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 　　湘西地形险峻，山峦起伏，河道纵横，海拨1000米以上，绵延300多公里呈南北走向的雪峰山脉，是我国地形第二、三级梯阶分界线，为湘西崇山峻岭的第一道脊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湘西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这一地区是进出黔、川，威逼贵阳，迂回重庆的军事要冲地带。湘西若失、贵阳危急，重庆将陷于不保。 　　芷江处湘西边陲，在雪峰山脉的怀抱之中，是湖南进入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历来为湖南西部军事重镇。夏属荆州西南地域，商周属荆楚地，秦归辖黔中郡。公元前202年，设无阳县，是芷江地方建县的开始。屈原流放湘沅，因其《湘夫人》中有“沅有苣兮澧有兰”的诗句，故改名芷江。抗战期间，芷江是国民政府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储备有大量作战物资。尤其是芷江机场，是当时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 　　1938年1月，几万名民工汇集芷江，拉开了修建芷江机场的战幕。10月，机坪跑道扩修完成，导航台、指挥塔、掩体、疏散道等设施投入使用。1940年至1945年初，国民政府又多次征集大批民工和投入巨资，加固扩修机场，芷江由此成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芷江镇，瞬间从几千人膨胀到几十万人，热闹非凡，被称为“小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中央政治大学、航空第九总站等大批机关、学校、工厂，浩浩荡荡涌入芷江；中、苏、美、英等国空军相继驻此，芷江境内驻军云集，各军队及军事机构多达220多个，驻军总数达10万多人。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4大队，苏联志愿军空军中队，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飞虎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轰炸机队）、第5大队（战斗机队）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1944年初至1945年8月，中美空军的大批鲨鱼式、野马式、黑寡妇式战斗机、侦察机、中程B－25型轰炸机、大型C－46式运输机聚集在芷江机场，最多时达三四百架。芷江不仅是盟军的重要空军基地，而且成为保卫大西南后方的钢铁屏障和迎接全国大反攻的前哨阵地。 　　芷江机场的盟军飞机除与日机进行空战外，还担负着轰炸和切断华北、华中日军驻地后勤补给线、封锁长江、湘江及京广铁路运输线，阻止日军进攻大西南的重要任务。当时芷江机场是军事保密重点，凡这一地区空军作战战果报道，均以“红岩机场”、“湘西某机场”、“湘西盆地机场”等代号发布，为此，就更为芷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在1944年的日军“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中，中美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1945年3月下旬，日军付出了惨重伤亡，夺得了南阳、襄阳、老河口等军用机场。然而，日军后方的兵站、基地和运输线，仍然受到神秘机群攻势更强的狂轰。日军终于发现：神秘的机场，神密的机群，不在别处，就掩藏在湘西莽莽大山里，掩藏在芷江。 　　不断的轰炸，致使日军上海、南京至武汉的长江航运受阻，武汉至广州的铁路运输中断，东北、华北、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区联成一片的计划成为泡影。日军哀叹：“在中国战场，过去一直是由我们掌握绝对制空权作战，现在则经受了完全新的体验”。芷江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冈村宁次决定孤注一掷，夺下芷江，进而攻占四川。一场围绕芷江的争夺战――“湘西会战”，就在这种严酷的气氛中开场了。 　　冈村宁次孤注一掷 　　冈村宁次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1933年，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平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烬灭扫荡”，罪恶滔天。1944年，先后任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后，野心勃勃。他想创造一个奇迹，试图在湘西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而后进攻重庆，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然后抽兵支援已显败局的东南亚战场。 　　根据冈村宁次的设想，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部拟定了一个会战计划。计划准备从1945年3月份开始实施，由第20军的3个师团从邵阳向芷江进攻，用1个月时间占领涪陵，尔后攻占重庆；自3月下旬开始，第11军的3个师团由宜山进攻贵阳，再向安阳扫荡；5月下旬，第11军、第20军向泸州推进，北向进攻成都。 　　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计划。在1944年豫湘桂会战中，日军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土地，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它在这次会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已经不足的兵力更为不足和分散，战略态势与会战前比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形下，冈村宁次试图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会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向中国军队摊牌。但冈村宁次还是对这个计划充满信心。为了获得日本大本营的批准，他派自己的参谋长松井太六郎中将回东京，直接递交战役计划。但日本大本营对冈村宁次的冒险不感兴趣。在豫湘桂会战后，日本军方就意识到，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明显偏西，如果中美部队发起新的进攻的话，日方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日本大本营规定中国派遣军应实行东、西两面战略，东主西从，即以对美军为主，对中国军队为辅。因此日本大本营要松井太六郎告诉冈村宁次，让他放弃湘西雪峰战役的计划，全力对付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 　　但日本军队体制上的老问题再次暴露出来，日军前线带兵长官的的位阶与权力，都要大于参谋本部的参谋，因此日军前线部队敢为在战场上独断行事，而这往往根本推翻或是危及日军全面的作战计划。在被大本营否决后，冈村宁次仍在积极地准备着他的湘西会战计划。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由各方面军司令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鼓动他们支持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等人的反对，但由于冈村宁次的坚持，多数司令官表面上同意进行湘西雪峰战役。 　　于是冈村宁次和日本大本营玩起了文字游戏，拟定了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执行大本营对付美军登陆的指令，而实际上仍在进行湘西会战的计划。他告诉大本营，为了对付美军登陆，必须先摧毁美军在芷江的机场，以免日后反美军登陆作战中，遭受中美飞机的侧背攻击。他认为，中国军队必会全力保卫芷江，因此，长江以南的日军都应投入芷江作战。显然他的意图仍在于以芷江为突破口，向纵深发展，一举全歼重庆主力。 　　结果，日本大本营给了冈村宁次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应准备击退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美军主力，打乱他们的作战意图，确保大陆的主要地域，并要相机削弱重庆的军力。但大本营也认为，在日军进行抗击美军登陆中国沿海的作战时，从侧背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空军，将会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必须拔除这颗钉子。冈村宁次认为，大本营基本同意了他进攻芷江的计划。 　　日本大本营同意芷江作战目的在于摧毁芷江的空军基地，但冈村宁次内心始终不肯放弃进攻四川的念头，他要借机实施自己的计划。如日本战史专家所说的：“冈村总司令的真正意思，却是以重庆为重点，是西主东从的。也就是说，他所期望的是一面促进对美作战准备，一面依据已下达作战命令的芷江战役的进展情况，继续扩大西面作战”。 　　冈村宁次将芷江作战的主攻任务交给第6方面军的第20军，参战兵力包括第116师团、第34师团、第68师团和第47师团等，约8万人，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驻邵阳指挥。 　　国民政府倾其全力积极组织湘西会战，战斗序列如下：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辖第18军（胡琏）、第73军（韩浚）、第74军（施中诚）、第100军（李天霞），新6军作为第4方面军的总预备队；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辖李玉堂第27集团军，包括第20军（杨干才）、第26军（丁治磐）、第94军（弁庭芳），王敬久第10集团军，包括第92军（侯镜如）等。 　　。总计陆军为8个军23个师12万余，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担任总指挥。以上中国军队均为中央精锐嫡系。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共15个师，均为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仅这15个师的战斗力就优于日军数倍，再加上另11个师，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不仅当面力量对比不利于日军，就是整个后备力量中方也开始占据优势。1945年初春，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已通至昆明，从印度输入的美国租借法案物资每月可达6万吨以上。 　　湘西会战，日军难逃失败厄运。 　　日军成了案板上的肥肉 　　湘西雪峰战役从1945年4月9日开始，6月7日结束，主要在湘西邵阳、芷江、新宁等进行。 　　4月9日，日军主力第116师团从邵阳兵分三路，正面向西往雪峰山突击推进。最初日军推进得相当顺利，这增强了坂西一良的决心，他命令部队继续向雪峰山脉深处机动，从东、北两方面包围中国军队。 　　但战况很快发生了变化。4月23日第116师团右纵队在圭洞以东遭到第74军第51师坚强抵抗，转为守势，至25日，该师团第109联队仅剩546人。4月25日，日军左路第116师团第120联队在进攻洞口时，遭到第74军第57师的猛烈阻击。第57师与日军第116师团是老对头，在1943年的常德会战中，两军血战16昼夜，第57师几乎全军覆灭。这次狭路相逢，第57师官兵决心报常德会战之仇。在第57师的顽强打击下，日军第120联队伤亡1000余人，也未能攻占守军阵地。 　　在日军南线进攻线上，首先发起进攻的是关根久太郎的第58旅团。第58旅团的独立第115步兵大队先占领武阳，为策应第116师团的正面进攻，又派独立步兵第117大队于4月27日起猛攻武冈。驻守武冈的是第74军第58师。 　　武冈位于资水上游北岸，是中国军队南线的战略支撑点。武冈城内外构筑了三道防御阵地，全用黄沙、细沙、石灰混合筑成；内部防线是用糯米熬成稀粥搀和三合土构筑，一般手榴弹是无法炸开的。 　　4月27日日军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在十几辆坦克的掩护下，从东、西、南三面向武冈城发起进攻。第117大队大队长永里偃彦对胜利充满信心，布置完攻城任务后，他对勤务兵说，收拾好东西，准备进城喝茶去。 　　然而，日军三天内的十几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打退。关根久太郎拿出了他的毒招，动用了步兵的“特攻队”。150名“特攻队”队员身绑百斤重的炸药，头缠太阳徽号的白毛巾，先是冒死冲到城下，然后拉响了导火索。随着“人肉炸弹”的爆炸，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但很快被早有准备的守军堵住。关根见“人肉炸弹”一招不行，又命“特攻队”用绳梯登城，但悬挂在城墙上的“特攻队”队员，在守军美式卡宾枪、汤姆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的扫射下，纷纷落下。护城河堆满了尸体，河水成了血水。一直到5月2日，武冈城依然在守军手中。 　　在日军多路进攻受阻的情形下，5月1日，我第4方面军展开反击。日军被迫自5月3日起由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5月4日下达第116师团和第58旅团撤退至山门、洞口、花园市一带整顿的命令。就在这一天，何应钦下达转移攻势的命令。 　　此时，第94军第5师已将关根旅团的第115大队包围在武阳地区，在第5师优势火力的压制下，日军被冲得七零八落，到5月10日，第115大队自大队长铃木妥成以下官兵大部被击毙，只有炮兵小队长西政次郎等几个侥幸逃脱。同时，何应钦令第44师从背后攻击在武冈的日军第117大队。守城部队见援军来了，顿时杀出城外反击，关根旅团第117大队腹背受敌，危在旦夕。冈村宁次立即命令关根旅团撤出战斗，向武阳靠拢。何应钦向美国空军求援，不到两小时，从芷江起飞的14架战机，对刚到武阳城外的第117大队轮番轰炸，凡有日军的地方，均遭到美国的凝固汽油弹的袭击，到处是一片火海，第117大队只得向高沙市逃窜，何应钦立即派第74军前往拦截，将其包围在高沙市西北地区，全歼了第117大队。 　　5月9日，冈村宁次下达了中止芷江作战、部队适时撤回原驻地的命令。我军开始全面反击。在追击中，日军第109联队大部被歼，第117大队被全歼，第133和第120联队损失惨重。至6月7日，日军残部在第20军新调的近10个大队组成的集成部队掩护下，逐次退到邵阳地区。我第4方面军收复了所有在这次作战中失去的阵地，恢复了战前态势。湘西雪峰战役至此结束。 　　湘西战役，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已经超过日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中国空军控制了战场上空，日军航空兵几乎完全丧失活动能力。日夜不停的轰炸，敌粤汉、湘桂铁路运输线瘫痪中断，长沙、衡阳、冷水滩机场被炸毁，日军的集结、补给严重受阻。这就使得日军在作战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其芷江作战以彻底失败告终。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此役共杀伤日军28174人，俘军官17人、士兵230人。日军第20军当时的统计是，战死1017人，病死2181人，战伤1181人。日军公布的数字肯定是缩小了的，冈村宁次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在给他家人信中说得很清楚：“冈村宁次发动的芷江作战，我们大日本皇军成了中国军队案板上的肥肉”。 　　日军的混乱情绪 　　战争进行到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的败相已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太平洋战场上，这年3月，美军占领了莱特岛，4月1日，美军开始进攻冲绳岛，向日本本土发起攻击；在东南亚战场上，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这种背景下，冈村宁次发动芷江作战，本身就是一种混乱情绪的产物。他既没有听从大本营的指令，也没有听取部下的劝告，发起了被他称为向中国摊牌的会战。这位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狂人，已经被要挽救日本法西斯灭亡的狂妄情绪所控制。 　　然而，日本法西斯行将覆灭给日军官兵带来的心理阴影，并不会因为冈村宁次的狂妄而消除。指挥芷江作战的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是留学过德国的陆军大学高材生，为日本关东军的著名战将，而到芷江作战时他已堕落为一个酒鬼，酒醉后行为古怪，语言粗暴。他的部下发牢骚，“军司令官可能是饮酒过量的缘故，有些神经过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参谋们很不愉快。而且统率风度不够稳重，缺乏体察实际情况的精神”。 　　在进攻失败后，日军官兵中充满了厌战情绪。第116师团长岩永汪和第47师团长渡边洋联合发电报给南京的冈村宁次，要求中止芷江作战。冈村宁次认为这两个师团长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要严肃处理。他派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前往前线调查。小林浅三郎回来告诉他，前线官兵厌战情绪相当严重，官兵装病的多，夜间开小差的多，贴反战标语的多，自杀的多，甚至有的士兵公开枪杀军官后再自杀。小林浅三郎还说，已有5名联队长提出了辞职返乡的要求。厌战情绪在日军官兵中流行着，它说明，日本侵略军真的是气数已尽了。 　　当然，在日军官兵中，与冈村宁次一样有着不甘失败情绪的人也大量存在。直到日本宣布战败后，有的日军军官还不承认战败，公然说，二十年后日本会更强大；有的在墙上书写“二十年后再来”的口号；还有一些军官喝醉后投江自杀或剖腹自杀。 　　鬼子的末日来到了 　　日军已经是日暮途穷了，完全没有了昔日攻城掠地的嚣张气焰。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已不能再战胜国民党军队了。在敌后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从1944年起普遍开始了攻势作战。 　　山东军区在1944年进行了3514次主要战斗，其中主动发起的进攻作战达73%，将原有敌伪据点攻克逼退了大半，从根本上扭转了山东地区对敌作战形势。 　　冀鲁豫军区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收复县城7座。局部的反攻作战将从前的小块游击区扩大，连结成了大块根据地，大大巩固了冀鲁豫根据地。 　　太岳军区在1944年收复了沁水县城，攻占迫退了28处敌据点，开辟了大片新根据地，并控制了黄河的芮村、蓼坞等渡口。 　　在1944年的作战中，晋察冀军区共歼灭敌伪4万多人，克复逼退1700个据点、碉堡，扩大了根据地。 　　晋绥根据地也开创了向敌局部反攻的新局面，在秋季攻势中，收复国土110平方公里，解放5万多人民；在汾阳攻攻击战中，攻克据点48个，收复国土77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万多。 　　华中敌后根据地在1944年的攻势作战中，共歼敌5万多人，解放了74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 　　1944年，河南各根据地发展迅速，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华中两区的联系，基本达到了预定“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1945年，各解放区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反攻，至8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共歼俘日伪军12万多人，攻克53座城市，在华北、华中许多地区，已将敌伪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主要公路干线的一些孤立据点里，为发动对日寇最后一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战略大反攻的第1号命令，号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向日军发起了最后一击。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受降 　　在绝望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电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令其派代表到玉山（在江西省上饶市）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同时，国民政府指派何应钦为中国战区受降主管。后因下雨玉山机场受损，临时把受降地改为芷江，设在七里桥空军5大队14中队俱乐部。 　　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各战区和各方面军长官汤恩伯等人陆续到达芷江。傍晚，何应钦及其参谋长萧毅肃、行政院顾问团，以及新闻记者等50余人，分乘4架运输机飞抵芷江。 　　受降会场为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处及休息室，正中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都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和平之神”；右边则缀以“正义”两个字。会场前旷地上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21日上午10时，何应钦召开记者招待会。11时15分，日机飞抵芷江机场，冈村宁次的洽降代表、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走出机舱，立正请示，征得答复后，面带戚容地走下飞机。下午3时，中方受降代表、列席代表、中外来宾齐汇会场。3时40分，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等入场，坐在下方投降代表席。下午4时，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今井武夫向受降代表萧毅肃出示了证明身份的作战命令副本，呈交了日本在华兵力配备分布图，接受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中字第1号投降命令备忘录。4时40分，今井武夫在“受降取证”书上签字。4时50分，日本降使退出会场。至此，由日本一手在中国北京卢沟桥上点燃的战火，在湖南芷江七里桥头熄灭。中美军政界人士及中外记者100余人列席会议。 　　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舰，中、美、英、苏、澳、加、荷、新（西兰）八国代表齐聚，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长海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书。 　　9月3日，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确定在南京举行。 　　1945年9月9日9时，是中国人民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此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签下了投降书。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和外国签订了近百个条约，惟独这一次是胜利的、平等的。在南京，各机关团体、工厂、院校、商店，到处挂满了国旗，主要街道上扎起了松柏牌楼，牌楼上高高悬挂着的两面国旗间，夹着鲜红夺目的“V”形标记，在青翠的牌楼中嵌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门上，扎了彩色牌楼，牌楼中间嵌着“和平永奠”四个金色大字。总司令部广场旗杆林立，悬挂着联合国52个国家的国旗。 　　8点多，日军签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个个剃光头，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分乘三辆小车，从青岛路1号出发，在人群的喧闹声中，向黄埔路驶来。南京人一大清早纷纷涌到冈村宁次车子必经的广州路、珠江路、黄埔路两侧，要亲眼目睹这个杀人魔王失败后的表情。一路上，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有人放鞭炮送瘟神，有人扔石子、掷西瓜皮，气愤的人群挥舞着拳头。 　　受降仪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礼堂中央高悬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照片，屋顶上垂下宽大的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四周摆满了鲜花和松柏，中间设了受降席和投降席。受降席由三张方桌拼起，对面的投降席由三张美式长条茶几拼起，上面均用白布铺着，受降官坐的是皮包弹簧椅，投降官坐的是布包弹簧椅。新6军负责仪式的警戒工作，士兵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戴着白色手套的双手紧握着冲锋枪，增添了会场的肃穆紧张气氛。受降与投降席两侧坐的是从重庆飞来的少将和省长以上接受大员们，以及美、英、法、苏、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官代表团和中外新闻记者、摄影师。 　　8时53分，何应钦宣布中外记者摄像5分钟，然后令冈村宁次呈交证明文件。9时整，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冈村宁次在签字时，手微微颤抖，所盖图章也略微向右倾斜，并在签字后盖章后低头俯视投降书50秒种左右。9时6分，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9时8分，何应钦把蒋介石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交萧毅肃转送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再在受降证在签字盖章。至9时10分，签字仪式全部完毕，日方投降代表退出会场。 　　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喜庆气氛弥漫了华夏大地。人民以各种方式庆祝胜利，革命老人谢觉哉在中秋节这天写了一首《抗日战争胜利》的诗，抒发情怀： 　　八月十五复仇节， 　　八月十五胜利天。 　　伏尸流血五千里， 　　尝胆卧薪一百年。 　　虎待全擒须扫穴， 　　鱼还未得莫忘筌。 　　拼将福祉贻孙子， 　　嘉岭山头看月圆。