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到江宁 　　寒风呼呼地吹着。张文斌只穿一件夹衣，但全身汗水淋淋。他挑着一副深重的担子，气喘吁吁地跟在马队后面，炮车辚辚，战马萧萧，他两腿发软，头有点昏，他不敢歇下。一歇下，日军的刺刀就捅过来了。郭家山岗的郭成照昨天在溧阳时，因为挑不动担子，被一刀挑死了，就死在他的旁边。离家八天了，他摸着口袋里的八颗小石子，想着和尚村自己的家，想着冬月十一那一天。 　　那天清晨三四点钟枪就响了。全村二三百人像兔子似的到处躲，拼命逃。逃到吴家山中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二三百人立即跪在地上磕拜。日本兵叫走了朱万炳和石全子。跪了快一个钟头，又来了一个黑胡子很多的日本兵，他用手指着张文斌。跪在旁边的父亲一看不好，儿子刚十九岁，就站起来想代替儿子。 　　“不行！”日本兵吼了一声。张文斌只好站出来，跟着日本兵到村子里抓老母鸡。抓到毕家洼村口，他吃了一惊。穿黑棉绸褂子的石全子的头被劈开了，死在路边！ 　　日本兵押着张文斌来到安德门，给他膀子上套了一个白布臂章。臂章上有“逸见部队使用人”几个字。 　　第二天，一个日本兵带着张文斌进城。中华门城门口，八个日本兵正端着刺刀对着靠在城墙边上的几百个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刺杀，地上和城墙上都是血，张文斌吓得脚都发抖。 　　他把一箱蜜枣扛到宪兵医院后，日本兵叫他挑水、烧饭和喂马。 　　第五天夜里，日军出发了，张文斌挑着担子跟在马队后面走。黑夜里的中华门阴沉沉的，他想起那天进城时见到的杀人情景，心里还怦怦地跳。这是一支炮兵部队，抓来的民夫不少。挑不动、扛不动的，半路上就刺死了。 　　走到东山桥，天黑了。过桥是江宁县城。日本兵点着了路过的三间草房。大火熊熊。熊熊火光中，马蹄、炮车和杂乱的皮靴声打碎了江宁城的安宁。赶马车的崔金贵也被抓夫抓到了江宁。他臂膀上套着一只“中岛部队肥后小队使用人”的白袖章。他是扛箱子来的，一天多了才吃了一盒子饭。他和邻居金小夫昨天早上出来买米，在官家桥被日本人抓着当了夫子，父母和妻子都在等他回去，他们一定等急了！ 　　第三天到了铜井，日本兵总算放了他们。一人发了一张路条，崔金贵和金小夫像捧着一道圣旨似的捧着路条往回走。崔金贵胆子小，他不敢走夜路。他赶马车时，也总是晚出早归，他怕天黑了出事情。他的马车和四匹马也被日本兵拉走了，那四匹马是他和父亲卖糖球、贩花生米积起来的钱。枣骝、海骝、青马和甘草黄，四匹马是他家里的四根柱子。现在，柱子被人拆掉了！他和比他小一岁的金小夫躺在田野里，望着寒夜中天上的星，各人想各人的心事。 　　天微微亮了，他们往回走。他们急切地要赶回南京城，城里有父母妻子。走到油坊桥，太阳快下山了。还没过桥，一群日本兵冲上来，崔金贵连忙赔着笑脸递上路条，谁知日本兵看也没看，接过来就扔掉！三个对付一个，两人架着臂膀，一人端着刺刀，不由分说，雪亮的刺刀当胸刺了过来！ 　　崔金贵挨了三刺刀！他命大。他的黑棉袍子上面的几粒布扣子坏了，只好敞着怀。对着胸膛刺过来的刺刀往上一挑，刀尖刺入了脖子！刺刀卜的一拔，他往左一歪倒在了地上，日本兵的刺刀在他的左耳后边又刺了两刀！这里没有人家，桥是木桥。桥边全是田，崔金贵倒在田里，田里有许多尸体。到了半夜，他慢慢醒了，睁眼看看，天上一片漆黑。桥边有一堆火，五六个日本兵围着火在说话。他摸了摸四周，左右前后都是死人。金小夫和他一起放回来的民夫都过不了桥，都被刺刀捅死了！ 　　他慢慢地爬，爬过横七竖八的死尸，爬到了河边，这里离日军有一丈多远，冬天水浅，他咬着牙轻轻地涉过了河。崔金贵忍着喉咙口的伤痛，一口一口地吞咽下腥乎乎的脖子上流出来的血。他知道，血流光了人要死的。他拄着一根棍子走到了毛公渡，毛公渡上的石桥被日本兵的飞机炸掉了，上面铺上了门板。晨光中，渡口站着两个人，刚走近，穿黄军服的日本兵掏出手枪要崔金贵跪下。崔金贵一看不好，连忙朝穿蓝大褂、戴礼帽的一个中国人求情：“哥哥、哥哥你救救我！我们都是这个地方的人！” 　　这个人三十多岁，会讲日本话。他问崔金贵：“你脖子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狗咬的！”崔金贵说。 　　翻译对日本兵叽咕了几句，就喊崔金贵站起来：“走吧！” 　　崔金贵望着黑乎乎的手枪，吓得僵掉了，他站了几次才抖抖索索地站起来。好不容易进了水西门，在北三巷又被一个日本人叫住了，日本兵摸出一把铜板，又给他几根大葱。崔金贵弄不清楚怎么回事，站在日本兵旁边的一个中国民夫说：“叫你去买葱！” 　　崔金贵点点头。他把铜板和大葱兜在血迹斑斑的长褂子大襟上，一步一步地进了城。一进城，他把大褂一抖，摔了铜板和葱，走莫愁路，到了螺丝转弯的地方，因为流血过多，两眼一黑，靠在轧马路的石滚子上昏过去了！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哎唷，这不是赶马车的崔麻子嘛？赶快喊老头子去！”崔金贵的老父亲“儿啊！儿啊”地哭叫着来了，他把昏迷不醒的儿子背到了官家桥，请了个姓胡的江湖郎中来芦席棚子里治伤。 　　“这孩子不得了！”郎中把崔金贵的裤腰带一解，从脖子上流下来的血都积在这里干了，干了的血饼子一块块往下掉！江湖医生用棉花烧成灰，拌上豆油往伤口里塞，外面再敷上黑糊糊的草药。过了一天多才醒过来，过了一个多月伤口好了，但食管刺破了，嘴里喝进去的稀饭从喉咙口流出来，还不断地吐血块，一直吐到现在。 　　从下关码头的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刘水兴，用十二块大洋向一个农民换了一件老棉袄和一块毛巾，毛巾刚刚扎上头，两个日本兵来到草棚前，指着刘永兴说，“你的，苦力苦力！” 　　“去吧，我明天来看你。”那个农民说。 　　日本兵把刘水兴带到火堆旁边，一个日军用棍子在地上画了四个字：“干什么的？” 　　刘永兴哆哆嗦嗦地打着手势：“做衣服的。” 　　“你的，顶好，顶好！你的，美男子！” 　　刘水兴哪有心思听日本兵的夸奖，他急得要命，结婚四个月的老婆不知怎么样？父母亲一定急坏了。 　　第二天开路了，日本兵给他一个袖章，上写“从军证”，还盖有一个大红印。到了江宁城，日本兵叫他给一个班十二个日军烧饭，挑水，他还会补衣服。烧饭没有柴，日本兵抬来一口棺材烧火。还抓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吓得要命：“大哥，你给我去说说，放我回家去吧，我家里有老有小！” 　　刘水兴刚要去求情，两个日本兵把这位妇女拉到后院里去了。后来，刘永兴一直没有见到这位穿蓝布大襟衣服的妇女。他跟着这支日军部队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他说：“日本兵也有好的，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一个日本兵搞来一个猪肝给我吃，还有一包药。他们部队要开到丹阳去了，就放我们回来了，还给了一袋米和几个罐头。” 　　刘永兴回到了父亲和新婚妻子的身边，他很幸运。他说：“很多民夫被打死了。” 　　姜根福至今仍盼望着被抓夫抓走了的父亲的音讯。他从小盒子里拿出一封十五年前的已经发黄了的信给我看。他说：“一九七二年，报纸上登过一条消息，说日本有几千个从中国南京抓去的民夫，有的已死了，但保存着骨灰，准备送回南京。我立即写信到北京对外友协，过了一个多月，对外友协给我复了一封信，说目前要查找久居日本而下落不明的中国人尚无条件。叶落归根，在中国的日本小姑娘都找到了，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找不到呢？我父亲叫徐长富，他就是成了一堆骨灰，我也要背回来！” 　　一个民夫的见闻 　　他低着头和一起抓来的几个民夫走进挂着太阳旗的院子，他气得要命，堂堂国军，竟成了敌人的夫役！想起来多遗憾，因为没有渡船，他无法撤到江北。刚刚脱掉军服穿上黑长衫，就被敌人押到这里来了，从街上一起押来的几个同胞都发了一块写有字的白布别在膀子上，这是护身符，他也得了一块。有了这个护身符，自然安全多了。 　　下午抬水。一路上尸体很多，有不少都开膛破肚，血肉模糊，有人告诉他，挖出来的心肝和男人的阳具，卖给浪人值不少钱，有些日本兵就专干这个事。 　　第二天一早，日本兵叫他担洗脸水，又一间房一间房地送进屋，送到后院，一跨进门，他吓了一跳。两位女同胞赤裸着身子，仰天躺着，见他进来，急急忙忙拉毯子掩一下胸。坐在妇女身边的两个日本军官却穿着女人的花衣服哈哈大笑！他连忙放下脸盆，红着脸快步退出房门。 　　那天黄昏，他看见后院里拖出来两个赤条条的女尸，又从外面赶进了十几个妇女。夜里，女人的叫喊声和日本兵的嬉笑声像针一样地刺痛他的心。他想哭，他想喊，可他不敢，他默默看在眼里。 　　十二月十六日，日军搬到了一所学校。街上黑烟红焰，火光冲天。一路上都躺着中国人的尸体，有不少是裸体的女尸，十个有八个剖了肚子，白花花的肠子流到地上来了。还有些是怀了孕的妇女，血污的胎儿在母亲的破腹中一阵阵抽搐。女尸的乳房有的被割掉了，有的被刺刀挑得血肉模糊，这种惨象，叫人不忍心看一眼！ 　　这天下午，日军从外面押进来一百多个难民和散兵。他躲在做饭的小屋中，悄悄地透过窗户往外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看不清。忽然，凶狠的日军扒掉了他们的衣服，又一个一个地把他们连手连脚地捆在柱子上，然后拿着锥子朝他们身上乱刺！叫声，哭声，喊爹喊妈的声音和愤怒的责骂声响成一片，直到把这一百多人都刺得浑身鲜血淋淋，有的刺瞎了眼，有的刺破了肚。最后一锥子，是深深地刺穿喉咙，让血像泉水般地喷出来！全体日本兵围观着拍手欢呼！ 　　有一天，日本兵通知民夫带着铁锹出去，他不知怎么回事。到了一片山坡上，几百个难民都在挖坑，挖好后各人跪在自己挖好的土坑边，日军一人一枪，可怜的难民一个个都栽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接着一声号令，戴白袖套的民夫们用锹掩埋，把土填平。日军的杀人花样，打破了世界纪录！ 　　又过了几天，日本兵开到了滁县。他还是当挑水的民夫，烧饭的一个日本兵跟他熟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给他看，照片上是浩浩长江，江上漂满着尸体！这天夜里，日军到村子里搜寻妇女去了，他乘机逃走了。 　　水里火里 　　徐吉庆慢慢抬起头来，四周黑乎乎的，身上有点冷，他迷迷糊糊地不知是死了还是活着？原来泡在水里。怎么？没有死？他记得和二百多人从华侨招待所出来，被日本兵押到长江边上一阵机枪扫，他眼冒金花，他觉得自己已倒下了。他不能动。两手还反绑在背后。 　　他睁开眼搜索着，江滩的死尸堆中有人在动，有一个人在爬，他高一脚低一脚地从水里往岸上走来。 　　“有没有日本人？”他问。 　　江滩上的人回答：“没有。” 　　有四个人还活着，他们搀扶着爬起来，帮着解开绳索，一起走。走到四所村，找了一间空房，大家都脱了血淋淋的外衣，在小河中洗净血迹。 　　“没吃没喝，在这里等死？”一个徐州口音的人说。 　　徐吉庆一个个打量着他们，都是中央军。一问，徐州人姓张，他里面穿着一件白纺绸的旗袍，像是女人的。镇江人姓仇，小圆脸，大概二十岁的样子。还有一个福建人，小个子，姓钟。徐吉庆年纪最大，又是本地人，大家喊他“大哥”。 　　“大哥，你带我们走吧。”他们说。 　　徐吉庆是开汽车的。他在淞沪战场上帮助国军送弹药负了伤，脚后跟被日本飞机的炮弹皮削了一块肉，现在还痛。 　　“我们进城吧。”他对三个换了便衣的中央军说。 　　“不能进城，往南走吧。”姓仇的说。 　　往南走，走到水西门，还是不敢进。再走，走到中华门，日本兵把四个人一齐抓去当了民夫。 　　抬米、打包、背袋。徐吉庆是挑一副公文箱。姓钟的福建人背不动大口袋，半路上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 　　从中华门到牛首山，有一百多里地，吃了一团麦片，就一人拿一张明信片式的路条回来了。四个难友成了三个，三个人一起住进难民区。 　　下雪了，日本兵又来抓差。徐吉庆被押到丁家桥看稻草。小火车的铁道上躺着四个二三十岁的棵体女尸，乳房和下身部被刀割掉了，有一人的脚被狗吃得露出了骨头。好心的胆小的徐吉庆找了几张芦席，把她们一个个地卷好。第二天，日军发现鼓楼兴皋旅社有个地洞，又把徐吉庆拉去。他被刺刀赶下地洞，递上去一包包的衣服、一只一只的箱子。他拉动一条被单，被单布包着一具女尸。蓬乱的头发。苍白的脸。他吓得瑟瑟发抖。 　　后来，三个难友和三个民夫开了个烧饼铺。他们天天围着一只炉子，天天围着一堆炭火。 　　木炭火熊熊燃烧，大厅的四壁上映出一阵一阵的红光。“妈呀！”“哎唷！”扫马路的侯占清破四个日本兵抓着手和脚，赤条条地在火堆上烤！这里是湖南路中央党部。这里已驻扎了日军。日本兵为了取暖也为了取乐，桌椅板凳都堆在大厅中燃烧。火光映着大厅正中一个很大的蓝白色的国民党党徽。 　　被抓来的民夫侯占清还在尖声地叫。 　　他已被烧掉了头发，火忽高忽低地往上蹿，他身上吱吱地响，皮像要裂开来似的，前胸、小腹、后背燎起了一个个指头大的水泡！“我的娘也！妈妈呀！”他一声声地呼叫，日军一阵阵地哄笑，烤了十多分钟，抓着他手脚的日军终于把他扔在稻草上了。他一声接一声地哼着：“哎唷！”“哎唷！”他刚刚从冰水中出来。他是清洁工，扫马路掏厕所的。清洁队七八十个人都没有撤退。班长谢金宽带着他住进了牯岭路二十一号的难民区。听人说四个鸡蛋可以向日本人换两包面粉，他装了四个鸡蛋走到珠江路口，却被两个端刺刀的日本兵押到了湖南路中央党部，先叫他喂马，后来又抬草，还烧饭，烧好叫他先吃，日本兵怕饭里放毒药。 　　第二天天亮，十几个日军赶着侯古清和另一个住大方巷的民夫走到塘边。他们朝水塘里摔了十几个手榴弹，鲢鱼和草鱼都肚子朝天浮起来了。日本兵高兴极了，吼叫着赶侯占清去捞：”你的下去！” 　　天阴沉沉的，快要下雪了。他脱掉外面的蓝色棉袍，把灰礼帽放在棉袍上。水刺骨地冷，他咬着牙，嘴里丝丝地喘着气。池很大，水淹到胸部。他一条条地把大鱼小鱼往上扔。两个人在冰水中泡了二十几分钟才上岸，他手冻僵了，牙齿咯咯地响。他披上蓝棉袍就钻到烧饭的灶边上。 　　“你的，过来！”日本兵叫他去烤火。他们嘻嘻哈哈地扒了他的衣服裤子，玩起了叫做“烤全猪”的把戏。 　　侯占清一动也不能动。他全身都是火烫起的水泡。水泡破了，浑身流黄水，钻心地疼。他缩在稻草上，一声接一声地呻吟：“哎唷，娘也！哎唷，娘也！” 　　五十年后的今天，淡眉毛、小眼睛的侯占清向我叙述这一苦难的时候，却像在讲别人的事情似的，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他们是逗着我玩的！”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侯占清！ 　　这就是七十五岁的侯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