抓走的。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哭得很伤心。后来他用茶水给我洗伤口，又用死人的大腿骨头刮粉敷在上面，两天换一次，整整一年才好。现在还不行。伤了筋，天一变就疼。大冷天光着身子在江边泡了一天，身上一根布纱都没有，冻啊，两条腿得了关节炎。（本文作者见他两个膝盖上都贴着伤湿止痛膏）那天我哥哥也被日本兵抓走了，他当挑夫，烧水做饭，一直到句容，夜里把水桶扔在井里跑回来了。他叫陈金龙，我叫陈德贵，我们兄弟俩命大。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求生是人的本能。可是，为什么面对着死亡，这么多的人都不敢拼死去寻求生路呢？看来，懦弱和胆怯比死亡更可怕。或许，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胆怯和软弱是可以谅解的，而懦弱一旦成了集团性的通病，成了国民性，那就会酿成悲剧。我从中山码头走到煤炭港，走到当年英商和记洋行的旧址。我极力地想从历史的陈迹中寻找一点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用的东西。我望着电厂那只高烟囱出神。下关电厂大门口用砖石和水泥修筑的“死难工人纪念碑”深深地吸引了我，碑上记述着五十年前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像电，它像火，照亮了人们的心。 　　电厂厂史编写组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向我介绍了碑上的往事。他是遇难者们的代言人。 　　代言人说—— 　　我们下关电厂早时候叫金陵电灯管厂，前清宣统元年用二十万两白银建的，七八十年了，机器都是德国、美国造的。解放前改名扬子电器公司，成了宋子文的官僚资本企业。日本人来的时候，先是挨飞机的炸弹，但工人边炸边修，电灯一直亮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当时厂里有五十三个人留守。日本兵进城时，工人都躲到旁边的和记洋行去了，后来被赶到洋行旁边江汉子车站的一排货房里，就是以前火车过江的地方，又叫煤炭港。电厂的五十三个人中有两个失散了。副工程师徐士英被和记洋行的领班叫去给日本人配汽车钥匙了。有个叫曹阿荣的工人，早些时候在上海的日本人开的丰田纱厂里做过工，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乒拉去烧饭了。这个人聪明，他知道拉出去的人生命有危险，就对日本兵说烧饭的人不够，把厂里的周根荣、薛和福、孙有发和李金山四个人喊出来了。他本来还要喊，但被日本兵制止了。这几个人死里逃生留了活命。其他四十儿个工人和三千多难民一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被押出去赶到江边枪杀了。只有一个叫作崔省福的，他押出去时已是傍晚了，听见枪响，他一头栽倒在死人堆里，一发子弹从他的肩上打进，从腰背穿出来，过了好久才醒来，终于九死一生地幸免于难。还有一个船工也侥幸活命。失散的两个工人后来才知道，一个躲在朋友家中没有遇害，另一个被日本兵杀死了。这样，我们下关电厂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有四十四个工人遇难。为了纪念和安慰死去的工人兄弟，解放初，我们在厂门口修了这座纪念碑。全厂工人天天见到它，它天天在和我们说话，说这一段难忘的历史…… 　　汉中门外〔遇难者两千余人〕 　　〔访问记〕 　　他出席过国际法庭 　　我在繁华而又嘈杂的闹市区找到了他的家。这里是靠近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的糖坊桥。一块“佳乐小吃”的招牌和我笔记本中记下的门牌号码对上了。大铁锅上热气腾腾，饺子的香味阵阵扑来。 　　“伍长德？你找他干啥？”店主人问。 　　我递过介绍信。 　　“在里面，请。我是他的儿子。”他伸出沾满面粉的手引我穿过店堂，进入了南京市常见的木结构的老式旧屋。 　　屋里很暗。一个瘦削的高个子老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和我打招呼。他双手抱着个白白胖胖的重孙子，身边靠着一根长长的白木拐棍。 　　伍长德老人长脸长眉毛，平头短发，眼睛不大，鼻梁上架着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额头上像蚯蚓一样的血管和紫红色的皮肤上像细浪似的皱纹，说明了这位八十老人饱经的风霜和艰辛。 　　他向我述说了他的苦难和仇恨：“俺是徐州邳县人，十七岁来南京做小工，后来当交通警，也做豆腐，一直往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齐攻南京，俺把家眷送到准安丈母娘家去了，当时大儿子才三岁（就是门口那位“佳乐小吃”店的主人）。俺一个人躲进了中山路司法院的难民区，里面有好几百人，有两个人俺认识，也是交通警，都换了便衣。俺住小楼房。第二天进来躲避的人多了。十五日早饭吃过的时候，来了十几个日本兵，用日本话乱叫了一通，俺也听不懂，不知说啥。后来就用刺刀赶大家出去，屋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大门不开，日本兵把俺从侧门赶出来，赶到了马路上，有好几千人，都叫大家坐下，不知他们要把俺们怎么的，心里很害怕。日本乒还在大声地叫喊，反正俺听不懂。在马路上坐了有个把小时，就用刺刀赶俺们站起来排队走，走到新都电影院门口，停下来了，又叫俺们都坐下。不知搞啥名堂？一会儿开来了好几辆汽车，车上有日本兵有机枪。俺有点慌了。汽车在前面开，俺们排着队在后面走，往汉中门那个方向走。走到汉中门里，又叫俺们在地上坐下。我看见日本兵把汽车上的机枪搬下来，扛到城门外去了。坏了！四周都有端枪的日本兵看着俺们。一会，两个日本兵手拿一根长绳子，一人一头，在人堆里圈，圈进去的有一百多，日本兵拉着这个绳圈圈把他们押到城门外面去了。城门外面是秦淮河。俺害怕了，要杀人了，很多人都紧张，又都不敢说，更不敢动。枪响了，有哭的，有叫的，吓得人心里发毛！队伍乱了套了，坐着的人有的吓瘫了，倒下去不会动了，看押的日本兵当场一枪打死！第二批又圈走了一百多个。从城门外进来的日本兵刺刀上鲜血淋淋！到了五点钟的光景，俺也被圈进去了。这时，剩下的坐在地上的还有二三百人。俺们那一批人中有的知道要死了，呜呜地哭，有的不吭气，也有骂日本兵的。刺刀顶着脊梁，谁都不敢动，也没法子跑。走出城门，就是护城的秦淮河。日本兵把俺赶到河的堤坡上，岸上有两挺机枪对着，堤坡上尸体层层叠叠一大片，血像小河似的一股股地向河里流。俺急了，跌跌撞撞地向前冲了几步，就趴倒在尸体上面了。这时，机关枪咯咯咯的响了，人都倒了。只听得“爹啊”“妈呀”的叫，也有“喔唷”、“啊呀”喊疼的。机枪扫过又打了一会步枪，是单响的。俺身上压着的那个人一动也不动，好像是死了。天黑了，尸体上好像有人在走。热乎乎粘乎乎的血流到了俺的脖子上，俺是双手抱着脑袋朝河水趴倒的。啊唷！俺背上不知咋的，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原来日本兵在上面捅刺刀，俺背上也戳了一刀，还好，不很深，刺刀是从上面那个死人身上穿过来的。刀刺过以后又听到了机枪扫射声，俺身上扑通扑通又倒下来好些人，压得俺气都喘不过来。俺脑子清醒，上面人的说话声，模模糊糊都能听到。后来倒下来汽油，又扔了不少劈柴。汽油味难闻。一点火，呼呼的烧起来了，俺身上的衣服也着火了，疼啊，又是烟又是火，俺受不了啦，死了算了，俺用劲拱，用劲爬，爬出尸堆，我脱掉了衣服，跳进了护城河。河里水不多。天黑了，日本兵走了，淹就爬上了岸。背上疼得直不起身子，只好顺着堤坡爬。爬不动了，后来在岸边见到一只小船。船上没有人，有破衣破裤子。我拿来就穿，衣服太小，俺个子高，穿起来露出肚子。再爬，爬到了一家被火烧了一半的人家，俺在草堆中一倒，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俺用锅灰抹了一下脸，挎了只破篮子装成要饭的进了城，到鼓楼医院性了五十几天伤才好。住院不要钱，是红十字会救济的。伤好了，背上留下了比鸡蛋还要大的一个疤。” 　　他掀起衣服的后襟，裸露出紫酱色的瘦弱的腰背给我看。腰脊骨偏左处，凹下去一条五寸左右的刀伤！月牙形的伤口早成紫褐色的硬块了。他给许许多多人看过这块伤疤。 　　一九四六年五月，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伍长德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邀请到日本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控诉！ 　　他对我说：“十二个大法官坐在台上，有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俺中国的梅法官坐在第二位。气势汹汹杀人的日本鬼子像瘟鸡一样低着头站在俺面前。俺把怎样受伤、怎样逃命的经过讲了一遍，日本人没有话好说！国际法庭给俺拍了好些照片带回来，可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照片上有很多外国人，俺怕‘里通外国’变特务！那时国际法庭给俺发了一个卡，在东京吃饭坐车都不要钱。俺坐在车上、坐在饭桌边，就想起许多破日本兵打死的人。俺在法庭上说：要赔我们的损失！赔我们三十万人的生命！不知咋搞的，没有回音。” 　　〔当我写完这一章节的时候，突然传来伍长德老人因病去世的噩耗。他带着要求赔偿战争损失可得不到回音的遗憾到天国里去了。他带着被侵华日军的刺刀戳了五寸长的那一块紫色的僵硬的伤疤到另一个世界上去了。〕 　　草鞋峡〔遇害者五万余人〕 　　1937 年12 月17 日 　　《朝日新闻》报道：俘虏众多难以处理廿二栋人满为患粮良供应颇伤脑筋 　　〔横田特派员南京十六日电〕两角部队在乌龙山、慕府山炮合附近的山地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南京溃败敌兵，因为这是前所未遇的大规模的生俘敌军，故部队方面略觉为难。部队人手远远不够，只得采取临时措施，将其解除武装，押入附近兵营，兵营中塞进一个师以上的兵员，二十二栋房舍挤得满满的，真是盛况空前。××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 　　报道有几点失实：俘虏并非全是散兵，也有不少老百姓。俘虏的数字被大大地缩小了，实际人数是五万七千多人。 　　五万多人的命运如何？ 　　四十七年后的一九八四年，日本福岛县七十三岁的“田中三郎”吐露了真情。当时他是两角部队的下士。记者采访了他：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 　　1984 年9 月《朝日周刊》 　　在南京北面有一座叫做乌龙山炮台的阵地，部队向这里进攻时，也未遇到有组织的抵抗。在沿支流挺进至幕府山脚时，一举迫使大批中国士兵投降了。各个中队手忙脚乱地解除了这批俘虏的武装，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只许他们各带一条毯子，然后就把他们收容进一排土墙草顶的大型临时建筑中，中国兵管此叫“厂舍”。田中先生回忆说，这些建筑是在幕府山丘陵的南侧。被收容的俘虏，生活极为悲惨，每天只分得一碗饭，还是那种中国餐中常用的小号“中国碗”，连水都不供给，所以常看见有俘虏喝厂舍周围排水沟里的小便。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根据上面“收拾掉”的命令，把这群俘虏处理掉了。那天早晨，向俘虏们解释说：“要把你们转移到江心岛的收容所去。”移大批俘虏应当警备，所以配置了约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这是一次大批人员的行动，动作很迟缓，先把俘虏们手向后捆起来，出发时已是下午。出了厂舍，命令俘虏排成四列纵队成一字长蛇，向西迂回，绕过丘陵，来到长江边，大约走了四五公里，顶多六公里。不知是觉察到可能被枪杀，还是渴不可耐，田中看见有两个俘虏忽然从队伍里跑出、跳进路过的池塘，但是立刻被射杀在水里，头被割下来，鲜血染红了水面。看到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人试图逃跑了。大群俘虏被集中在江边，这里是一块点缀着丛丛柳树的河滩，长江支流的对岸可以看见江心岛（即八卦洲），江中还有两只小船。俘虏队伍到达后三四个小时，俘虏们也注意到这个矛盾：说是要把大家送到江心岛上，可是并没有那么大的船、江边也看不出什么渡江的准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等着，天已经快要黑下来了。然而，就在俘虏们的周围，日本兵沿江岸成半圆状包围过来，许多机关枪的枪口对着俘虏们。天将黑时，在田中对面的西头，由于俘虏反抗，杀掉了一个少尉，因而传来了“小心！有俘虏要夺刀！”的警告。不一会，军官们下达了一齐射击的命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阵势，对着江边的大群俘虏猛烈开火，将他们置于弹雨之下，各种枪支齐射的巨响和俘虏群中传来的垂死呼号混在一起，长江边简直成了叫唤地狱、阿鼻地狱。田中也操着一支步枪在射击，失去了生路而拼命挣扎的人们仰面朝天乞求上苍，结果形成了巨大的人堆。齐射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没有一个俘虏还站着时，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但是，就这样结束行动的话，难免会放过一些活着的人，这既有只负了伤的，也有倒下装死的。一旦真有活着逃出去的人，那么这次屠杀全体俘虏的事实就会传出去，成为国际问题，所以一个人也不能让他活着出去。田中一伙日本兵从这时开始直到第二天天亮，为了“彻底处理”而忙乎了一整夜。尸体摞成了很厚的一层又一层，要在黑暗中翻遍这尸层，从上万人中确认一些人的死活是很伤脑筋的，于是想到了火烧。这些俘虏们都穿着棉制冬装，点着了以后不容易灭，而且火光下也便于作业。因为只要衣服一着火，不怕那些装死的人不动弹。尸山上到处都点起了火，仔细一看，果然有些装死的人由于经不住烧而偷偷地动手灭火，于是只要看见哪里一动，便赶上去给他一刺刀，将其刺死。一面在层叠的尸山中翻来翻去，一面在烟熏火燎中了结事情，这种作业一直延续着，皮鞋和绑腿上都浸透了人油和人血。如此残酷的“作业”毫无疑问也是在“杀敌越多，胜利越大”、“给上海开战以来失去的战友报仇”、“也算对得起战友家属”等心境中干的。在把那些还在动弹的人刺死时，心里只有两个念头：这下子战友的亡灵可以升天了。决不让人活着逃出，留下证据。 　　田中说：能从杀人现场逃脱的人，“可以断言一个也没有人是杀不绝的。就在《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发表“田中三郎”回忆“丛丛柳树的河滩”边集体大屠杀的文章的同时，在中国的南京，终于查访到了一位在这场五万余人的集体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叫唐广普。一九八七年春天，我驱车一百多公里，在苏皖交界一个柳绿麦青的乡村中找到了他。他记忆的屏幕上，又展现出了五十年前的画面…… 　　天黑下来了，挹江门内人潮汹涌。涂着白色十二角星的一辆坦克车吼叫着冲开了一条血路，坦克后面是断肢裂体和血肉模糊的死尸！轰隆隆的履带上沾着红的血和白的肉！愤怒的人潮中，跃出一位穿灰军衣的士兵，他往坦克车的车门里塞进了一捆手榴弹。“轰”的一声，烟火升腾，炸毁的坦克堵塞了城门洞，拥挤的人潮更拥挤了。 　　辎重营开汽车的戴三颗花领章的上等兵唐广普丝毫不同情被炸死的开坦克车的驾驶兵。为了逃命，自己人轧自己人，太残忍了！他和比他大两岁的张营长的警卫员唐鹤程手拉着手紧紧靠在一起，他们都是教导总队的，他们怕被人挤倒和挤散。脚下全是被挤倒后踩死的人，软绵绵的真害怕！涌动中，不知哪个部队的一个高个子士兵提议：拉起手来。拉手也不顶用，人潮像咆哮的波涛。后来每个人解下绑腿带，六个人的手腕与手腕拴在了一起。一人冲倒了，左右两边的人一拉就起来了，逃生的时候是能急中生智的。好不容易出了挹江门，唐广普的好友唐鹤程找不到了，手腕上的带子断了！ 　　走到下关，唐广普遇到了救星，胖乎乎的上司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手拿着一个喇叭筒在大声喊着：“弟兄们，要想活命的，跟本总队长冲！” 　　哪个不愿意活命呢？散兵们围着总队长听他的喊话，“现在没有船，过不了江，敌人采用五爪金龙和一字长蛇阵的战术，几路分兵杀来，我们走三汉河冲出去，冲到敌人的后方去！” 　　像一阵旋风，人潮都向着三汊河卷走了。没跑多远，唐广普掉队了。另一部分人朝下游走，他又遇到了唐鹤程，他们跟着一伙人走过了老虎山，走到了十多里外的燕子矶。满街上都是人。争相逃命的人扛着木板、木盆、木桶往江里跳。唐广普和唐鹤程东找西找，找了个猪肉案子，两人抬着扔到长江中，肉案子太重，在水中四脚朝天，半漂半浮，两人一踩上去，立即翻了个身。他们湿漉漉地爬上了岸，又找了两个小柜子，用绑腿带一边一个拴住，这样好一些了，唐广普手拿着一把小锹用劲往江北划，但不行。沉重的肉案子把不住方向。右边划往左拐，左边划往右拐，只能随波逐流地朝下游漂，漂到了笆斗山。 　　“我生在江北，看来要死在江南了！”唐广普想起了他苏北阜宁的故乡，对天长叹道。 　　唐鹤程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 　　划不过江了，只好往回划，几下就到了岸边。 　　夜静更深，风雪阵阵。穿着被江水打湿的衣服.他们索索发抖。两人的鞋子都掉了，肚子里早唱起了空城计。他们搀扶着朝燕子矶镇上走。太疲劳了，在密密麻麻的人堆中，他们一倒下就睡着了。 　　朦胧中响起了“叭叭”的枪声。睁眼一看，穿黄军服的日本兵在眼前高喊：“出来，通通出来！” 　　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人群朝一个广场上赶。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兵说：“哪个认得幕府山，带路！” 　　有人说：“我认得！” 　　在刺刀的寒光和晨晚的微光中，黑压压的队伍被押走了。 　　白蒙蒙的朝雾和白蒙蒙的水气混成一片，沿江的大路上，蠕动着一条黑色的长蛇。走得慢的和走不动的，立即被刺刀戳穿了胸腔，刺成重伤的难民在路边打滚和哭喊！ 　　幕府山一片荒凉。光秃秃的杂树和枯草间，有十几排毛竹支架起来的草房。这是教导总队野营训练时临时住宿的营房，四周用竹篱围着，竹篱上装上了铁丝网，铁丝网外边是陡峭的壕沟。 　　十几排草房中都塞满了人，背靠背、面对面地挤在一起。有男有女，有军有民。唐广普看得真切，有几十个女警察也被绑着押来了，看样子是从镇江方向逃来的。燕子矶、上元门和沿江一带的难民与散兵，都一队一队地押送到这里来了。 　　没有吃，没有喝，只有兽性和暴行！鬼子拿着粗大的木棍和刺刀在巡逻。对于大声说话的，好强反抗的，不时用木棍狠命地揍，或者用刺刀使劲地捅！女人的尖叫和呼喊声日夜不断。每天都有奸死的妇女被扔进深深的壕沟！到了第三天，每排草房的门口放了水桶和木盆，被囚禁的人才喝到一点从土井中打上来的泥水。 　　第四天，一个四川口音的国民党兵悄悄地说，“跑啊，不跑不得了！” 　　怎么跑呢？ 　　那天夜里，这个四川兵把芦席草盖的大礼堂点着了。一刹时，风吼火啸，烈焰腾空！唐广普在礼堂斜对面的一排草房子里。草房子里的人都冲出了门朝外面奔跑！日本兵的军号嘀嘀哒哒地吹起来了，四周的机关枪开火了，已经爬上铁丝网的，像风扫落叶般地倒下来，踩着人背跳下了壕沟的，也因爬不上陡峭的沟壁而被枪弹打死在深沟中。人群像没头苍蝇似地到处乱窜。弹雨横飞，火光冲天！混乱中，不少人跑到了伙房，直抓水缸中的大米饭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吞咽。唐广普冲过大礼堂边的山头，一看前面的人都一片片地倒下了，连忙折回头来。这时，四面灯光刺目。他窜到伙房中，也抓了一把米饭，狼吞虎咽地下了肚子后，再伸手去抓已经没有了。他这是四天来第一次吃饭。 　　礼堂烧成了灰。人潮渐渐平息下来。奔逃的人群死了好几千！第二天天没亮，几辆卡车开进了幕府山。车上装的全是整匹的白洋布。鬼子兵一群一群地守在每排草房的门口，用刺刀把白洋布“吱啦吱啦”地撕成布条子。 　　大约凌晨四点的样子，日本兵大吼着：“出来，通通的，出来！” 　　草屋里的人一个个地出了门，门口的日本兵用白布条将出来的人先是背着手反绑，再把两个人膀子靠膀子捆起来。唐广普说：“一动不能动，哪个犟一犟，当场就一刀、人不如一只小鸡！” 　　绑到下午四点钟左右，会说中国话的那个日本人又喊了：“哪个认得老虎山？” 　　“我认得！”有人说。 　　“好的，前面的带路！” 　　四个一排，一条黑色的长蛇，从幕府山的草房里慢慢地游动出来。转出山口，路两边扔着一大片被日本兵枪杀的尸体，横七竖八。 　　排在队伍中间的唐广普，突然听到从队伍前头传下话来：“笑，要笑，不笑要戳死的！”怎么回事？唐广普的眼前，出现了令人战栗的情景：路边站立着三个裸体的女尸。女尸的背部和腋下用三根树枝撑着。一个是六十左右的老太太，一个中年妇女，一个是小姑娘。她们披头散发。无力地耷拉着脑袋，苍白的躯体早已僵硬了。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失去了武器的士兵。有血性和人性的中国军人，怎能忍心看这惨不忍睹的情景！他们不能动，手被捆绑着。他们紧闭双目，咧开大嘴，对着侵略者苦笑着，才混过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关。也有人对着雪亮的刺刀怒睁双眼，咬牙切齿，这些刚烈的男子汉都倒在白色雕像的脚下了！ 　　队伍骚动起来了。日本兵说话了：“到了老虎山，就送你们到南京城里去米西米西！” 　　拖着沉重的脚步，队伍来到了老虎山下的江边。这地方叫草鞋峡，又叫上元门、大窝子。冬季是枯水期，江滩上生长着稀疏的柳树和一蓬蓬枯萎了的芦苇。 　　“坐下，统统的坐下！”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说，“送你们到江心岛上去！” 　　透过苍茫的暮色，可以看见江边停靠着两艘小汽艇。“过江？这两条小船能过多少人？”人群中有人议论。 　　“坏了！没得命了，要下毒手了！”有人看见日军四面架起了机枪，连小汽艇上也有黑洞洞的枪口。 　　天慢慢黑下来了，坐在江滩上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周围，有上了刺刀的日本兵警戒着。“不能绑着死，做鬼也要做个散手鬼！”有人说，“咬，把疙瘩咬开！”唐广普挤坐在大路与江边的中间，他又找不到唐鹤程了，他用牙齿咬开了前面一个人手膀上的布条结，后面的人帮他解开了手腕上的布条。你帮我，我帮你，唐广普周围的人大多都松了绑。这时，江边两条小艇上探照灯的白光像刀一样刺射过来。路边的树枝上撤上了稻草，再浇上汽油，一点火，像火把一样照亮了夜空。没等警戒的日本兵撤离，江边混乱起来了： 　　“掐死他！掐死他！” 　　“夺枪！夺枪！” 　　“要死一起死！” 　　骚动中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叫喊声。 　　俘虏们三四个人拖住一个日本兵，用拳头揍，用手扼，用脚踢牙咬！鬼子们扔掉了枪，哇哇的乱叫。腿快的都跑上了大路。这时，四面的重机枪一齐开火了。混乱中，唐广普又碰见了唐鹤程，两个人连忙卧倒搂在一起。“哒哒哒哒”的机枪声吼叫了二十多分钟后停了，江滩上密密麻麻地躺满了血淋淋的尸体。还有些人在爬行、在滚动。唐广普晃晃唐鹤程，唐鹤程也晃晃唐广普：“怎么样？” 　　“不知道，” 　　“你怎么样？” 　　“我不行了。” 　　其实，唐鹤程没有事。两人都没有知觉了。唐广普的右肩被江边小汽艇上扫射过来的机枪子弹打穿了，但他不觉得疼。他只是用两手的肘部死死地抵在江滩上，这样好喘气。他的身上重重地压着好多尸体。他隐隐觉得上面有人在挣扎，在叫喊。 　　枪声停了五分钟左右，第二阵机枪又吼叫了，扫射了一刻钟光景，枪声停了。唐广普再摇摇唐鹤程，他不会动了。唐广普用手一摸他的头，头上粘糊糊的。唐广普想：“他的头被打开了。” 　　枪声一停，日本兵踩着尸体上来了。他们用刺刀戳，用木棍子打，还没有死的人在大声地喊和骂： “哎唷，我的妈啊！” 　　“日本兵，我肏你娘！你来补老子一枪！” 　　“日本人，你对不起我们啊！” 　　“狗东西！畜生！” 　　打过、刺过，日本兵又搬来稻草和汽油焚尸。火势熊熊！活人的喊叫声 　　和尸体燃烧的吱吱声以及树枝哗哗剥剥的爆裂声混合在一起。红色的火焰主持黑色的葬礼！ 　　在底下的唐广普，忍受不了上面流下来的鲜血、汽油、热浪、烟火和发烫的人油！他在下面透不过气来。他要逃命，他渴望活着，求生的本能给了他力量和胆量。他前拱后拱都拱不出来。硬蹭硬蹭才蹭出半个身子。他看到，日本兵叽哩呱啦地在大路上烤火。唐广普在死尸堆上慢慢地爬、爬，爬到了江边。他听听动静，江浪哗哗地响，他的心怦怦地跳。 　　还有一个人也在爬。唐广普小声地对他说，“慢点，不要给日本人发现。” 　　那人回答，“要跑啊，不跑不得了啊！” 　　“轻点、慢点，等他们走了再跑。” 　　他说：“不行，不行。” 　　他跑了，跑不多远，扑通一声，这个要逃命的人掉到了一个小河汊里去了。水一响，日军惊叫起来，机枪吐出了长长的火舌。 　　唐广普不敢动了，他轻轻地拖过一具尸体挡在自己的面前，又过了一阵，日本兵吹哨集合了。“大概有十二点了。”唐广普想。 　　日军的大皮靴在路上咔咔地走远了，唐广普才拔腿，顺着江滩往燕子矶跑。滩头全是芦苇，他在烂泥和芦苇根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出了芦苇滩，前面发现了红红的光亮，像一盏灯，像一团火。他怕碰见日本兵。他用耳朵贴地听听，没有一点声音。他朝红光走去，用手一摸，是一堵被火烧毁了的墙。风一刮，木柱上又冒起了火星。墙脚下热烘烘的，他一摸，是烧焦了的稻谷，还烫手呢。 　　鸡叫头遍了，唐广普钻进这热烘烘的谷灰里，抓一把烧焦的谷子，一粒一粒地嗑着吃。 　　天亮时他被冻醒了。四周看看，没有一个人。这里是燕子矶，死一样的沉寂。村庄烧毁了。他往江边走去，忽然，江中飘动着一面太阳旗！他连忙钻进江边的一座砖窑。窑里有五个死尸，全是散兵，四个穿灰军眼的士兵，一个穿黄呢子服的军官。他躺在尸体堆中，一动不敢动。 　　外面没有动静。唐广普从窑洞口探出头来看看，太阳旗已到了岸边，它插在一条小舢舨上，舢舨上是一老一少的两个农民，看样子是儿子和父亲。两人上岸了，绳子拴在一棵小树上。唐广普像见了亲人，他立即跑过去。 　　“老伯伯，救救我的命！”他一边说，一边趴在地上连连磕头。 　　老汉看着面前的这个血人：“你是哪里的？” 　　“昨天夜里日本兵在大窝子杀人，我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 　　老汉微微点了点头：“怪不得昨天夜里枪声响了那么长时间。”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气呼呼地问：“你是中央军吧？” 　　唐广普一看他怒气冲冲，就赶紧笑着说：“大哥，我、我是抓壮丁来的。” 　　“哼，没有看到你们打日本人，反把我们的房子先烧了！” 　　唐广普一个劲地磕头，嘴里一声接一声地叫：“大哥，大哥，做做好事！” 　　老汉埋怨他的儿子：“讲什么东西！” 　　“老伯伯，江北还有我的父母，你带我到八卦洲吧！”唐广普一再求情。 　　老人为难地摇摇头：“不行啊，被日本人的巡洋艇发现就没得命了！” 　　一老一少走了。他们是来搬稻草的。唐广普连忙上去帮忙。老人说：“我们跑反到了八卦洲，两条牛拉去了，没有草吃，来拖一船稻草。” 　　装好草，唐广普再一次下跪磕头。老人终于点了头，叫他钻进草堆里去。他的上面，是一面迎风飘扬的太阳旗。 　　唐广普安全地到了八卦洲。八卦洲上有许许多多散兵。八十八师的、八十七师的、三十六师的、教导总队的。八卦洲上有几十条船，船都沉没在内湖里。唐广普到了八卦洲，像鱼儿跃入了水。一个人是孤独的，孤独是可怕的。军人又回到军人的队伍中了，虽然都是散兵，都是败兵，但都是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国军。他在八卦洲上吃了些东西，他感到温暖多了。 　　第二天，据说是一个师长，还有另外三个军官，化装成士绅的模样，皮帽、长袍、大褂、金丝眼镜。四个人的后面，跟着七八个随从，随从们的手上，一人端一只大木盘，木盘上是用红纸包封装的一筒一筒的银洋，还有香烟、糕饼、水果、纸糖…… 　　从上游开来了日军的巡逻艇，艇上有乌黑的机枪和红白相间的太阳旗！ 　　八卦洲的码头上鞭炮齐鸣，锣鼓震天，震天的鼓乐声中，有一面白布做的太阳旗在摇动。 　　汽艇靠了岸。艇上走下来一个小队长模样的日军：“什么的干活？” 　　戴皮帽子的人上前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报告太君，我们是八卦洲的难民，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很多，这里地方太小，已经没有吃的了，请求皇军准予我们送一部分到江北去。” 　　翻译官用日语重复了这个意思。戴皮帽子的人朝端大盘的人示意了一下，一大盘堆得高高的红纸包送到了日本军官面前。他拿起一筒，用手掂了几下，“嗤”的一声撕开红纸，白花花的大洋在盘中叮叮当当地响。 　　“要摆渡到江北去，有没有支那兵？” 　　“很少，徒手的，没有武器。” 　　“你们有几条船？” 　　“六条船。” 　　“什么船？” 　　“三舱小船。” 　　小队长想了一下，从口袋中掏出个本子，用钢笔刷刷刷地写了个条子，交给戴皮帽子的人，算是通行证明，并规定了摆渡时间为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下午一点至五点。 　　日本军官又一一打量了这些人，一个个都点头哈腰。当他的目光扫到那面用长竹竿挑着的太阳旗时，他摇了摇头：“这个的，不行！” 　　太阳旗是用白床单做的，上面用红颜料画了个不圆的太阳。日本军官叫人从船上拿来一面新制的太阳旗换上：“这个，标准的！”小汽艇开走了，盘子上的礼物全带走了败退到了绝路的中国兵有了生的希望。四面环水的八卦洲上，队伍又集合起来了，按照各单位的编制站队，还指定了带队的长官。 　　几十只木船和隐藏起来的枪支弹药都抬到了洲的北岸。唐广普站在教导总队的行列中，带队的是原一团一位姓韩的营副。他很激动。 　　“弟兄们，我们现在不是在作战，我们是在逃命！但军风纪仍然要严，大家选我带队，咱们要共同一心，归奔大本营，到北徐州的台儿庄去！”唐广普是第一批下船的。他很快到了北岸。他庆幸江北人又回到了江北，庆幸自己死里逃生。他踏上了江北黑油油的泥土，这时，他才发现，他的两只脚板全被芦苇和石头戳破了。他一步一个血印，一步一个血印……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撰写的《中国事变中的陆军作战》一书记述：在草鞋峡集体大屠杀中，“日军也牺牲了九名军官和士兵。” 　　唐广普说：“我到江北后，还碰见过一位在草鞋峡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是焚尸时被火烧伤了才爬出来的。他是广东人，姓储，瘦矮个子，瘦长脸，他比我小一岁。一九四一年秋天，他在六合的竹镇参加了新四军。我们是难友，当时我送他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支牙刷，一包牙粉。但后来一直没有音讯了。”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于一九八五年秋天采访过唐广普。他请唐广普讲一讲幕府山囚禁时的房子是什么建筑材料构成的、墙是什么样的、房顶是什么材料？ 　　唐广普答，“那里是十几排简易营房，稻草顶，竹子梁，墙是用竹子劈开后编成的，内侧糊上黄泥，外面不糊的。” 　　他看见本多胜一手里捧着一本很厚的书在翻阅。唐广普凑过去一看，书中有幕府山营房的照片。他惊奇了：“你哪里拍来的这些照片？” 　　唐广普的叙述和照片中的房舍一样。照片是当年日军的随军记者们摄下来的。据说，本多胜一的父亲也当过随军记者。五十年前的老记者不相信草鞋峡的大屠杀还会有幸存者，他想亲自来，他八十多岁了，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长途旅行，他请本多胜一细细地采访一下。 　　真实才是历史。真实才有力量。 　　不义的杀人者都害怕败露杀人的丑行。日军们明白，屠杀和平的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将引起公愤。于是，他们急急忙忙地毁尸灭迹，掩盖杀人的真相。 　　血是抹不掉的。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本少佐太田寿男这样供述：“我在十二月十五日晚到达南京下关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说：‘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三十只汽船、十台汽车、八百名运输兵，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至十八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一万九千多具，安达处理一万六千多，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六万五千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至少也有五万人，共计有十五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有男女老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估计约三万，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有日本军队仍用机关松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吸着的人。经我处理的将近两万个尸体里边，就有三百五十多个是被扫射后仍在呼吸未死的。处理这些活人的时候，我命令部队先用转货的铁钩子将他们打死，使其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到扬子江里去。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杀人行为。” 　　这是太田寿男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交代。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 　　燕子矶〔遇害者五万余人〕 　　从幕府山到燕子矶的江滩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从上元门和观音门跑出来的军人和老百姓。成千上万的人都想从这里渡江，过夹江就是八卦洲，逃到那片葫芦形的江心岛上，命就保住了一半。 　　日本兵已经冲出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方向激烈的枪声和像潮水般的呼叫声这里隐约可闻。从下关方向顺流漂浮的人像野鸭子似的一群一群地朝下游冲去，也有在这一带被江涛吞没的，被激流冲到岸边的。哭的哭，叫的叫，无路可退的散兵们蝗虫似的拥挤在滩头。胆大的拆屋卸门，抱着木板跳进江中逃生了。偶尔有一两只小木船从上游下来，滩头上的人又是呼喊又是开枪，请求摆个渡，留一条活命。可江水茫茫，寒风呼呼，没有一只能摆渡的船！ 　　人越来越多。从十三日开始，燕子矶就没有渡船了。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江边十多个岩洞里都躺满了人。不少人以为，这里有观音阁、有玉皇阁，菩萨会保佑落难人的。庙堂里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僧侣们嘴里念着佛经，手中敲鼓击馨，请观音大发慈悲，请玉皇降魔捉鬼。朝拜的人跪满了殿堂的里里外外，他们祈求神灵，他们虔诚地许了心愿：躲过劫难，一定重塑金身！“随缘乐助”的银箱里，铜板、大洋和一把把的钞票不停地丢进去。一个小脚老太太口里念着“阿弥陀佛”，把她手指上的金戒指捋下来，献给了逢凶化吉的佛祖！ 　　十九岁的郭国强躲在三台洞里面。他是八十八师的士兵，雨花台失守后，他和散兵们一起向北败退，退到燕子矶，走投无路了，他们二百多个弟兄都换了便衣，现在都各奔东西逃命了。 　　突然，密集的机枪声响起来了，他不敢出去看，他缩成一团和逃难的人一起挤在岩洞里。枪响了一个多小时。停了一会儿，洞外人声鼎沸。大队的日本兵搜山来了！ 　　躲在岩洞中的人群都被驱赶出来。有人不愿出来，日军就朝洞里开枪，也有扔手榴弹的，闷雷般的声浪过后，岩洞里血肉飞溅，洞口飘出一缕缕白色的烟雾，硝烟呛人。走出岩洞，眼前的情景触目惊心！山下的路上和江滩上躺满了尸体。三面临水的燕子矶上，等待摆渡的男女老少都被枪杀了！乾隆皇帝写有“燕子矶”三个大字的御碑上也溅满了鲜血。山石曲径上尸首遍布。悬崖枯树上，倒挂着一个个死人！ 　　土红石赤，江水似血。金陵名胜燕子矶成了杀人的屠场！据说，在日军机枪扫射的时侯，不少人纵身跳崖，葬身江涛！ 　　当郭国强被日军从三台洞里赶出来后，他乘机钻进了路边的小庙，屋里有开山用的铁锤和钢钎，他把一根长长的钢钎紧紧抓在手中。门撞开了，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来驱赶“屋里的人，郭国强说：“我们是开山的。”他举起手上的钢钎给日本兵看。 　　日本兵朝他们四五个人看了看，都赤着脚，穿着破衣烂衫，便“嘟噜”一声走了。郭国强和他的四五个士兵弟兄逃过了劫难。 　　郭国强见日军下山了，又回头钻进岩洞。三台洞有上、中、下三个洞，他沿着石梯向上攀登，直爬到洞顶的望江楼上。这里本来是观景的胜地，可现在他吓得要命，他紧紧盯着山下像蚁群一样的人。 　　黑压压的人群都被赶到了江滩上。冬天是枯水期，水落石出。江水冲上来的尸体密密地排列在滩头，枯黄的芦苇和野草在寒风中抖动。日军三面架上了机枪，滩头上人潮涌动，闹哄哄地隐约听出有人在叫，有人在喊。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郭国强吃了一惊，十几挺机枪一齐吼叫了，江滩上的人像高粱秆似的一片片倒下去！ 　　机枪不停地吐着火舌，震天动地的枪声在冬口的水天间久久回荡。许多人跳入江中，长江的激流巨浪把一群一群争相逃命的人吞没了！ 　　郭国强的心一阵又一阵地战粟。长长的江滩上，从东到西，从两到东，全是被枪杀的尸体！日军像野狗似的大声吼叫。一批人倒下去，又从观音门、幕府山一批一批地赶来。燕子矶的江滩上，机枪吼叫了一天一夜！ 　　枪声停了。燕子矶的僧侣们双手合十出来观看，他们见到了一幅十八层地狱的惨象！从幕府山下的三台洞到燕子矶头，几里长的江边尸首累累，血肉模糊，迎面扑来的阵阵寒风中，都充满着浓烈的血腥气！ 　　观音阁的能益法师对着长天连声哀叹，“罪过！罪过！”三台洞的松修法师和寺庙里的和尚身披袈裟，手持法器，一齐列队来到江边，为善男信女的亡灵超度！ 　　木鱼声声，鼓钹声声，长号在江面上呜呜地哀泣。燕子矶四座寺庙的几百个僧侣面对尸山血海，一齐跪拜！他们合掌闭目，口念《弥陀经》和《往生咒》：“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 　　“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