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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中国和日本的空军
1909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G.杜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天空即将成为战场。”杜黑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制空权”理论。他断言：“能够夺取制空权并利用它来击破敌人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抵抗的空军，可以不依赖地面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保证取得胜利。”杜黑主张建立与陆、海军并列的独立空军。空军制胜论的出现，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军事学术界以强大的冲击。在海军系统内人们对飞机和航空兵的大规模广泛使用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飞机与战列舰究竟谁的威力更大？
日本既没有马汉那样的海权思想家，也没有杜黑这样的空军制胜论者，但是，日本人对马汉和杜黑的思想都有相当的理解。正当欧美军事界对航空能力争执不下的时候，日本在1923年建造成世界上第一艘正式的航空母舰“凤翔”号。该舰长160米，排水量7000多吨，航速25节，能装载21架飞机。
1919年，35岁的日本海军军官山本五十六被派到哈佛大学读书。山本五十六在深入考察美国的石油工业和航空界发展动向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在未来的海上作战中将主要依靠飞机”的作战思想。从此，山本五十六这位有名的舰炮专家开始把目光从海面逐渐转向了空中。正是山本五十六的“航空制胜”思想大大推动了日本海军航空兵及空军的迅速发展，并对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空军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前者由陆军航空本部管辖，后者由海军航空本部管辖。日本的陆军航空兵分别驻守在日本本土、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境内。到1937年，有航空兵团1个，下辖飞行团5个，飞行联队16个，96个中队；其中驱逐机中队36个，侦察机中队24个，轻轰炸机中队20个，重轰炸机中队16个；拥有作战飞机1156架。其中：驱逐机432架，侦察机216架，轻轰炸机180架，重轰炸机128架，预备机200架。日本海军航空兵力，分为海上部队和陆上部队两种，到1937年，共有舰载飞机278架，陆上飞机567架，各型预备机200架，共计1045架飞机。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已有军事飞行员9820人，民用飞行员3000多人。
“空军制胜论”在世界上盛行一时时，中国的新旧军阀正在混战，陆军仍是投入最多的兵种，空军的发展非常缓慢。1928年，国民党政府开始设立航空署，下辖4个航空队，共24架飞机，1931年在杭州笕桥创办中央航空学校，之后逐步收编各省军阀的航空部队，建立了统一的空军。抗战爆发前，中国空军共设9个大队，即3个轰炸机大队、3个战斗机大队、2个侦察机大队、1个攻击机大队，共辖26个中队；此外还有5个直属中队。抗战开始时，中国能够作战的飞机只有300架左右，能作战的人员只有700人。此时，日本军用飞机90%由自己生产，而中国仍无一家航空工厂可进行批量生产。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设立了空军前敌指挥部，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1937年8月，又增设第一军区司令部，沈德辔任司令，石邦藩任参谋长。
在战争初期的华北作战中，中国空军并未出动，日军决定在华东地区与中国空军决战。在这一区域，日军投入作战的航空兵力主要是海军的航空兵。日本海军第3舰队在其作战计划中提出，航空作战的目的在于“开战第一天集中全部航空兵力，以急袭敌空军，取得先发制人的胜利”，以歼灭我空军，夺取战场上的制空权作为第一任务。中国空军实力远不如日军，但在1937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订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却对空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空军除主力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作战外，还要远征日本本土，以及日本所占东北、台湾等地区。另一方面，中国空军强调轰炸机的作用，试图在战争初期打击日本海军，阻止其在中国沿海登陆，而要求“尽量避免与日空军决战”。这是一种战略错误，因为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要想发挥空军的作用，彻底打击敌陆海军是不可能的。
八一四首战传捷
1937年8月13日下午两点，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下达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令，将空军主力紧急调往华东，要求各部队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准备出击的位置，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8月14日，上海地区正值台风过境，华东沿海一带阴云密布，风速达每秒22米，并降大暴雨。这天凌晨起，中国空军各部队奉命出击，执行轰炸任务。第５大队第24中队中队长刘粹刚首先率领９架“霍克－3”式驱逐机，在川沙县白龙港附近，击中一艘日舰尾部。8时，第２大队副大队长孙桐岗率领21架“诺斯罗普”式轰炸机，轰炸了吴淞口的日舰及公大纱厂、汇山码头等地的日军据点。9时许，第５大队丁纪徐大队长率领８架驱逐机出击，在南通附近击中日驱逐舰１艘。14时许，刘粹刚再次带领３架驱逐机飞往上海攻击日军据点。14时40分，第２大队的21架轰炸机经补充弹药后，分两批轰炸了公大纱厂、汇山码头及四川北路的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多次击中目标。这一天，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76架次，分9批集中轰炸上海敌军司令部、弹药库、登陆码头等重要军事目标，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敌舰。
当天下午，敌军决定实施报复。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官户冢道太郎根据台湾海峡、温州地区天气状况将转好的气象报告，命令日机偷袭在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和安徽广德机场。14时50分，日军飞机从台北出发，18时10分，杭州发出空袭警报。此时，第4大队机群已由河南周家口飞抵杭州。
受台风影响，杭州笕桥上空云高仅300-500米，空中能见度很低。18时30分，日军飞机发现了笕桥机场，在500米高空开始投弹，但命中率不高，仅炸中一些机场设施和加油车。我第4大队接到警报后紧急升空搜索，升入4000米高空后没有发现敌机，判断敌机已经降到云层以下。于是穿云下降，出云后立刻发现敌机正在杭州湾上空疏散队形。日机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各自搜索轰炸目标，但也等于自行解除了轰炸机群强大的空中交叉掩护火力，显露出日军无视中国空军的狂傲心态，给第4大队对其各个击破提供了良机。
第4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穿云下降时，发现１架身涂迷彩的日军轰炸机。日机也发现了高志航，炮口已经从枪塔中伸了出来。在第21中队中队长谭文协同下，高志航占好有利位置，沉着操纵飞机，加快速度，紧紧咬住敌机。他先从日机的后炮塔开刀，扫除了日机尾炮威胁后，高志航毫无顾虑地向前逼进，突然日机前面出现一块浓云，日机企图钻云逃命。高志航当机立断，手指迅速按下了机枪的按钮，击中日机右翼上的主油箱。一时间，火光四射，日机像个火球，坠落了下去，落在海宁钱塘江畔。
高志航首开纪录，这也是中国飞行员在空战中击落的第１架日机。高志航，原名高志恒，吉林通化人，1925年被张学良被派往法国学习飞行，出国前改名“高志航”，以做“空中英雄”激励自己。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和一群爱国军人积极请战，要求起飞杀敌。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不准抵抗”的命令。第二天高志航登上火车去北平请战，得到的还是同样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高志航当天就乘车南下。后来，他来到杭州中央航空学校。由于训练刻苦，要求严格，飞行技术高超，高志航很快晋升为第４航空大队大队长，领导３个驱逐机中队。高志航一直有个信念：一定要击落日机，否则就不是忠实的战斗员，就是怕敌人，那就不是中国人。他做到了，笕桥上空一番龙争虎斗，使他英名远扬。
在高志航击落首架敌机不久，第23中队队员梁添成不甘示弱，击落第二架敌机。第4大队第22中队在广德上空与来袭的浅野机群相遇，中队长郑少愚追敌至钱塘江上空，又击落1架敌机。
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前线竟会有中国战机，更想不到他们来得如此迅捷，如此凶猛，一下子慌了神，纷纷逃散。八一四空战不到30分钟就结束了。
综合中日双方的资料，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首战击落敌机3架、重伤敌机1架、轻伤敌机4架。在杭州被攻击者为：指挥小队的第3号机（正驾驶员姚崎三空曹、副驾驶员思地三空曹）和第3小队第3号机（正驾驶三井一空曹、副驾驶员森田三空曹），均被击落；第3小队第2号机（正驾驶山下一空曹、副驾驶川崎三空曹、轰炸侦察员大串三空曹）受高志航座机猛烈攻击，右主冀中弹21发，左主冀中弹14发，其他各部中弹38发，共计73发，重伤后勉强飞回台湾，降落松山机场时触地损毁，不能修理。在广德被攻击者为第2小队第2号机（正驾驶员小川一空曹、副驾驶员才田三空曹），燃料箱中弹冒烟，后来摇摇摆摆勉强低空飞行，未及回到松山机场，就在基隆港外的案岛灯附近坠海，人员获救。另外敌机有4架中弹受轻伤。在这次空战中，中国空军有两架飞机起飞时损坏，即刘树藩的2105号机和金安一的2106号机。刘树藩负重伤因失血过多而殉职，金安一仅负轻伤。还有4架飞机在与日方格斗过程中受微伤。
第4大队落地后，参战人员报告作战情况，各队队长交互核对统计击落敌机架数，复查坠机地点，确认空战战绩是击落敌机6架，2架敌机重伤败逃，我方无损失。转报大队长结合战场汇报情况，当时认为本次战果是6：0。
蒋介石在得知6：0的战果后，异常高兴。夜深人静时，蒋介石坐在灯下，日记上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八一四首战告捷，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中国空军倍受鼓舞。8月15日，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中日空军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空战。中国空军全面出击，抗住了日机60余架的袭击，击落敌机17架。8月16日，中国空军第3、第4、第5驱逐机大队
再接再励，击落敌机8架。
6：0的战果很快传遍了全国，万民欢腾。人们把它作为中国空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1939年9月，读者向《航空杂志》投书建议将每年8月14日订为“八•一四”空战纪念日，并作为空军节庆祝。国民政府采纳了这一提议，规定以后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空军将士，并编了一首歌曲：
八•一四，西湖滨，
志航队，飞将军。
怒目裂，血沸腾，
振臂高呼鼓翼升，
群英奋起如流星，
掀天揭地鬼神惊！
我何壮兮一当十，
彼何怯兮六比O，
一战传捷举世蜚声。
……
发扬民族的力量，
珍重历史的光荣。
……
武汉空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成为日本空军攻击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军开始了对武汉的大规模空中袭击。中午12时许，日军的26架
战斗机和12架轰炸机，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处会合后，直扑武汉。
中国空军第４大队所属的第21、22和23三个中队，立即升空迎战日机。双方几十架飞机在武汉上空，从高度5000米到几百米，上下翻飞，相互追逐缠斗。第21中队的柳哲生在战友协同下首开纪录。第22中队的И－15机群被12架日军飞机紧紧咬住，敌机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战术位置上也居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形下，大队长李桂丹沉着冷静，指挥第22中队与敌机周旋，以优势火力与敌机展开空中格斗，很快形成了单机混战的态势。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日机。第23中队的８架И－15驱逐机编队在索敌时，发现第22中队处不利态势，当即协同第22中队作战，击落２架日机。
以前敌机来时，武汉人民都躲到地下室，而在二一八空战时，人们都爬到屋顶观战，为空军勇士喝彩助威。
武汉二一八空战历时12分钟，第４大队击落日机正好是12架，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大队长李桂丹在掩护战友作战时，被一架日机击中，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４人也血洒长空，壮烈殉国。
12分钟击落12架敌机的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百万军民欢呼雀跃。２月21日，武汉各界2万余民众举行空前大游行和集会，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哀祭忠勇“飞将军”。
日军在二一八空战中吃了大亏，有2个多月不敢大胆侵入武汉领空，只是偶然在夜间向武汉偷袭。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即日本的“天长节”。日军准备在这天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为天皇祝寿。4月20日左右，我驻孝感的一架飞机在试飞时，击落一架日军侦察机，在这架敌机飞行员的日记本上我们发现这一重要情报。武汉空军得知这一计划后，立即更改作战计划，将中苏两个大队的战斗机都调到武汉集中，准备迎战。
日军调来海军“左世保”第２航空队完成轰炸武汉的任务。4月29日下午２时30分，日军由战斗机和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大概有70架左右，进犯武汉。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70多架飞机升空击敌。
空军第4大队再次参战。在武昌上空，第4大队与敌机比例为1：4。但空中勇士不畏强敌，奋勇突入敌机群同敌人展开了厮杀。开战仅仅5分钟，少尉飞行员陈怀民抓住战机，首先告捷，一举击落一架敌机。５架日机很快向扑了上来，猛烈地向陈怀民射击。陈怀民与敌机展开生死搏斗，不时抓住战机，发起攻击。不幸战机多处中弹，已难以操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却放弃了求生的机会，开足马力，向附近的一架敌机机背高速撞去，以身作弹、与敌同归于尽。
在陈怀民英雄壮举的鼓舞下，中苏空军勇士们越战越勇，经30分钟激战，一举击落日机21架，其中战斗机11架，轰炸机10架，取得抗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武汉的天空成了日本空军巨大的火葬场，歼灭武汉空军为天皇祝寿的愿望破灭了。
武汉再一次沸腾了，沉浸在一片祝捷的热浪之中。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还有普通百姓，蜂拥着奔向王家墩机场，热情慰问凯旋的飞将军。武汉花店里几乎一大半的鲜花，都被送到了这里，慰劳品堆积如山。
欢庆的人们没有忘记打听陈怀民，大部分观战的人都看到了他勇撞敌机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们还在盼望他归来。
陈怀民，江苏镇江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蔡廷锴领导的第19路军的学生义勇军，1933年进入杭州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毕业后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少尉飞行员，先后参加保卫华北和保卫上海、南京的战斗，击落击伤敌机5架，曾3次受伤。空军当局曾考虑调他到航空学校去当教官，但他稍一康复又驾战机重返蓝天。他曾对亲人们说过：“打仗就不能怕死，我上了天就没有想到要回来。”4月30日，冯玉祥赋诗纪念四二九空战，缅怀英烈，其中写道：“舍身成仁同归尽，壮烈牺牲鬼神泣”。6月3日，人们在青山附近的长江边发现烈士的忠骸，当晚即盛装入殓。
5月31日上午，日军飞机再次袭击武汉。中国空军第３、第４大队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正义之剑”大队相互配合，构成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日机窜入武汉上空后，见中苏空军已排好迎战队形，急忙掉头回窜。中苏空军勇士趁机反击，再次击落敌机10余架。
6月5日，武汉各界人士在汉口总商会礼堂隆重公祭陈怀民等4烈士。蒋介石亲临致祭，参加祭奠者约2万人。肃穆的祭堂，花圈如海，挽联如云，其中两幅格外引人注目。周恩来等人送来的挽联是：“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为民族献身的空军烈士的崇敬和悼念之情；蒋介石夫妇送来的挽联是：“武汉居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成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6日上午出殡，沿途群众争睹烈士遗容，交通为之堵塞，气氛悲壮，备极哀荣。陈怀民等忠骸合葬于武昌青山矶头。武汉商界名流陈经为表彰烈士之忠勇，特请暨南大学卢前教授撰写烈士殉国纪念碑文，立碑墓前，以备万世景仰。抗日战争胜利后，汉口旧日租界内的小路改名为陈怀民路，以纪念先烈。
在清理被陈怀民撞落的日机残骸时，发现了该机驾驶员高桥宪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及美惠子写给丈夫的信，信中充满了凄凉、孤独和对丈夫的缱绻之情。陈怀民的妹妹陈难读完该信后，写了《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谴责日本军国主义。高桥宪一的妻子，也在日本发表文章，悼念亡夫。当时的香港《读者文摘》将她们的文章同时刊载于一期上，并介绍她们通信，建立联系。这件事轰动了全世界，形成了强大反法西斯侵略的舆论。
重庆空战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久，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便下令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第345号大陆令要求：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须集中兵力，投入优良飞机，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日军试图轰炸重庆，达到这一目的：只要抗日政权继续存在，首都选在何处，麻烦便会秧及该地；进而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为实施对重庆的轰炸，日本华中派遣军航空兵团司令江桥英次郎中将下令第1飞行团长寺仓正三少将于5-7周内完成远距离航空作战和轰炸的训练任务，并随即开始对重庆进行拍照侦察。
1938年12月26日日军开始对重庆进行轰炸。首次轰炸因天气因素，日机命中率不高。
1939年日机共出动865架次，分34次轰炸重庆，投弹1897枚，炸毁房屋4757幢，炸死市民5247人，炸伤4196人。
1940年日军实施对重庆等地轰炸的“101号作战”，日陆军出动飞机21批、904架次，海军出动飞机54批、3651架次，共投弹27107枚，重2957吨；其中对重庆市区内的空袭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0021枚，计1405吨。“101号作战”历时110天，是日军对我进行的最大规模空中作战。
1941年，日本大本营决定集中在华航空兵力大部，对中国内陆作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实施“102号作战“。这一年，日本共空袭重庆81次，出动飞机3495架次，投弹8893枚，炸死2448人，炸伤4448人，炸毁房屋5793幢。由于与美英关系急剧恶化，日本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将第11航空舰队主力撤回国内备战。从1941年9月2日后，留华日本海军飞机仅余10多架，以后有所增加，但已无力组织大的进攻作战了，主要作战任务从此交给陆军。
八一四空战以来，中国空战在长期的与日军较量中，消耗很大，加上1940年3月份开始，苏联志愿队就逐步撤离中国，到6月，仅剩1个战斗机大队留驻，因此，重庆空战时，防空力量已大为减弱。重庆空战中歼灭敌机的战绩，比起1937年南京空战、1938年武汉空战和1939年的兰州空战，均相差甚远。但即使是防空力量已大为减弱的情况下，中国空军飞行员仍不畏强敌，视死如归，保卫了重庆。日军不得不承认：“重庆上空不好对付”、“靠轰炸来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并非易事”，其轰炸重庆的战略目的落空了。
重庆空战中，中国空军以弱旅对付强敌，涌现了一大批英雄。
1939年6月11日，日军第6次轰炸重庆，我4大队起飞15架战斗机拦截，在激战中，第23中队队长梁添成座机被击中，坠落于涪凌附近。至此，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荣立过赫赫战功的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梁添成等四位优秀飞行员已全部为国捐躯。
1940年7月16日，第４大队第21中队少尉飞行员丁寿康给泰国的叔父写了一封家信，说到“天气是这么热，我们生活得紧张辛苦，是自入队后所仅有”。信还未来得及寄出，丁寿康接到命令升空作战，不幸座机被击中，他的腿部中弹，被迫弃机跳伞，后因失血过多而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洪奇伟发现了这封家书，代亡友寄往泰国。丁寿康的叔父接到遗书哀痛不已，为纪念侄儿又将原信翻拍一张寄回国内。
1940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发表《向空军致敬》一文，对中国空军的英勇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这半个多月的敌机狂炸中，重庆的市民，经常在烈焰烟硝中过生活，敌人的烧夷弹虽然摧毁了部分同胞的房屋，化成了灰烬，但是烈焰燃烧不了广大市民对日寇愤怒的心。今天全重庆的市民无论男女老少，大家没有一点沮丧，反而增加了兴奋的情绪和紧张的工作精神，这是由于什么？我们不得不感谢空中的英雄，他们的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精神。因此，我们要特别代表重庆的市民，全国抗战的民众对英勇作战的空军将士致热烈的敬礼！
“四大天王”、“轰炸大王”铩羽中国天空
日本航空队每年都要对战斗机飞行员进行驾驶、编队、格斗、射击、轰炸等技术竞赛，评选出最优秀的4名飞行员，作为全体飞行人员的样板。1937年评选出被认为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为海军航空队的南乡茂章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山下七郎大尉和陆军航空队的三轮宽少佐。他们个个技术精湛，作战凶猛、残忍，且都身经百战，因此，被日本人誉为“四大天王”。
日本人没有想到，就是让他们推崇备至的“四大天王”，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竟全部被年轻的中国空军击落。
最先丧命的是三轮宽。三轮宽1918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9期，1920年10月毕业于日本陆军航空学校第10期，是日本空军中名副其实的老牌飞行员，被日本空军誉为“驱逐机之王”。
1937年9月14日，中国空军奉命组成陈栖霞任司令的北方支队，进驻山西省北部机场，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几天之内连续击落日本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重轰炸机大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侦察机中队长平长一大尉等人，击毙日飞行员14人。
9月21日时值中秋节，日本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战斗机大队长三轮宽率领川琦95式战斗机15架，掩护9架93式轰炸机，从大同阳高机场起飞轰炸太原。14时30分敌机编队遭到北方支队第28中队长陈其光率领的4架霍克-II飞机拦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国空军飞行员勇敢沉着，机智果敢地与日机周旋。陈其光紧紧咬住一架敌机，果断开火。这架95战斗机中弹后坠落在太原郊区大孟的一块麦田里。飞行员头部受重伤毙命，身上有一把佩刀，衣内有“三轮宽”印章一枚。事后查明，此人就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驱逐机之王”、“四大天王”之一的三轮宽少佐。
南京空战是淞沪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南京是中国首都，日军从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时便大举空中侵袭南京，妄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同时寻歼中国空军主力。在南京空战中，日本海军航空队第13航空队第2分队分队长山下七郎大尉成为第二个被击落的日军王牌飞行员。1937年9月22日，山下七郎从上海公大机场起飞，掩护轰炸机群轰炸南京。在苏州附近，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激战中，山下七郎的座机被高志航驾驶改造后的霍克-III击伤，迫降于苏州东面的太仓县境内。山下七郎和他所驾驶的“九六”式第126号舰载战斗机一起被俘获。山下七郎成为日军“四大天王”中唯一被生俘的飞行员。山下在受审时，很快供出了他的姓名、军衔等情况，而且还供出他参加侵华战争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后来，山下七郎同其他日军被俘人员一起被关押在成都的战俘管理所。山下利用看管不严的机会，积极搜集军事情报，并组织战俘越狱逃跑。事情败露后，山下七郎于1945年被判处死刑。
1938年1月7日，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分队长潮田良平率舰载战斗机９架，掩护木更津航空队12架轰炸机，由南京大校场起飞空袭南昌。中、苏空军飞机起飞拦截。空战中，潮田良平的座机被中国空军驱逐机第5大队飞行员徐葆畇贺驶的苏制И－15战斗机击中。潮田良平成了第三个被击落的“四大天王”。
日海军第15航空队飞行队长南乡茂章是“四大天王”之首的“空中霸王”，1938年7月18日，南乡茂章率舰载战斗机6架，掩护轰炸机14架，攻击机5架，由安庆起飞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激战。南乡茂章仍抱一个信念：先打掉对手的领队长机，以先夺人势，置对手于混乱之中。日军航空兵的这一传统战术曾因为他而屡放光芒，也使他越来越坚信这一战术是有效的。在混战中，他捕捉到苏联空军志愿大队大队长勃尔盖维森斯基的座机，并不动声色地向其逼进。这时，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不幸中弹，但飞机员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驶受伤的战机向附近的一架日机撞去。这架飞机正好是南乡茂章的座机。南乡茂章发觉后迅速躲避，但为时已晚，最后两机双双坠落于鄱阳湖中。南乡茂章毙命后，日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亲自参加追悼会，哀悼这个“空中霸王”。
1939年年1月，中国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设成都，成都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指挥中心，也成了日本空军打击的重要战略目标。
1939年11月4日，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奥田喜久司大佐率领54架重型轰炸机由武汉分两批空袭成都。中国空军第5大队等部29架驱逐机分批起飞拦截。先行起飞的第17中队7架“地瓦丁”式和第27中队7架N－15式驱逐机在成都至温江之间地区担任警戒任务，随后起飞的第29中队9架N－15式在成都上空巡逻，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N－16驱逐机在温江上空待战。
当奥田喜久司直接指挥的第13航空队首批27架“九六”式攻击机侵入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时，遭到中国空军第29中队迎头痛击。副中队长邓从凯求战心切，当他发现日军领队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向其冲去。日长机见遭到攻击，拼命机动逃脱。邓从凯咬住不放，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成都以南仁寿和简阳交界处上空，终于将其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毙命。邓从凯因座机多处受伤而坠落阵亡。事后查明，邓从凯击落的敌机正是奥田喜久司的座机。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字样的佩剑和奥田喜久司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
奥田喜久司号称日本海军“轰炸大王”，早在1937年就晋升为大佐，曾任日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长，1938年12月15日任第13航空队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他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的军官。
“人道远征”、“纸片轰炸”
1937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要求空军“准备全部重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坂各大城市”。但这一计划迟迟未能实施。
到1937年底，中国空军随着战争的失利，战机也损失了大半，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也调离第一线转到大后方。中国空军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决定远征日本本土，散发传单，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接受这一重要任务的是中国空军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和第19中队副中队长佟彦博，两架轰炸机上另各有飞行员３名。
1938年5月19日23时48分，两架装满各种宣传传单的飞机起飞，5月20日凌晨2时25分，以3500米高度飞临日本长崎上空，撒下了第一批传单。3时45分，双机编队到达福冈上空，在撒下传单的同时投下了照明弹。4时32分，编队飞越九州上空，第三次撒下传单。飞机在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左贺及九州各城市总共投下传单100多万张。之后，飞机掉头向西沿原路返航。5时23分，双机编队完成任务后顺利飞到公海。8时48分，佟彦博在玉山机场降落，徐焕升9时24分在南昌降落。两架飞机在机场加油后再次起飞，于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后，安全降落汉口机场。至此，第一次远征袭击日本本土胜利完成。
5月20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日本长崎、福冈等城市的居民发现，一夜之间，街道上、屋顶上到处是传单。传单内容计5份，分别为：中华民国中日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告“日本人民”，中华民国外交协会告“日本政党人士”，中华民国农民协会告“日本农民大众”，
中华民国总商会告“日本商工业者”，中华民国总工会告“日本的劳动者诸君”。其中一份传单上写着：“亲爱的日本人民诸君，贵国法西斯军阀不断榨取贵国民众膏血，驱使劳苦民众与中国兄弟互相残杀，现在已经到了反抗暴举的时期。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紧握着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暴戾的日本法西斯！”另一份传单上则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
这次被称为“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5月22日，周恩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空军人员进行慰问，并敬献锦旗两面，上面各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和“气吞三岛，威震九洲”八个大字。周恩来还发表了讲话，并与徐焕升和佟彦博合影留念。苏联《莫斯科新闻》称：中国空军“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并完成远征日本的艰巨任务。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无疑在将来要充当更重要的角色。”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极为重大，亦饶有趣味。”美国《华盛顿邮报》称赞中国为人道远征，“中国空军报复日机之轰炸为散布传单，与日本之文明相较，实令日本置身无地。”６年后，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全世界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中国飞行员徐焕升，照片文字说明中称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少将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抗日战争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面对飞机数量和质量都占有优势的敌寇，毫不畏惧，奋勇抗敌，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悲壮激昂的乐章。自1932年一二八事件始，至1945年8月14日止，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1128批，8847多架次，击落敌机529架，击伤敌机110架，炸毁敌机227架。同时，中国空军空战中一共牺牲空勤人员661名。空军英烈不畏强敌，前赴后继，死事惨烈，足以为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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