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是艰难的。 　　五十年了，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至今心头上都笼罩着浓重的黑云，酷暑的骄阳和强劲的巨风都无法射透和吹散这铁一样的阴影。 　　心理是一道防线。生理的创伤也是一道防线。受害者们时时忍受着侵略者给予的痛楚，他们羡慕大自然平等地恩赐给人们的肌体的自由和欢乐。他们是伤残者。日本侵略者的刀枪，给南京留下了许许多多残疾人。创伤刺痛着他们的心。 　　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你找我好几次了？找不到？我上茶馆里听评话去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挂无牵，没有地方走。一只眼睛睛了，逛街也看不清，模模糊糊一片。 　　讲日本兵？日本兵坏东西！冬月十一进的城，来了就杀人放火要东西。我弟弟养了只黄灰色的芙蓉鸟，连笼子一起拿走了，还要我给他送到水西门。第二天上午八九点，我和老婆吃过早饭刚坐下。“砰！砰！砰！”敲门了。一开，一个挂腰刀的鬼子进来了，他望了望我，又招招手，要我跟他走。他推着自行车。过了下浮桥，不得了！马路上躺着好些死人，李府巷口魏洪兴鸭子店烧得一塌糊涂。到了三坊巷电报局，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木板黑字：清水大队。 　　日本兵要我进去。我怕，我知道这是他们的司令部，我不想进去。不行，非得叫我进去。 　　后面是个大花园。他突然说：“你的中国兵！” 　　我是夫子庙小吃店的厨师。笑着说：“我的，良民。”边说边伸出手给他看。 　　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一拥而上。两个高个子，有胡子的，对我拳打脚踢，“不讲的！讲！”讲什么呢？我不是中国兵，怎么能瞎说呢？打了我几下子，他们咕噜了一阵，叫另外两个鬼子去拎了一桶汽油来，要烧死我。 　　这时来了一个军官，他对他们摇摇手，“不行。”汽油拿走了。那个军官也走了。 　　小鬼子又咕噜了，我听不懂。我缩在墙角里揉被他们打痛的胸部。正揉着，两个日本兵过来，一人一只胳臂把我扭住，一个日本兵拿着一支墨笔往我脸上乱画一气，我不敢叫，也不敢动，让他们玩吧。嘴巴和眼睛里也进了墨汁，另外几个鬼子在旁边笑！ 　　这一招玩好了，又换了花样。一个日本兵上来，用劲在我领口上扯，我的棉袍、大褂扣子都掉了。他在我身上乱摸了一通，又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带。旁边两个鬼子咕噜了几句，又过来一个人，把我的那根布条子裤带往我脖子上一绕，一人一头使劲拉，我被勒得又疼、又喘不了气。他们拉一阵子。放一下。拉到我要昏过去时，再放松一下。过了一会儿，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后来我感到耳朵嗡嗡响，慢慢地睁开眼，身上盖了一张芦席子，看看旁边，吓人！都是死尸，横七竖八的，一堆一堆停小山。这是后院子。当时太阳偏西了，天还没黑。我想，这怎么办？跑也跑不出去，没得命了。正想着，来了两三个鬼子，叽哩咕噜说着话来了。我赶紧闭上眼，憋住气。一个鬼子掀开芦席看了看，突然一皮鞋踢过来，很重。我咬着牙不敢动。疼啊！只觉得眼睛里金光四射，忽然又黑乎乎的了。 　　他们走了。我松开牙，嘴里吐出好多血。睁开眼，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天黑了，前面院子里灯光亮堂堂的。后院里没有日本兵，我爬过死尸堆，到了围墙边。墙边有棵大树，我想爬上去翻出围墙，可爬了几次爬不上。忽然看见树下有两只粪桶，我把粪桶倒过来往墙边一靠，两脚踩在粪桶底，两手住墙上一撑，用劲一蹿上了墙头。墙头上插了好多碎玻璃，我也顾不得了，两手血淋淋的，一下跳下去了。脚扭了一下。墙外面是高家巷，我一拐一拐地连忙躲进一间空房。揉了揉脚，又把灰色大褂脱了，擦掉脸上的墨和身上的血。 　　路上有鬼子的岗哨，我绕过他们，到了水仓巷我弟媳妇的哥哥家。我喊不出声音来，敲了几下门：“我是老二，金义！” 　　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连连摇手，我讲不出来。他们给我洗了洗，又吃了点汤饭，好了一些。但脚不能走了，脚脖子肿得老高。左眼眶肿得睁不开。躲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拄着一根拐杖慢慢摸回铜坊苑五号我的家里。我老婆小娣子一见我这副样子，抱着我大哭了一通。 　　我的左眼后来就看不清楚了，过了几个月就瞎了。日本兵踢了我一脚，害得我成了“独眼龙”，还经常流眼泪。 　　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心里是清楚的。我的苦，我的恨，我对谁讲？对谁都不讲，我记在心里。〔他叫马金义，七十九岁。白发稀疏，两眼迷蒙。左眼白茫茫的似汪洋一片。他失去了一颗亮晶晶的黑宝石。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相依为命的妻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病死了。他是腌腊加工厂的退休工人，住在充满香味、咸味和臭味的卖腌肉、板鸭、皮蛋和卤菜的工厂门市部楼上，是集体宿舍。他是老工人，用纤维板隔了七八平方米，杂七杂八地堆放了他这一辈子所喜欢的东西。我去采访的那天正是中秋，他一个人端着铝饭盒扒着干饭，不时喝一口玻璃杯中的茶水。一边说，一边抬起那蒙上了一层白雾的眼睛看看我。他不停地眨巴着双眼，似乎想撕开这层雾幕。很遗憾。他的眼里，太阳不是圆的，月亮不是金的。他失去了一半的光明。〕 　　他失去了三个脚趾不会跑，也不会跳 　　听我奶奶和母亲说，日本兵到南京时，我家逃难到江北九里埂。腊月二十一，母亲生下了我。过了十多天，日本兵到九里埂去扫荡。村里人都跑了，我们家的人也急急忙忙跑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竹编的摇篮里。天快黑了，日本兵不敢进屋，在门口朝里边打了两枪，一枪打在我的左脚上，打掉了三个脚趾头。 　　我哭了。奶奶没有跑远，她听见我的哭声，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跑回来。门口还有日本兵。奶奶立即下跪，向日本兵求情。日本兵打了我奶奶两个耳光！ 　　奶奶把我抱起来，打开小被包一看，脚上全是血，像小葱头一样的脚趾打烂了。当时兵荒马乱，我妈不想要我了，说把我扔到江里算了。奶奶说：“他是来投生的，不是来投死的。”结果把我留下了。但我的脚从此残疾了，因为失去了三个脚趾，我从小不能跑，不能跳，两只脚一只大一只小！ 　　〔他叫周文斌。长方脸上有一对神采飞扬的大眼睛。中等个，白净脸，看不出有五十岁的年纪。我见到他的那天恰好是星期日，一家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正要出去游览。周文斌谈了他的残疾的原因后，应我的要求，脱下鞋袜，露出了那只畸形了的左脚：大脚趾以下的三个脚趾都没有了，它们像干瘪了的红枣萎缩成了肉瘤子一样的东西。穿袜子时，他要把袜头往里折一截才能穿鞋子。鞋子右脚大，左脚小。采访结束了，妻子和女儿们在巷口喊他快走。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他想奔跑，他想跳跃，可他的左脚不听大脑神经的指挥。他不会跑，也不会跳，一辈子都这样子！〕 　　魔鬼赐给他一条僵硬的手臂 　　你骑车来的？这么远的路。这里叫南北中村，那时有二十户人家，房子全给日本人烧了，死的死，散的散，老住户现在不到十家了。 　　我家跑反跑到沙洲圩的青石埂，躲在当地一家地主的草房里。日本兵枪打了一天一夜，在我们东边的毛公渡，子弹呼呼地叫，像过年放炮仗。我们三天没有吃饭了，母亲出去给我们买东西吃。地主不让我们住了，说：“日本兵要来放火了，快走！” 　　父亲和爷爷回家背粮食去了，哥哥拉着我蹲在塘埂子旁边，头上顶一块破的芦苇席子。 　　母亲回来了，她说，“要死了，怎么趴在外面，快回去！”她一手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进地主家的门还差两步，“叭”的一声，我手上一麻，叫了一声“妈啊”就倒下了。妈妈也叫了一声，坐在地上了。 　　那年我四岁，子弹从我的左臂拐弯的地方穿进又穿出，又钻进母亲的大腿。我的手臂和母亲的大腿上全是血。我疼得直哭，哭得昏过去了。过了两三天我才醒来，那时哪里去找医生？父母亲只好用破衣服给我包了包，又用一根绳子在脖子上和手臂上吊着。伤口先是又红又肿，后来烂了，老流脓，父亲天天给我挤，粘粘的，黄黄的，挤起来钻心痛，我咬紧牙关。越挤洞越大，收不了口子，烂了，后来生了蛆，一条一条的白虫子在伤口里面爬，我疼死了，烂了一年多，烂了个大洞！我小小年纪就吃了大苦头！后来安定一些了，父亲背我到长乐路医院，老医生讲：“来迟了，不然骨头可以接起来，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一枪打碎了我手臂里的骨头。医生把碎骨头夹出来，又塞上药，才慢慢地好了。 　　好了也没有用了，你看，手不能伸直了，也不能弯曲。伤了筋，五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会动，其它四个都死掉了，这条手臂也死了。喏，你看，比右手细一半，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多粗。我全靠右手了，干什么都只有一只手用劲。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挑副担不能换肩，锄地也是一只手，以前干活记工分，我只能拿七分，损失有多大？ 　　我母亲？我母亲运气好，子弹钻进她的大腿，没有伤着筋骨，从内侧穿出了。烂了一个指甲大的洞，没有啥影响。就是我苦。 　　苦了这么多年了，人也老了，苦头吃够了，不提它了。 　　〔他叫王子华，住在南京南郊的花木大队。花木大队种了好多的花，我是在花团锦簇的苗 　　圃里见到他的。他眯缝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理一个平头，头发花白了。额上有几道波浪形的皱纹。他是个小个子，不善言谈，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的形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右腋下夹着一个粪勺，正用一只右手在花圃中浇水。大红的扶桑花、雪白的茉莉花、芬芳的珠兰和金色的蔷薇花把这片红土丘陵地装点得如诗如画。一切是那么美好。只有王子华的那只成直角的僵硬的左手臂，显得极不自然和极不协调。〕 　　她成了风浪中一艘颠簸的船 　　我家是菜农，一直住在这个武定门城墙下。日本兵攻南京就是从这里攻进来的。那年我十八岁，生第二个丫头。男人啊？男人是招进来的，跟我的姓，姓彭，我娘只生了我们姐妹俩，招个男人进来撑门户。男人比我大十一岁，他也是苦人，也种菜。 　　冬月十一上午十点多钟，我生女儿两个多月了。尿布多，天冷不会干。妈妈年纪大了，她说她去洗，“你年轻，不能出去。”我说，“我去洗。”我男人正生病，脸肿得吃不下饭。他说：“外面子弹在飞，当心。”我端着木盆到屋后的塘里去洗了。子弹呼呼地叫，我也怕。过了一会，穿黄衣服的日本兵从城墙上翻下来了，边开枪边“啊！啊！”地叫。我一看吓得连忙站起来就跑。刚跑，叭的一枪打来，子弹从我的右腿骨上穿过，我倒下了，木盆和尿布都翻在地上了。走不了啦，日本人过来了，我不敢喊，就咬着牙在地上滚，朝家里滚。父亲从窗户里看见了：“丫头打倒了！”父亲连忙从家里跑出来，把我背回家里。棉裤、夹裤上全是血，我穿的破布鞋里也灌满了血，父亲扶我躺在地上的稻草上。 　　日本兵进来了，哇喇哇喇地说话。我怕得屈着身子，疼都不知道了。有个日本兵用皮靴踢我：“花姑娘！花姑娘！” 　　我给他们看裤上的血。另外一个日本兵挤进来，给我在枪打伤的地方涂了一些药水。 　　流了很多血，后来又长脓，肿得老高。我整整躺了三年，三年不能下地。 　　我的小孩满地跑了，我还不会走路！ 　　子弹打在这里，你看，膝盖下面一点。疼啊，我一直蜷着睡觉，后来结了疤，这只脚就伸不直了。怎么办？用一根木棍子像压馄钝皮子一样地在上面慢慢滚，慢慢搓，再用拐棍撑着一步一步地扶着走。走一步，疼得冒汗！后来就这样一瘸一瘸地走。干不了事，一桶水也不能拎，空着手走到夫子庙都脚骨疼，躺下来要一点点慢慢地伸直，坐着要用凳子搁着才好一些。日本兵这一枪害得我受一辈子的罪！ 　　〔她一拐一拐地朝我走来。在这古城墙下，还保存看这几排矮小的泥墙平房，这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它伴着她同经岁月的风雨。她要用双手撑着门框才能艰难地迈进门坎。她叫彭玉珍，六十八岁。黧黑的粗糙的皮肤和满脸的皱纹，记载了她的勤劳和辛酸。她把右腿搁在板凳上，一次又一次地抹去眼角的泪花，向我讲述她的苦难的一生。她说，五十年了，许多人侮辱她，喊她“瘸子”。她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她不能骂他们。有人问：“老太太，你的腿怎么搞的？”她只是轻轻地回答：“日本兵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